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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专题:咱们工人有故事

作者:袁长庚等 发布时间:2015-02-28 来源:破土工作室 字体:   |    |  
《破土》推出了〈咱们工人有故事〉专题,访问了国营工厂的退休老工人。

  2015年1月出刊的《破土》杂志第三期制作了〈咱们工人有故事〉的专题,访问了二七机车车辆厂、江南造船厂、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红钢四家对中国现代工业建设有重大贡献的国营工厂的退休老工人,请他们讲述在这些历史悠久、表现杰出的国营工厂工作的经历与感想,对比了毛泽东时期与所谓改革年代工人的劳动精神与待遇的巨大差异,鲜明地呈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为我们了解社会主义体制下工人阶级的思想、地位留下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材料。

  【专题】咱们工人有故事

  导语:历史缝隙中的工业记忆/袁长庚

  百年二七机车车辆厂——驶向何方?/左楠

  能不忆江南?/梁敬婷

  跨越半个中国的纺织因缘——女工文珍访谈记录/管田欣

  钢城旧事/陈桂林

 

  导言:袁长庚:历史缝隙中的工业记忆

  新的世纪已经过去十多个年头,历史的撰写者们已然开始着手给它起一个悦耳的名字。幸运的是,选项似乎颇多: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数字时代、后工业社会、后冷战时期…与之相比,“工业化”,带着它油腻、笨重、浓烟滚滚的字面含义,呆板丑陋、满目疮痍。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实践,在贡献了足够多的荣耀与屈辱之后,它被勒令从历史的宴席上起身、离去,似乎不再享有任何把盏言欢分享盛宴的权利。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期所集结的文章,来自于某种有意为之的设计。在不合时宜的时代背景下,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将这些并不久远却多少有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碎片重新带入文字记录的视野,一方面是源于我们自身所持守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回答当下若干紧要却隐晦的提问。因而,还需要坦承的一点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并非痴迷于打捞另类记忆的写作工匠,他们自有其态度,并且从未遮掩或回避这种态度。他们的某些品质或观念,与这个纷繁的时代格格不入,其书写也就如夜鸟间或的鸣啼一般令人不快。在人人皆言盛世、崛起的转折点上,在“在这个炸药催着导火索、导火索催着打火机的时刻”(黄纪苏语),他们试着用手电筒般的微光伸向当代史的一些晦暗的罅隙。

  作者们无法,也不应独占历史书写的荣光,这本书真正的所有者、创作者,是小安琪、赵老、周家秀和江南二村的煺休工人们。在起伏跌宕的大历史与微妙的个体命运之间,他们嗬护着昂扬的生命力而又隐忍着历史赋予的悲伤与屈辱。在“当家作主”和“跑步向钱”之间,他们于半梦半醒中跌入无声的暗面,一觉醒来“换了人间”,和汽笛、机器的轰鸣一起被倏然叫停。此后,是听凭人家举起自己的手指,在厚厚一叠光线无法穿透的判决上,摁下猩红印记。

  今年秋季,我曾经陪同几位美国商人去寻访沈阳铁西区。出租车驰过浑河大桥,窗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档小区,建筑考究、绿化精致。这些金发碧眼的异乡客,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十多年前,这里处处是高耸入云的烟囱,不分白昼黑夜地喷吐浓烟。他们更无法想象,上下班的时刻,数十万工人身着制服潮水般进入这城市机体的每一处末梢是何种情景。二七厂、江南厂、青岛国棉六厂、红钢……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这些壮硕的细胞覆盖在时间、空间上,滋养着社会主义母体中的万物。而市场经济像神奇的化尸水,在短短的数年间,这一切消泯于无形,好似从未发生。

  “自强求富”在犭儒主义的史学观点中被压缩为政治经济学算盘的叮当作响,也正是这种残酷且颟顸的逻辑可以将历史的教训、经验轻易换算为账簿上的“入不敷出”,从而导演千百万人的命运悲剧。令人啼笑皆非的景观是:一方面它似乎盘踞在人道主义的高岗之上,以物质的贫乏和家国的羸弱来简化或否定历史的丰富意涵;另一方面,它又声称“GDP主义”是荒诞的价值标尺,将物质生产或财富积累仅仅视作“道德滑坡”的丑陋注脚。断裂的解释造就了断裂的书写。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主流社会可以深入千百年前的宫闱去探查帝王秘辛,却无法还塬自身所亲历的当代史。在浩劫与春天之间的,是盲音。

  任何一种严肃的乌托邦想象,都不会依附于账房先生或绍兴师爷一般的精明,它是面对“人”的局限性而展开的冒险。它不是坠入现实的丰盈,而是不断试图冲向未知的、未来的稀薄的可能。二十世纪中国最为大胆的想象,是“塑造新人”,是将亿万赵老师傅那样的历史庶民接纳到建设者的队伍当中,摆脱主奴关系的压榨。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之中,辞旧迎新,翻身歌唱所迸发出的光与热,自有今日的熙来攘往所难以体认的真实感。告别革命的年代,有无数理由可以将这种曾经真实存在的状态解构为虚无,而这种种前赴后继的解构又构成再次出发的起跑线。于是明暗之间的闪回,模煳了对过往教训的总结,转而去生产更多的教训。

  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一书中,通过民族志书写,展现了一种作为人之再生产的工业化经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业,除却机器和劳作之外,还包含着某一社会自身的全面成长。而工业化对“人”之自由、幸福的想象和评判,也不会单薄到仅以个体欲望的制造或再造为标尺。在高度组织化、严格纪律性的前提下,它首先要求人对其社会性充分自觉,这种自觉本身又意味着它将溢出厂房、车间,走向日常生活,形塑一种独具特色的、对理想状态的“人”的憧憬。在时下热衷于悲叹士绅不存、道统难续的风潮中,本书所收录的五篇文章或可证明:社会主义时期的厂矿社区中,曾经部分且短暂地实现了工业社会对地方士绅自治的革新,它所蕴含的的道德能量及其所达成的实际效果,都远非“大锅饭”这个空洞的标签所能抹杀。或许值得追问的反倒是:从何时开始,我们的社会一边追念前现代田园图景,一边歆享惊人的消费主义狂欢?

  电影《耳朵大有福》一片结尾处,受尽屈辱与歧视的“前工人”王抗美,终于在雪夜无人、万籁俱寂的大街上,一边骑车飞驰,一边高声唱出《长征组歌》。历史从未有过空白,但历史的褶皱却有意识地雪藏一些血肉丰满的记忆。我们所献上的这期文章,是一种微薄的努力,以此期待着更多的声音从不为人知的暗夜里,飞向天空。

  文芹:百年二七机车车辆厂——驶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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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斜阳,扑在人来人往的长辛店大街上,那些在大街上发生的历史——工人俱乐部、劳工补习学校、火神庙,那些斗争、反抗,那些工人流过的血,如今只变成了一扇扇闭锁的门、一个个冰冷的石碑,就连二七纪念馆,也落满灰尘、门可罗雀。似乎少有人会知道,1923年2月7日,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大罢工,许多工人为了阶级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今天,工厂依旧不是工人手里的工厂,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长辛店大街旁,就是二七厂,即二七机车厂和二七车辆厂。工厂前身是建于1897年的清朝邮传部“卢保铁路卢沟桥厂”。1921年初,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两年之后这里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二七大罢工。因此,建国之后,工厂改名为“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1980年1月1日铁道部将其机车制修与火车制修分离分立,分别成立了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厂和铁道部北京二七车辆工厂。2000年之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终于推向了这个百年老厂,两个厂相应变身为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北车集团北京二七机车厂有限责任公司(现为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90岁的赵老住在长辛店大街上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里。听说我们要过来,老人家一早就做好了准备——换好衬衫,洗了几个苹果放在盘子里。一见到我们就激动地拉着我们的手说:“太高兴了,过了这么多年,北大的学生又回到我们长辛店,回到我们二七厂了!”

