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中失败的人，要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并以此为耻……”
这番话不难理解。之前，有关“996”的话题讨论，是被某些知名企业家的轻佻话语引发的。这些企业家不仅将个人成功与否，完全对等为个人是否努力、足够努力，要求普通员工在获得普通薪酬的情况下，按照科创企业创业者的节奏工作。
(996工作制是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总计工作10小时以上，并且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
德国韩裔思想家韩炳哲目前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研究18-20世纪伦理学、社会哲学、现象学、文化哲学、美学、媒体理论等。韩炳哲对于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分析批判，相当尖锐而深邃。他在《精神政治学》一书中就指出，数字时代的人们，不仅是屈从的主体，而且还有“每个人作为自由建构的客体，能够进行无限自我生产的错觉”。“自由本处在强迫的对立面，自我意味着摆脱强迫……抑郁症和过劳症这些心理疾病即表达了自由的深度危机。”
我们身处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看似让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996确实不是强迫性的，这是这一代资本家比强盗资本主义时期同行更精明的一点。
996还是一种稀缺性的职场机会，不是人人都能获得的，一旦获得就要努力珍惜，用青春、用生命来换取更多的钱财。
996还搭配了很多具有欺骗性的概念，比如情感、游戏、交流等，比如而今的科创企业会强调建构游戏化的工作环境、团队组合，各类服务企业都在学习星巴克，与员工、顾客建立起密切的情感联系。你进入一家星巴克，店员会贴心的在你的纸杯上写下你的姓，饮品调制完成后，会亲切的呼唤你去取餐——是的，他们(她们)不会把饮品送到你的桌上，除非你跟某家店铺足够熟络。星巴克，以及许许多多的企业，称呼自己的员工是伙伴，有些中国企业称呼员工是兄弟……然而，称谓上的亲切，从来就不影响公司业务调整时的冷漠和粗暴。
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书中引用了马克思，以及当代欧洲思想界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许多观念。工业资本主义的当初转型，没有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以剧烈革命的方式来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是逐渐演化为了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996的真正奥秘在于，人们获得多少，以什么方式获得，重心不再被定义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而是被书写为被剥削者能不能“向自己发起侵略”。对自己越狠，超越过去的自己，这样一种自我压榨的方式，被定义为可能造成健康代价，但可以帮助你摆脱财务危机的聪明方法。
哲学家、思想家只要谈论20世纪以及当代社会，就不免引入本雅明、边沁等人的观点。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其实跟边沁所说的“监控”体系并不相同。今天的核心关键词，其实是“操控”，也就是根据心理学、传感器、大数据并进行前瞻分析，鼓励人们交流，自愿暴露自己——看上去，没有强制，没有压迫。
这就是为什么“隐秘、陌生和差异”而今是企业，尤其是社交网络企业、电商企业等科创企业都在努力消除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妨碍“透明化”，可能妨碍“一致性”，从而使得模型运转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出现大数据预测之外的意外。
今天的环境，无论是社交网络中的环境，还是实际生活，硬性的规训权力都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聪明的资本和企业，都懂得攻心为上，鼓励人们“倾诉、分享和参与”。但这些仅仅停留在消费和文化领域。就像是996话题讨论中，当马克思的名字、剥削的概念被提及后，这一话题的热度突然就下降了。
讨论数字时代的精神生活，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娱乐节目而今已经相当程度上成为了“治愈”品。娱乐节目比起新闻节目，更加强调心理技术，无论是真人秀，还是剧场表演，都有着剧本，踩着引发快乐、痴迷、欢笑的节点。多屏时代的我们，也完全感觉不到屏幕上的闪动对于我们自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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