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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群窃国硕鼠--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

作者:超级工程一览 发布时间:2014-12-24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为了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厉以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北京大学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劳动锻炼,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农村劳动。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翻身得势,人称“厉股份”。】

  什么叫私有化?弗里德曼88年来中国,他在上海就讲私有化,到了北京,大概是快要离开的那次宴会上他就讲,"我想来想去,彻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彻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所以这种概念讨论我不认为有太大的意义。我还是坚持我97年给中央的那封信里的意见,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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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吴敬琏的父母均打成右派分子,27岁的吴敬琏与父母划清界限,并揭发批判。1964年批判经济学家孙冶方(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34岁的吴敬琏积极参与批判。直至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后,吴敬琏还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岂知其后来以积极鼓吹市场经济闻名,人称“吴市场”。】

  “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

  【1950年,21岁的茅于轼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从火车司机做到工程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60年下放到山东藤县庄里东村公社改造,文革中遭到群众批斗。1978年改革开放后翻身得势。1993年茅于轼和盛洪等经济学家,共同创建了由美国基金会以及私人资本资助的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罗一批经济学人,倡导自由市场经济。茅于轼等人长期散布言论咒骂毛泽东,咒骂社会主义,公开为资本主义吹鼓呐喊

  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最终的结果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文怀沙(著名国学大师、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

  【1963年12月,北京东单青艺剧场,举行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罪名为“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一年。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1964年5月,文怀沙被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刘晓波(2009年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依法逮捕。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1955年刘晓波生于吉林长春,1969-1973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4年7月作为知青插队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1976年11月长春市建筑公司当工人。1977-1982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3月-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因回国参加XX事件而中断,犯下“反革命”罪被捕,并开除公职。】

  “国家进口一总理,或者干脆让美国人来打理”、“只要民主制度健全,即使统治者是外国人,主权仍然在民”。——袁裕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张维迎(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为了日中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岳飞、文天祥根本不是民族英雄”。——余桂圆(国家中小学教材组编写组长)

  要老百姓学习“笑眯眯的印度乞丐”、“武训传”——南方周末

  “我有很多汉奸理论,例如早在1997年,我就曾经与现已故法学界重要学者谢怀轼谢老,争论过抗日战争问题,我曾说,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经》法律顾问)

  “做亡国奴嘛,呵呵,不错的选择!沦为殖民地嘛,哈哈,很好的归宿!”“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焦国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报刊言论作家,杂文家)

  “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庞中英)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是文人“公知”当权治国。中国文人“公知”当权治国的体制最悠久、最彻底、最系统、最全面,结果就是中国朝代更迭最频繁,内乱内战外患最多,大规模自相残杀死人最多,科学技术发展最缓慢。文人“公知”跟任何政权都没有不可割裂的关系,随时随地可以投靠别人,不需要顾忌政权的灭亡,是名副其实的亡国动乱专业户,几千年来亡了一朝又一朝,败了一家又一家,已经亡国亡惯了,败家败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亡国、再来一次“顺天应时”、“良禽择木而栖”——说是“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几千年来给谁管谁破产,还要继续管,还要“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而敢于对文人集团下刀子的皇帝,无不被文人集团咒骂为“暴君独夫”。

  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文人公知,不过是说了窃国者们想说,而又不能公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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