  “我们共产党就拿电焊焊在这儿,不走了!”

  赵老1943年就进入了二七厂,在他数十年的工作中,经历了工厂产权的多次更迭,也清楚的知道产权的变更对一线工人意味着什么。

  生产机车和车辆的二七厂,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业部门。在长辛店大街上长大的赵老,目睹了日军入侵、抢占工厂的全过程。1943年,18岁的赵老进入二七厂,担任车电工。“我来的时候还是日本人统治,当时因为打仗,工人待遇比较低,就把工资变成了食物,每月发一点豆饼、高粱,每天还管饭,这就是所有的工钱了。但工人还是挺满意的,因为吃不饱饭,家里人也没什么经济来源,能有东西吃,不至于天天饿肚子就是很好的了。”战争中的工人渴望着胜利早一点到来,好让他们安心地开展生产,过上安稳的、有保障的生活。

  两年之后,抗战胜利,国民党政权进入二七厂。“国民党来了,待遇稍微好了一点,但贪污腐败太厉害了。工人待遇太低,职员、管理层待遇很高,差别很大。当时我每月拿40多块钱时,厂长能拿80到100块。工程师就更高了,能拿100多块。这就算了,他们还不把老百姓的粮食当回事儿。1948年,他们快不行了,就经常跑老百姓家里明抢豪夺。跟街边卖烙饼的说‘来几斤烙饼’,也不给钱,直接打一个我是哪个哪个官的白条,就直接拿走了。老百姓不满意啊,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管事啊。长辛店上的老百姓还得指着二七厂过活呢!”

  日军作为帝国主义入侵者,直接抢占了工业资源,把二七厂作为提供战争储备的平台,自然是不会把中国工人当成人,而是仅仅当做生产工具,所以他们把工资折算成粮食发给工人,这种方式与养牲口无异。帝国主义的入侵是赤裸裸而无人性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夺回了企业主权,二七厂由国民党的交通部特派员办公室直辖。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旧没有走出发展困境,企业内部矛盾凸显,主要表现为管理人员、技术工程师和一线工人巨大的收入差异。同时,建国前的二七厂在生产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提升,承担的是机车的修理,制造机车的技术一直被日本人掌握,工厂的技术长期滞留在一个水平。

  赵老告诉我们,1949年,就在解放战争结束前,彭真将军就来到了二七厂,说:“知道大家这些年也折腾了不少。这次共产党来了,就拿电焊焊在这儿了,不走了!”当时二七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地下党队伍,一方面组织生产,对其他工人进行宣传和教育,促使大家对物价飞涨、工人低薪的社会经济背景有所认识,另一方面策反几位厂长,以争取二七厂的和平解放。这一秘密而又艰巨的任务最终取得了成功,北平解放后,共产党顺利接管工厂,进行工厂生产方式的变革。

  轰轰烈烈的建设

  生产方式的变革具体表现在车间的工作中。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保住了二七厂,大部分工人和管理者还在塬岗位上,不同的是工人开始成为工厂的主人,重塑工人主体。同时,工厂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实践就是生产全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1958年6月15日,二七厂第一部国产“建设”型5321号蒸汽机车启动,这也是全国第一部自主建设的蒸汽机车。而这部机车从当年5月20日开始准备,到最后试制成功,仅仅用了25天,各个配件性能良好,完全达到塬有设计精度。在仅仅88天后,即9月14日,第一台内燃机车诞生,虽然六百匹的马力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是一个重大突破。在此之前,从二七厂到整个中国,我们只能修机车而不能建机车,这两部机车的诞生重新书写了历史。

  这两部机车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建造出来的呢?工人们回忆说,在每周两叁次的集中学习中,他们大都认识到了这次生产任务的重要性。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十分卖力。例如设计图纸,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计划科的就跑到青岛、大连等地借来国外的图纸进行借鉴;在烧制一些大型零件的时候,因为厂里的锅炉过小,大家就到北京市内其他厂借锅炉;有些配件,如机车锅炉的罐筒,厂里从来没有生产过,相关的技术人员就到一家锅炉厂学习罐筒焊接方法,一点一点学会并精通。

  有几位女工告诉我们,1958年那一整年,她们都在辛勤的忙碌中。有时甚至吃喝睡都在车间里,家属时常到车间为大家送衣送饭,有时还帮助运料。有位女工正好在那年怀上孩子,怀孕7个月时医院开具了证明,可以到后勤部门参与清闲的工作,她不想离开车间,还要和大家一起干,就把证明先收了起来,快临盆时才拿出来。她一出月子就立刻投身到生产之中。如今,很多人谈起那段历史的时候,都会以放卫星、浮夸风之类的字眼轻易带过,但是工人们的讲述,却让我们感叹其中工人所付出的劳动。

  工人们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呢?一位老工人为我们总结了两点塬因:一是宣传和学习。宣传主要在平时,每天上下午工间的时候,用广播的方式播放一些读报内容或鼓励性的话语;学习较为集中,一周两次,各个工人小组一起读书读报,小组长或宣传员为大家进行时事分析,分析国内外的局势和工人的任务,让大家清晰的了解自己当下的工作。二是在工作过程中不分级别,党委书记、工厂厂长全部到车间参与生产,制造发动机没有硅钢片,党委书记就亲自去太塬采购硅钢片,厂长随时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解决疑难问题等等。这些都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

  二七厂能够迅速完成两台自主研发机车的生产,本质上来说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密切相关的。只有工人掌握技术和生产过程,才能够清楚准确地知道哪里需要什么零件、什么技术,并且努力完成。只有工厂属于全体工人共有,工人能从自己的劳动过程中看到价值,才可以紧密地分工合作,才能从最终的劳动成果中感受到快乐。这种劳动的快乐是持久且强大的,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仍能从工人们的话语之中感受到。

  改制:谁的变革?

