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王大宾病逝，愿一路走好！

原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先生因患脑瘤医治无效，于今天(2019年6月26日)凌晨3：30在成都华西医院上锦分院去世，享年78岁。一个温和的造反派前辈，一位与世无争的老人，一路走好!　　

王大宾1941年出生于四川西昌地区德昌(今凉山州德昌县)大山深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在校期间恰逢文革运动，曾任当时著名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北京地院“东方红”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与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和北航韩爱晶一起被誉为“造反派五大领袖”，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等领导人接见。　　

王大宾在文革中最有名的一件事是，1966年12月，他在回四川老家串联途中，接受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将时任中央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彭德怀从成都“押回”北京接受批判。他带领的东方红战斗兵团的红卫兵们在跟彭德怀接触后，通过深入了解，认为彭德怀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制止了个别人的激进行为，对彭德怀严密保护，一路照顾，安全护送回了北京。此事令王大宾受到很大争议，有人指责他立场不坚定，上了彭德怀的当，政治上动摇;但文革结束后，他却仍然因此被指控为“迫害彭德怀”，以“反革命罪”判刑9年。

出狱后的王大宾虽经历坎坷但信念不改。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大凉山彝族的苦孩子。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我进不了大学，进不了北京。我永远感恩共产党毛主席！”

王大宾后来隐居都江堰，曾以自己在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所学的特长，与当地政府联合创办了一家探工工具生产企业。但他从不参与社会活动，很少对外联系，更不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公开发表看法。

不过尽管如此，根据我与他近年来多次见面的感受，深知他并非像某些网络传言那样“偏安川西，发财度日”，而是对历史对现实有着自己的认识。

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他曾经不止一次向我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毛主席是正确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这些人当年太年轻，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没有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要吸取我们的教训。他尤其反感同辈中人从个人利益得失出发，轻易对历史下结论，误导后来人。他曾当面对我说，我水平不行，但我至少要做到不胡说。

2017年，王大宾在老朋友香港文革历史出版社社长敖本立先生的帮助下，在香港出版了《王大宾回忆录》。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文字形式，对自己曾亲身参与其中的这段历史作出公开回顾。

1997年王大宾与敖本立(右一)蒯大富(左二)韩爱晶(左一)在深圳1997年王大宾与敖本立(右一)蒯大富(左二)韩爱晶(左一)在深圳。

以下几张照片是我在5月10号去上锦医院看他时留下的。当时他已确诊为脑瘤，而且是最为严重的那种胶质瘤，刚刚办好住院手续。思维尚清楚，但因为神经受肿瘤压迫，情绪时有烦躁，医生安排三天后就要为他做手术了，已经明确告知了手术的风险。因为我大哥也是这种脑瘤去世的，深知其严重性，所以我尽管一直在宽慰他和家人，但分手时仍然闪过一种很不情愿的感伤——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