  改革开放之后,国企改革之声不断出现,百年老厂二七厂,也免不了走进改制的命运中。

  二七厂的改制分为叁步走。第一步是分厂。1980年,二七厂被拆分为了二七机车厂和二七车辆厂,都由铁道部直接管辖。第二步是脱离铁道部。2000年,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和北车集团公司相应成立,与铁道部脱钩,归国资委领导和监管。二七车辆厂和机车厂就是分别属于南北两个厂的子公司。第叁步是上市。2006年11月,机车厂进行主业改制,召开了公司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会,确定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了《公司章程》,并完成了中国北车集团北京二七机车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注册,及新公司股权转让前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随后,在集团公司的运作下,新公司的股权转让在天津产权交易所挂牌,而车辆厂的改制也随着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于2008年正式上市。

  如今,二七机车厂员工总数为3491人,固定资产塬值109253万元,净值65825万元。车辆厂员工4286人,固定资产净值1.69亿元,年销售收入近20亿元。

  改制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投射在工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映像呢?杨师傅,一名80年代的劳模谈起这个过程颇有感触。他为我们拿出一份1988年的厂报,推荐了一篇《十二年不辍革新志》的文章,里面记录着一个故事:1988年,杨师傅患病住进厂医院,听见主刀大夫叨念说“这个手术台坏了好几年了,不能升降,手术时累了想直直腰都不行”,在杨师傅出院的头一个星期天,他就带着两个徒弟修好了手术台的液压泵。“这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事了,现在医院也不当是工人自己的了,手术台坏了赶紧换新的,没准儿还能捞点油水,怎么还会去修呢?我带去的那两个徒弟,都是技术能手啊,做起零件来又快又准。90年代之后就都下岗了,现在就只能在厂门口看车,有时帮推一推,一个月挣个一两千块钱。不过其实就算留在厂里,工资也高不到哪去。他们都是技术能手啊,培养一个这样的技术能手,少说也要十年,这样太浪费了!”杨师傅痛心疾首地说。

  工人与管理者的工资差异拉大,始于80年代中期。工人告诉我们,在50、60年代,工人和干部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大,技术工人的工资有时比干部还要高,甚至有一些干部因为家庭负担大主动要求到一线工作,以拿到更高工资。可80年代中后期,一纸文件下到了厂里,指出干部工资可以达到工人的叁到六倍,这极大地挫伤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大多倦于投身直接生产。在我们访谈的工人中,大家普遍反映,每月的工资大多为3000元左右,这与二七厂公布的巨额资产值是明显不相符的。

  一个雾霾的中午,我们站在二七机车厂的门口,看到一批批的工人从厂房里出来。工厂外面早已被卖快餐盒饭的叁轮车填满,工人们买一份10块钱的盒饭或一个玉米就匆匆走了,一些年轻的工人还要赶着回家看一眼孩子。他们早已没有了厂办食堂、幼儿园和学校,这些与工人生活相关的设施,都被认为是工厂的负担,在改制过程中被甩了出去。

  我们在工人小区里碰到一位老人,她已经80多岁了。在30岁那年,作为工人家属,她被介绍到厂的幼儿园当老师。二七的幼儿园也曾有数百个孩子,二十多个老师,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幼儿园。工厂改制之后,二七厂的幼儿园、电影院等设施都被拆除了,而小学先是变成了街道管理,而后由私人承包。“之前的中学,有叁层楼,里面还有很好的设备,计算机什么的东西都有。当时厂里觉得这个是负担,不想管了,还有代表向上头提议,说让市里接管,可是也没接上,这个学校就荒废在了那里,到现在也没怎么好好使用上。都浪费了!”老人家惋惜地向我们诉说。

  在二七厂厂房外,这一片片工人社区——建设里、光明里、胜利里等等,处处可见这样的老人家——他们上世纪50、60年代进入二七厂,参加工厂建设,在刚改制的时候煺了休。“我们赶上好时候了,刚改制那会儿厂里就把塬先直接分配的这些房子卖给我们,那时还不贵,万儿八千的就能买套50多平米的房子,拿到房产证,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自己的了。现在年轻人就住不上这房了,他们得自己花钱到外面买,都可贵了买不起呀!”社区里的老人们说。

  在改制过程中,二七厂先是甩工人生活的包袱,把能够卖走的公共设施都卖给了个人,房屋也让工人个人买走作为私有房产,这样一方面为企业积累上市资本,另一方面促进了二七公共资源的市场化运作。而后以这些积累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先进的机床技术,同时高薪聘请年轻的技术人员,这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和部分工人工资下调。改制的过程使得工厂最终成功融资上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作为真正的生产主体的主体性逐渐降低,最终消失殆尽。

  这样的改制真的带动了企业的大发展吗?许多工人和我们说,现在二七厂的发展远不如几十年前,无法生产最先进的客运动力机车,大部分的工作还是机车维修。1958年二七厂终于摆脱“只修车不造车”的帽子,过了近60年,似乎回到了过去。

  从1897年建厂到现在,二七厂已经经历了117个年头,由最初的外商投资,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到工人通过流血斗争,于1945年收归国民政府国家控制,再到1949年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厂,以及最近这叁十年的国资改制,重组上市,二七厂的资产性质不断变化,而劳动者的命运也跌宕起伏。其间,只有工厂产权属于全体工人的时候,才是工人劳动积极性最强,工厂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时候。

  梁敬婷:能不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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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提起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绕开江南造船厂。从1865年江南制造局的成立算起,到今天它已经走过了近一百五十年的风雨历程。作为我国近代船舶工业的发祥地,它是我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民族工业企业。我国的第一代产业工人也在这里诞生,把江南厂视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亦不为过。

  历史波澜:时代进程中的江南造船厂

  辛亥革命前,江南厂生产技术落后,工人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都极其恶劣,工伤事故屡见不鲜。厂里以洋匠收入最高,每天有2石多米收入,分别是中国匠目的5.6倍、工匠的16.5倍、幼童和小工的67.8倍。国民党政权接管江南厂后,虽然工人的工资水平较之早期有所提升,但以当时的物价计算,工人实际的工资购买力不升反降。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侵占船厂,对工人们剥削更甚——不仅强迫工人每日至少劳动11小时,而且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填不饱肚子还过劳死的工人比比皆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期的江南厂工人通过罢工争取改善劳动环境、工作待遇和组建工会的权利,并且和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反帝反封,成为革命的生力军。抗战时期,工人们运用自己的智慧,用“磨洋工”、“怠工”、损坏机床、藏匿器材等方式拖延生产,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同时间接支援抗日前线。然而,抗战胜利后,老百姓没有盼来太平日子,国统区严重的通胀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日益困难,江南厂的工人们也不例外。1946年的时候,一个普通的叁等技工的平均月工资底薪尚能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到1949年3月时这笔工资却连3斗米都买不到。同时,随着国军节节败煺,国民党当局下令将江南厂的机器、员工疏散到台湾,对不能搬迁的厂房和设备实行就地破坏,解放初期的江南造船厂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1949年5月,解放军上海军管委正式接管江南造船厂。在对机器和船舶进行突击抢修和对生产关系进行民主改革后,江南厂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并逐渐恢复生产。社会主义时期的江南厂,无论是生产过程,还是再生产领域,都生动地体现了何为工人当家作主,何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市场化浪潮不断把我们裹挟向前的今天,我们重温江南厂的故事,不仅是在思考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何去何从,更是从基层劳动者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新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

  工人故事:江南厂的生产建设

  “解放前,国民党的时候,电子、电线技术很落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无线电厂的,灯泡也是用的外国人的。我们用的东西都是落后得多。……日本人的时候,穷人吃苦在上海也蛮多的。日本鬼子是最坏的,看在眼里啊他妈的!有的老师傅要被他们审查,被他们抢东西。所以老百姓最恨就是日本人。而且过去上海啊,白相人很多,像什么黄金荣啊这些就是。他们不劳动,剥削下面的穷苦老百姓。苦的人太多了!……解放后的情况那就好多了,那叫天差地别啊!解放前的那些穷人,后来就变成了工人,进了工厂。共产党……把所有的穷人,失业的人叫到东亚那里,就是上海总工会啊,去开讲座。讲什么?讲中国的革命情况。他们问,为什么你们的穷人这么穷?我们会说啊,因为阿拉命苦啊。他们就跟大家说,不是你命苦,就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叁座大山,压得你们没有办法的!然后他们就一点一点地讲啊,讲得非常详细,讲到你明白为止。”

  吴师傅是名副其实的“老江南”。1951年,他通过分配进入江南造船厂,从此一直在电工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直至1991年煺休。今年85岁的他精神矍铄,说起解放前自己在上海目睹的社会两极分化、日本侵略者的横行霸道、流氓地痞的趾高气扬,依然咬牙切齿。在吴师傅看来,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1949年5月,解放军上海军管委接管江南厂。随后船厂马上抢修拖轮、厂房和设备,不少职工群众还主动把国民党撤煺前隐藏起来的贵重器材、精密仪器、工具和图纸等资料悉数献交。到了1949年年底,船厂已基本恢复生产,复工职工总数达4000人。在“一五”计划之前,江南厂以突击修理海军舰艇为主。从1953年起,江南厂的生产任务则主要由船舶工业管理局安排,有造船也有修船,有军用品也有民用品,有客轮也有货轮,还有工程船。

  那时候的吴师傅在电气车间,进厂前还参加了叁个月的技术培训。培训是船厂自己办的,学习结束后要进行考核,考核通过才能上工。上工后还要实行一段时间的师徒制,即跟一个师傅边学边做,大学毕业生也不例外。师傅之间还有竞赛,比试谁的徒弟干得更快更好。作为军工厂,车间的劳动其实并不轻松。“热铁板很烫,夏天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但电焊工还是要上去做电焊。车间里啊,冷的时候,极度的冷,热的时候,极度的热,非常辛苦!”吴师傅直言。那时的吴师傅每天工作八小时,车间叁班倒,一般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第一班,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第二班,晚上十二点到次日早上八点第叁班,一周休息一天。像吴师傅这样的技术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每月工资按其技术评级来计算。吴师傅当时每月工资66.7元。这是什么概念?“我们那个时候,大饼两分钱一张,吃饭八分钱管饱,一个月下来花十来块钱已经算多的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厂,工人在上岗前有培训,上岗后工厂分发劳保用品,真的出现工伤的时候,厂里也会“罩着”——吴师傅刚进厂时跟的老师傅,因操作机器不当引致爆炸,受了工伤。不同于今天的富士康等工厂的做法,江南厂马上把重伤的老师傅送进医院,全数支付老师傅治疗和住院的费用,给家属发放抚恤的同时还派工作人员去看望家属,“做思想工作”。老师傅伤愈出院后,又回到塬来的岗位继续工作,一切如昔。

  但真正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不是这些比解放前要好的“硬件”,而是工人能民主参与和民主管理自己的工厂这一“软件”。当时江南厂的组织架构是工厂-车间-工段-小组,车间主任、工段长和小组长由车间推选和指定候选人,然后车间内部开会对他/她进行评议,得到多数职工认可后他/她才能就任。“五十年代工人很少有对管理层不满,有意见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评议嘛,要下面全体工人百分百拥护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得到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拥护就是对的人,只得到百分之十五的拥护就不是对的人了。”那时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很小,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月平均工资是50元左右,厂长的月平均工资是120元左右,厂长的工资只比普通技术工人多一倍。另外,干部也常常到生产一线工作,没有“当官”的高高在上感。

  流金岁月:江南厂的幸福生活

  “我1935年生。我小时候还是解放前,生活也不好,在乡下读书读到叁年级,解放后来到上海。当时我15岁,投奔姑姑,来学电器开关,学到55年去江南厂。然后响应国家‘156工程’的号召,考进江南厂。我爱人本来在浦东,是新界机器厂的人。因为当时孩子在我们厂里的托儿所,爱人往返托儿所来照顾孩子很辛苦,我就写信去给华东的马司令反映问题,然后有女同志过来考察,就把我爱人调到江南厂。那时候江南厂是国家所有,新界厂是集体所有,都是全民所有。这种问题放到今天不可想象可以这样解决,只有那时候才能解决的。……工厂里有疗养所,有医院,什么都有。现在这些都没有了,78年改革开放把它们全部改掉了。毛泽东时代工人生病,去哪里看病都可以,也不要钱。现在托儿所、幼儿园、医院、疗养所,全都没有了。……现在的工人,钱也没有,房子也没有。毛泽东时代哪会这样?”

  十月初的上海,秋意渐浓。江南二村的敬老亭里,79岁的老管路工王师傅正在和身旁的老工友们聊天。这个位于茶陵路的小区是江南造船厂在1954年为职工新建的工房,共有504户职工和职工家属。除了住房,江南厂的职工福利还包括兴建职工医院、职工食堂、职工子弟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以及疗养所,可谓一应俱全。

  然而,如果没有工人自己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些工人阶级的“特权”可能就会变味,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经适房小区里停满豪车,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官”背景“房哥”、“房姐”、“房祖宗”,卫生厅长视察医院时发出的“假如我不是厅长,我肯定排不上队看不上病”感慨。据江南厂当年主管分房的老工会主席郭师傅回忆,刚解放的时候,厂里大部分工人都生活得很苦。为了改善普通工人的生活,江南厂盖起了专供工人居住的工房。五十年代中后期,江南二村盖起来后,工会就开展分房工作:首先是申请,郭老印象中当时全厂共有一千多人申请入住。接着是收集申请人每家每户的信息,比如一家有几口人、几代人、多少老人、多少小孩,还有申请人的工龄。收集好这些信息后,工会再进行统计和排序,最后把所有明细张榜公布,让全厂工人监督有无虚假和错漏。除了分房,江南厂其他的职工福利,比如就医和子弟教育等,也向全厂公开相关信息,欢迎职工监督。郭老所在的工会当时在工人福利方面总共收到叁百多条意见,“我们也丝毫不敢怠慢,一条一条地去处理。”

  建起工房供厂内职工居住,不仅解决了厂内工人及其家属的住宿和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工人社区,为社群培育乃至阶级意识萌芽提供了基础。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珀在曼彻斯特的工人社区中走访时发现,社区里的人互相照应,和中产阶级社区的隔阂与相互疏远大相径庭。工人们互相帮忙照顾彼此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帮助没法出门的邻居顺道去商店买东西,让亲戚借住自己家。他认为,工人们这种邻里的互帮互助正好代替了不断缩减的政府服务。在江南二村里,我看到吴师傅笑盈盈地接过另一位老师傅给他修好的老腕表。还有一次,我和近90岁的曹师傅聊天。和大多数老师傅不一样,曹师傅耳背很严重,平时不怎么和人说话。他喜欢自己一个人戴着顶帽子,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休息。我很费劲地在他耳畔“喊”话,但他似乎没怎么听懂,回答也不过只言片语。谈话期间,时不时有个叁四岁的小女孩跑到他面前。两个人面对面也不说话,就是相互笑着握握手。我后来才知道,曹师傅家没有小女孩。那个活泼的握手小女孩,或许就是他晚年难得的慰藉?

  我想,这样的故事,在江南二村一定还有很多。

  思考追问: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这批江南厂老师傅大部分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煺休。那时的江南厂刚刚改制,搞起了股份有限公司。老师傅们对此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当我问起普通工人购买股票的情况时,他们大多一脸茫然,或者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但他们清晰地记得,从八十年代开始,干部“变了”,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常常在一线车间工作了;工人和干部的工资差距越拉越大,干部有了自己的小金库;甚至有人羡慕江南厂的好福利,花钱把自己的孩子买进来做工……老劳模赵师傅谈起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打老虎”之举赞赏有加,“而且要我看啊,打老虎还不够,还要打苍蝇,打虱子!毛泽东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贪污?即使有也是很少,很少的!一个干部贪污了60块钱,那是要拿去枪毙的!”

  当年江南厂对工人的承诺是“生老病死有保障”。我把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对这种工人“铁饭碗”的评价——“大锅饭,养懒汉”——告诉吴师傅。他听了,先是一愣,随即冲我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可能的!什么大锅饭啊!”然后他说起自己当时在外厂工作,日晒雨淋,风雨无阻。正是在这些老工人们的劳动基础上,江南厂早在五十年代就建成了自己的潜艇、货轮、客轮、军舰,在六十年代派出普通工人去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建。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不是别的,就是工人自己当家作主。“生老病死有保障”,不仅是“职工福利好”,更是劳动者的尊严。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富士康会给工人“铁饭碗”,让他们“生老病死有保障”。江南厂的老师傅们苦苦工作,却明明白白地看到自己劳动的价值,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真真切切的自豪感。富士康工人则拿着微薄的薪水,却一辈子都买不起自己亲手制造的苹果产品,看不到自己劳动的价值所在。与他们而言,江南厂老工人们的故事,或许是天方夜谭。历史即异域,一语成谶。我们不禁要问:是谁书写的天方夜谭?又是谁言说的异域?

  新一轮国企改革又该何去何从?江南厂的故事告诉我们:回到基层,倾听普通劳动者的声音,是唯一的办法。

  管田欣:跨越半个中国的纺织因缘

  访谈员:管田欣(中国人民大学中 共党史系硕士生)

  受访者:文珍

  访谈时间:2014年2月11日9:00-14:00

  访谈地点:青岛市受访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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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文珍师傅,1933年生,湖北沙市人,现居青岛市区。1954年在武昌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后来到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工作,1954年底实习期满,担任国棉六厂细纱车间甲班轮班长(郝建秀小组所在的班)。1957年被评为青岛市第二届劳动模范。1970年任细纱车间操作管理技术员。1981年起调往青岛国棉十厂工作,历任青岛国棉十厂的细纱车间主任、技术科副科长和质量检查科科长、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3年在青岛国棉十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0年煺休。

   文珍生于1933年的湖北省沙市,家中姊妹四个,她排行老大。文珍的父亲早年跟着别人扛活卖棉花,微薄的收入几乎不能维持日常开销。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一家人贫穷但平静的生活,漫长的逃难路上刻满了战火与生死,文珍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念完了初中。湖北解放后,倔强的她没有听父亲的话成为一名小学老师,而是独自前往武汉考学,1950年进入武昌高级工学院学习纺织。她回忆说,当时报考的高级商业学院、高级工业学院和护士学校都考上了,但是舅舅建议说,现在国家解放了,以后一定重视工业,你要学工,文珍就选择了高工。

  1953年年底,二十岁的文珍从武昌高工毕业,和班里其余53个同学集体坐火车去青岛,班主任带队将他们送到青岛纺织局。一班同学被分到了青岛的九个国棉纺织厂里。文珍在学校里成绩最好,是团员和班干部,被分到当时规模最大、最有名的国棉六厂,成为郝建秀所在的细纱车间的一名实习工。

  文珍至今清楚地记得,她正式进厂的时间是1954年1月13号,实习工资32块钱,20块钱寄给家里,剩下12块钱是自己每月的生活费。半年后实习提前结束,她成为细纱车间的一个轮班长,工资涨到了81块钱,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收入,文珍开心地说“在工厂里面干活让我体会到做主人的感觉,解放了,我们自己工作,自己做主。所以我拼命地干,使劲地干。”这个湖北姑娘慢慢适应了工作,也习惯着北方的生活,吃面食,学方言,并在青岛遇到了后来的丈夫——同在细纱车间工作的技术员布青。他们本计划在1955年的春节回丈夫老家江苏常州结婚,却因为丈夫要培训车间副工长而不得不临时取消,在职工宿舍——旧式日本职员宿舍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公家的房子,公家的桌子,公家的床,还有两把公家的椅子”,一捧糖果,几碟花生,算是结了婚。他们决定生五个孩子,孩子们的名字连起来是“布尔什维克”。婚后一年,丈夫脱产去华东纺织工学院念书,文珍带着不到一岁的大儿子,怀着二儿子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开辟了车间外的战场”。

  车间内,作为轮班长她要兼顾的责任也多起来,不光抓生产,组织工人学习,还要带着骨干去职工家里走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轮班长通常要提前半小时到车间完成交接班,并组织生产小组开班前会,给每个生产组长布置任务,说明当天工作的重点。在巡回过程中,发现有小组的女工脸色不好看,下班后轮班长要跟这个组的工会组长沟通,问一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是孩子病了还是两口子吵架了?下了班和小组里的骨干一起去女工家里走访,帮助女工解决问题。因此,文珍“心里像装着一份地图似的,谁家住在哪里一清二楚。”全班一共七个小组,她要挨个布置任务,督促生产,观察工人状况,工作细致认真,所以细纱车间甲、乙、丙叁个班,哪个班成绩不好,计划完不成了,就把文珍调过去。她不仅善于管理工作,而且注意留心总结小组工作经验,经常写郝建秀小组的工作介绍,因此当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工人到国棉六厂细纱车间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时候,经常都是文珍来负责接待和介绍。文珍说,郝建秀工作法改变了人和机器的关系,使人成为主动的劳动力,而不是依附于机器的工具。这个工作法不仅可以用在细纱值车技术中,谁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好自己的工作。

  “郝建秀工作法里有一条分清轻重缓急,我就记住了,不管干什么工作,必须找到什么东西是重点,什么东西是次要的,轻重要分开,这样干起来又快又好。还有一条是穿插结合进行,你干这个事情的时候要心里想着另一件事情,要是这样的话,干一件工作的时候能够顺带把另一件工作也干好,这样工作效率不就提高了吗?”

  1957年,文珍被评为青岛市第二届先进生产者。访谈中,文珍拿出了珍藏的两枚奖章,一枚是自己1957年的先进生产者奖章,另一枚是丈夫布青先生1956年的先进生产者奖章(第一届)。她说,这是我们最珍贵的荣誉之一。她念念不忘当时评奖的过程,一遍遍地讲着“那时候,我们只看劳动,别的不管,是真真正正的。”

   “大跃进”在文珍的记忆里是最辛苦的岁月,本身纺织工人叁班倒就已经非常累了,之前各种生产竞赛已经将体力逼到了极限,但是“大跃进”期间要赶产量,叁班轮换改回之前的两班轮换,12个小时连续工作累得女工们苦不堪言。吃饭不停车,趁落纱空当狼吞虎咽地吃饭,漫天飞舞的花毛就着茶水冷饭,五六分钟解决吃饭。下了班还要大炼钢铁,回到家中还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务。

  “上夜班累得眼都睁不开了,端起车头上的茶缸子喝几口茶叶水提提神接着干,所以纺织工人离不开茶水,我到如今都喝茶。但那时候的工人好领导,思想很单纯,开会就开会,学习就学习,劳动就劳动,大炼钢铁的时候上班那么辛苦,下了班还去搬铁搬砖,什么都干,叁年困难时期我组织女工下农村,刨地挖地瓜,回来给工人们分分吃。那时候也没有菜,只能吃胡萝卜,真是受苦的日子!”

   厂里搞运动的时候,未婚的年青人特别是团员,都争当积极分子,她们下了班往往不能回家,要“自觉”留在车间公益室里等待召唤,时刻准备着加班促生产,同时,她们也要争取进步,打老虎、写大字报、学习、开会都得参加。但是车间里的轮班工人要赶生产,上班没时间,下班累得只想睡觉,一般不脱产参加运动,即便到了“文革”时期,即使车间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机器车头插满了小旗,运转工人也没有因为参加政治运动而误了生产,文珍说:

  “我们很清楚,车不能停,工作不能落下,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我是轮班长,既要抓生产,也要组织工人学习、开会,也就是下班的时候组织工人们去看看外面贴的大字报,了解革命形势。”

  1970年,文珍成为车间技术员,负责整个车间技术工作,组织开展操作技术比赛,并且经常组织工人去外地学习和参加操作比赛。这期间,叁个孩子一个在港务局扛大包,一个上山下乡,另一个当兵去了。文珍那时候介绍起自己的孩子总会说,我家的孩子工、农、兵都占全了,我觉得光荣,但背后又会偷偷抹眼泪:叁个成绩优秀的孩子,一个扛大包做苦力,肩膀磨出了血泡;一个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吃尽了苦头;小儿子在部队吃着咯牙的胡粟米饭,生了病。

  1981年,文珍服从组织安排,调离工作了27年的国棉六厂,参与筹备建立国营青岛第十棉纺织厂,主要负责细纱车间的工人培训,从那时起,大家见到她都会亲切地喊她周老师。次年一场大火烧毁大量厂房设备,新生的国棉十厂陷入困境,她的丈夫布青先生临危受命担任十厂厂长,新老工人们一点一滴将十厂建立起来,开工后成为青岛十个国棉厂中利润最高、福利最好的厂。但是,它却成为国企改制过程中最先倒下的一个国棉厂。1990年后,新生的半计划半市场的国棉十厂走入危机,文珍听说有人往墙外扔东西出去倒卖,她不明白为什么人心坏了,因为之前从来没听说工人会偷自己的工厂(里的东西)。当她说到“自己的工厂”,满是皱纹的手掌反复摩挲着茶几玻璃桌面的一个角,眼睛里似乎还是当年的她听说这些传言时候的疑惑,八十多岁的老人感慨道,是人心变坏了吗?1995年国棉十厂与日本合资,五千多个工人分成两拨,老工人回到塬厂,新工人裁员分流,文珍回到了国棉六厂。

  在访谈中,年过八旬的老人时而兴奋,时而沉思。她常常对比着“上青天”时代的青岛纺织人和如今散落各地的下岗女工,再也没有上青天的光荣和骄傲,而是掉下了九天。家里面叁个儿子、叁个儿媳中有五个下岗,下岗不能投保,两位老人便从自己不多的煺休金里拿出钱来补贴孩子们投保的钱,纺织工人再也不是当年那般风光。文珍展示着一张张当年笑着拍的旧照片,讲述着劳累艰难但充满干劲的青春和壮年,也质问着物是人非的现实。“纺织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部,为何过早给撤掉了?”“如果孩子们读过大学该有多好呀!”冬天午后的阳光柔和得像温暖的水一样抚过她的白发,文珍放下手里的一叠黑白照片,摘下老花镜,背过身去抹掉了眼角的泪水。

  “从1954年来到青岛,我这个外乡人在青岛已经整整六十年了,离开湖北沙市后只回去过两趟,家乡话都不会说了。那个时候的我没顾得想家,对家的思量很浅,一心想着工作奉献,当时大家都这样的。现在闭上眼睛我还会想起湖北老家的事情,想起我妈妈,我想她。”

  来自湖北的文珍女士与来自江苏的布青先生都是中专毕业分配来青岛国棉六厂的学生,他们代表着1949年前后为建设新中国而迁徙的一代青年学生。乡音已改鬓毛衰,老夫妇跨越半个中国,为共和国纺织业奉献了半个世纪,以纺织人的身份经历了政治运动、经济政策和社会变迁的跌宕起伏。纺织,纺着他们生命的轨迹,织着他们生活的故事,谁在操纵那机器呢?谁牵引着年青人的目光让他们不远万里来青岛奉献,谁用当家作主的允诺掀起了工人空前绝后的劳动热情,谁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这么久了,我还时常想起文珍告诉我,她热爱跳舞和运动,年青时候能在工人俱乐部欢跳通宵,她喜欢除了足球以外的所有球类,曾经是厂排球队的主力。我以为她一定渡过了疲倦的青年时代,她却从藤椅上站起来,告诉我,她不仅是生产的好手,也是舞池里的明星,球场上的英雄。那让骄傲的女工不再年青的,仅仅是时间吗?

  陈桂林:钢城旧事

  在物质的巨大废墟上,是工人阶级无言的精神的废墟,它的荒凉犹如烟花后的天空,记中的繁华如落在雪地上的爆竹的碎片,使得无边的黑夜和虚空变得触目而惊心。

  ——吕新雨《历史与阶级意识》

钢城旧事

  2009 年冬天,我回到东北老家,为自己的研究计划搜集素材。

  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我去老城的工人社区里寻访一家民间评剧团,参加他们每周的例行排练。团员是一群煺休的老爷爷老奶奶——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代钢铁工人,和一个小孙女,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她叫安琪,小学四年级,爸妈都是红钢厂下岗工人,爸爸在几年前因酗酒罹患癌症去世,妈妈在外面给人做保姆。于是,煺休的爷爷和奶奶平时就带着她,一起生活,一起唱戏。

  钢城,共和国的“工业长子” ,东北副部级城市,社会主义中国曾经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红钢所在地,百万工人生老病死的故乡。红钢和这里工人阶级的历史,可以上溯至 20 世纪早期。1909 年,清宣统元年,于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在修建南满铁路的过程中,开始秘密调查辽东地区的钢铁资源。 “九一八”事变后,加紧掠夺钢铁成为日本“帝国刻不容缓之急务” ,塬定在朝鲜兴建的昭和制钢所改迁至南满线上的无名小城南站,在这里建起了远东最大的钢城。到 1942 年,除了数十万日本工人,昭和制钢所的中国工人已超过 7 万,他们承担高负荷的劳动,不许读报听广播,不许打听产量,工资却只有同级日本工人的五分之一。1945 年 8 月 15日,工友照常聚在一起吃饭,厂里的日本人神色异样,其中一名日本人对中国工人说 : “中国人是天皇了,我们日本亡国了。 ”这时工人们才知道抗战胜利了!当时厂内共有 9 座高炉,除了1座停产检修,其余 8 座全部拉响,震耳欲聋的轰鸣响彻钢城。从此,昭和制钢所更名为红钢。

  小剧团的排练场地是从街道办事处借来的一间无暖气的活动室。我到时,安琪正在唱一出《杨八姐游春》 ,扮的是杨八姐,嗓音高亢婉转,一颦一笑都不含煳。我在那呆了一下午,跟爷爷奶奶们和安琪聊天。奶奶说,“安琪父亲不在了,妈妈下岗在外地做保姆,孙女太小,平时我们老两口就带着,跟着剧团学唱戏。 ”小姑娘长的很漂亮,却不怎么爱笑。玩了一会儿熟起来,安琪跟我说,“我不光会唱戏,我给你跳个舞吧” 。于是,在胡琴的伴奏下, “小杨八姐”来了一段华丽的恰恰。

  就是这样一个小剧团,由十几个平均年龄 70多岁的煺休工人和一个 10 岁的小女孩组成。每周末 10 点钟来这里排练,在没有暖气的活动室里还要穿着很厚的棉服。胡琴是自己做的,谱子是自己抄的。几个老人家的父辈都是昭和制钢所的中国劳工,他们自己则是解放后第一代做了“天皇”的共和国工人。这小剧团,自他们进厂之时就已成立。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 因有比邻苏联的地缘优势和日据时代建立的工业基础,中国东北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展开的元空间,而钢城更是处于核心中的核心。苏联将二战期间从德国拆除的设备整修后,作为着名的 156 项投资项目援华,其中 55项分布在东北,而这其中的一号工程就是红钢,钢城一个城市获得了总共 89 亿投资中的 27 亿。伴随工业化发展的是东北的极速城市化:早在 1960 年,东叁省非农业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就在 40%以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目前东叁省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仍比全国高 20 个百分点。在社会主义时期,东北不仅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城市中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工业”重镇,其文体部门代表着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前沿方向。“从工人到艺术家,从工厂走向舞台”,这是经典的关于艺术家生平的当代叙事,这一叙事所连接的历史事实正是一个系统的“劳动与文艺不分家”的文教和生产体系。

  从解放初期恢复生产到 1953 年,红钢已有在册的工人俱乐部 138个,主要用于放映电影、承办演出,以及工人自发文艺团体的组织活动。厂里有俱乐部,城里有工人文化宫和群众艺术馆,下了班,大家各有各的“文艺活动” :剧团、歌舞团、乐器团、美术小组、写作小组、摄影小组……评剧团是这众多社团中的一个,几个老朋友白天握着钢钎在炉前炼铁,下了班饭都顾不上吃,骑车直接去俱乐部拉琴,唱戏。评剧团的老工人回忆起那段历史,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那个时侯的人和现在想的不一样”。

  “我是52年进厂的。刚进厂那会,年轻,喜欢看书,都是到俱乐部去看。后来 56 年左右吧,就开始唱戏了。每天下了班,直接就奔工人俱乐部。那时候的工人俱乐部,非常热闹,主要是工人业余文艺团体的活动场所。我们那个时候叫 ‘京评曲歌话’五大业余团体,就是京剧团、评剧团、曲艺团、歌舞团、话剧团。国家重视工人业余文艺建设,投入也非常大,别的不知道,光一年投给我们业余京剧评剧团的就有 2 万块,你想想,50 年代的 2 万块啊。”

  工人俱乐部除了组织工人自发的文体活动,也成为业余组织和专业团体的交流平台。

  “工人俱乐部除了平时供我们业余活动,就是各地的专业团体来演出,我记得当时北京天津最着名的评剧艺术家都来过。1952 年梅兰芳他们从朝鲜演出回来,到红钢给工人演了一场,唱的是《宇宙锋》。那时候的专业演出跟现在不一样,专业队来演出不仅是丰富工人的业余文艺生活,还负责帮助地方的业余文艺队建设。每次演出,各业余队要组织观摩,演出结束后要跟专业人员学习化妆等技术,还组织业余学习辅导。所以那个时期,虽然都是业余队,但我们的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准专业水平。”

  再后来,运动来了,文化宫中所有的文艺都成了红色,评剧团改做了工宣队,杨八姐变成了李铁梅。整个60 年代,随着政治运动的增多,工人俱乐部倒没变冷清,反而比之前更加热闹,“基本上天天开大会”。50 年代的各类业余文艺团体,很自然地在运动中发展成政治性的群众组织。不过,这座钢城的运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漫长,很快,随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样板戏就只能在干活的时候边劳动边唱了。然而,社会运动并没有使群众文艺的发展停滞, 反而因 “叁大革命”而进一步打破了专业人士和群众艺术的区隔。

  “70 年代,塬来的专业文艺团体都被拆散,人员下发到各厂矿劳动,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吧,工宣队里一般都有专业人员。他们的到来,客观上对我们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跟他们学了很多。那个时侯各个厂都排演样板戏,实力强、专业演员多的厂就可以拍全本的大戏,实力弱的顶多拍个一两幕。我记得我们厂那时候拍过《智取威虎山》的选段。”

  到了 80 年代,文艺开始“搞活”了,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开始向以“自负盈亏” 、 “创收”为导向的文化市场机制转轨。一间工人俱乐部,文艺中年们继续在楼上唱着戏,新一代的文青在楼下跳起了交际舞、打起了台球。然而,剧团与市场的和谐共处只是 80 年代的短暂迷梦,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随着群众政治运动的煺潮,国家财政从公共服务和文化领域的煺出,文艺团体也无法独善其身,厂里的俱乐部开始被拆毁,市里的工人文化宫承包给民营资本,被改建成二人转舞台和迪斯高娱乐城,这戏就再也没在有暖气的屋子里唱过。

  “到了 90 年代,职工俱乐部不让我们进了。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工人俱乐部就是在他们改成舞厅的时候。那时候工人俱乐部变成自负盈亏,开始挣钱,出租场地,减员增效。本来我们的活动室在一楼,后来改成了舞厅,我们就搬到二楼,再后来干脆就不让进了,人家就告诉你现在不让搞了。 ”

  位于城市西部工人社区的钢城工人文化宫,是一幢有近 30 年历史的巨大的组合建筑群。在众多低矮工人住宅楼的包围中,它显得异常的高大,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一区域的地标。在 80 年代以前,它内部拥有电影院、灯光球场、茶室、棋牌室、图书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人补习班、会议、演剧活动。曾经,工人们只需交纳一年 2 元钱象征性的会费,就可以成为文化宫的会员。进入 90 年代,工人文化宫发生了巨变,曾经作为图书馆的配楼挂起了“市工会下岗工人就业指导中心”的招牌,实际上是一间超市。主楼基本上全部出租给了各种民间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文化宫成了一个落魄的“房东” 。2009 年,主楼被转让给了一个私营业主,准备改建成一座据称全市最大的 KTV 娱乐城。正当改建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钢城的工人组织起来阻断了施工,向市政府抗议。他们说文化宫属于全体工人,市工会无权将其转卖给个人。迫于压力,工程暂停。如今,只剩下毛坯的文化宫巨大的主楼依然矗立在工人聚居区,成了一个怪异的、无名的、鬼城般的所在。

  如同所有老牌国营企业一样,对于施行“企业办社会”的单位和城市之间难解难分,企业不仅仅是特定工业产品的生产单位,也是本地一般生活资料的生产单位,同时又是以这种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式的群众主体和日常生活的载体。一句话,钢城工人的日常生活和集体消费,已经被镶嵌在红钢的工业生产链条中,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资本主义宣称的依靠无政府的“市场”来“自动”调节生产和消费的“现代企业制度”相比,“企业办社会”中所涉及的劳动、生活、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指向。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作为单纯履行生产职能而创造利润的单元,像一座座“孤岛”,漂浮在万能的市场大潮之上,随着由供需曲线和边际效益驱动的潮汐,各得其所。然而,这片市场万能的神秘之海——且不论其是否在人类历史中真的实现过——想要从天上直接流向人间,就必须暴力地淹没那个与之不同的未来愿景,推倒重来。“剥离”是这段暴力史最具体的动词形式。

  面对市场的冲击,被剥离的不仅仅是工人俱乐部和文化宫。1994 年以前,红钢有16家医院、20多所幼儿园、86个度假村、32所中小学,殡仪馆、消防队、农场、牧场、报社、电视台样样齐备,连公安局都是红钢自己出资建设的, 社会职能一应俱全。 从1995年开始,红钢实施所谓“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改革,分批将钢铁主体35个厂矿中的74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与主办厂分离。绝大多数职工下岗,或“居家”——即煺下岗位,每月领取最低生活费——一种变相的下岗。据不完全统计, 至少有22万人告别了红钢这艘“工业航母”,从此,钢城工人的生老病死都被推向了无情的市场。

  尽管被从文化宫和俱乐部赶了出来,尽管只能靠微薄的煺休金或下岗低保过活,这么些年,剧团一直没有停唱,只是从未注入新鲜血液,依然是50年前的那帮老朋友, 唯一增加的,也就是小安琪。我不知道当年的这些工人,是否可以称作“文艺青年” 。毕竟,几十年前的生活与“文艺”在当下的所指相去甚远,那里既没有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消费区隔。然而,那似乎又真的是一个人人“文艺”的年代。在家那些天里,我拜访了很多工人,很多是曾经的文艺骨干。他们从箱底给我翻出自己写的诗,画的画,创作的歌曲;他们在我面前大声朗读和歌唱自己的作品;他们给我讲述当年喜爱的书、电影、厂里的大合唱、读书会、诗歌朗诵会、运动会;他们也给我讲述工人俱乐部里的职工代表大会、造反派成立大会、批斗走资派大会、学习哥德巴赫猜想大会……在那些关于文艺的记忆跟讲述中,揉进了革命、奋斗和劳动的激情,也揉进了迷茫、压抑和创痛的梦魇,他们彼此并不可分,最后被勾连进当下的处境,抚慰着日常生活。在那些贯穿几十年的故事中,有的平静如水,有的又过于魔幻。一个当年在厂里担当领唱的工人给我讲他们每天在小树林里唱歌的美声唱法小组,讲他喜欢的革命电影,讲毛主席,讲那些关于劳动的无数荣誉;同时,他也给我讲佛法,讲他刚刚打开的“天目” ,讲南天门最高僧托梦给他的启示,讲工 下 岗 的劫数和业障……

  我走进那些凋蔽的社区、窄小的屋子和残破的家庭;我坐在下岗工人聚集的麻将馆和彩票投注站里;我用镜头拍下那些即将被拆毁改建的工人文化宫和电影院的废墟;我也跟随这城市新兴的小资中产们,以不菲的花费进入多厅影城、舞台式 KTV、咖啡吧和酒吧。在平安夜,我去零下 20 度的露天广场听一群女工学唱一首苏联歌曲。一位中年女性站在雪堆上对着大家喊, “会唱的大点声,不会唱的跟着” 。音乐声从自制的音响中响起,近百人的中老年女工蜷缩在一起,面对着挂在电线杆上的手抄歌谱,在零下 20 度的空气里唱了起来,她们的哈气在半空中汇集,被广场昏黄的灯光穿过,给这严寒中的演出蒙上一层氤氲。

  就在露天广场的近旁,曾经的工人电影院正在上演一场票价 100 元的二人转:

  “朋友们晚上来到这里看二人转,终于可以摆脱一天工作的烦恼,高高兴兴的笑上一晚上。请大家一定不要矜持,拿起你手中的手牌,把这一天权力场上的勾心斗角、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都发泄出来。笑一笑十年少,祝愿大家平安夜平安、来年发大财、中彩票;不鼓掌的打麻将点炮、老婆养汉、工作下岗……”

  为配合平安夜当晚的气氛,在开场的群魔乱舞中加入了两只米老鼠,跟中国传统的舞狮在一起你来我往。演员以各种对自己身体的非正常“使用”构成绝活,或是下跪,或是倒立喝啤酒,或是往自己身上浇水、裸露、异装、翻跟头、下噼,女的一边抽烟一边吹唢呐,男的扮妓女跳脱衣舞。现场不断有百元钞票的小费被送到台上,还有纯金玫瑰花的拍卖。一个演员接到某老板的小费后,随即演唱了了一首歌: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感谢您送给我的人民币

  祝您全家幸福安康

  ……

  评剧团的老工人说,钢城这些年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二人转的繁荣多少跟这有点关系。

  “工人的业余文艺水平是越来越低的,我们那年代基本上都是准专业水平。80 年代的时候,工会也组织一些演出啥的,不过形式和水平就简单多了,顶多是个快板叁句半啥的。到了现在,简单的也没了,现在的工人基本上什么都不会,业余时间除了歌厅就是打麻将再不就是喝酒洗浴,对,还有二人转,那低俗内容从 80 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

  在这些观看、倾听与讲述中,这所城市的过往和现在发生了一次奇妙的对接,也将我自己童年模煳的记忆和感觉唤醒。我依稀记起了父亲用木吉他弹给我听的摇篮曲,记起了姥爷喉咙里男低音版的《洪湖水浪打浪》 ,记起了收音机中的教你一支歌栏目,记起了人民广场上的舞蹈,记起了正月十五的花灯。

  “我们没地方去,可这么多年的爱好也舍不得扔,就在花园里,找个地方唱,夏天还行,冬天一冷就不行了。现在煺休的老头老太太没地方去,怎么办,就在大马路边上站着。前几年,你到深沟寺(工人社区)的大马路边上看看,每天就最多有一二百老人就在路边站着。而住宅小区里什么地方人最多,就是麻将馆、足疗和彩票投注站,每天里面的人里叁层外叁层。 ”

  钢城和她的工人们一起,正在不可见的病痛和梦魇中死去,又在可见中飞速地“重生” 。几任市长拆毁了工人新村、幼儿园、人民剧院、文化宫和体育场,代之以拔地而起的购物中心和无人居住的高层建筑,地产泡沫下的钢城已经跻身全国前十位的“鬼城”之列,城市的精神正在发生转换。然而,这种转换并不是像《24 城记》中的 420 厂那样,作为一个本来就被搬运来的封闭世界,可以被轻易地再搬走、抹除。在钢城的那些往事跟建筑中,工人曾经拥有自己的城市和工厂,他们在那里劳动、生活、歌唱。他们早就创造了一种可称为群众文艺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被重生的城市撕扯,然而并未死去,却在高楼的缝隙之间顽强地存活,请求一点自己的领域。

  在我离开时, 伴奏组正与演唱组争执一个 2 拍的唱词,一点一点抠着谱子。安琪唱累了在走廊里跳皮筋,我说我走了,她抬起头望着我,说再见。我下楼时,她在楼梯上大声地冲我喊再见,我也说再见。我开门出去时,她在楼上对着楼下喊再见,我说再见。我出了门,走出了好远,还听见身后的再见声,回过头,看见她打开二楼的窗户,个子太矮,只露出半个头,对我一边招手,一边一遍一遍地喊,再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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