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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长城内外:香港的“颜色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望长城内外 · 2019-08-1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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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今年发生在香港的所谓“反修例运动”就是一场“颜色革命”。

  香港的“颜色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作者   望长城内外  

  笔者在6月29日写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一文中指出:香港的这场政治风波,实质上是“颜色革命”。到目前为止,大量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今年发生在香港的所谓“反修例运动”就是一场“颜色革命”。为什么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是“颜色革命”,这场“颜色革命”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下面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什么是“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0世纪末期以来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至今为止,“颜色革命”已经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这几个国家取得成功。“颜色革命”的参与者们拥护西方“普世价值”,其主力往往是现任政权的反对党,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和推翻国家的现政权。他们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来作为他们的标志。例如,2003年11月发生在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称为“玫瑰革命”;2004年至2005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称为“橙色革命”(又译“栗子花革命”);2005年2月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称为“郁金香革命”(亦称作“黄色革命”,“柠檬革命”)。

  美国是“颜色革命”的主要鼓吹者和支持者。美国鼓吹和支持的“颜色革命”的绝不仅仅只是政权改朝换代,而是对一国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造和重塑,而这种改造和重塑的核心要义是,一定要以美国的政治模式为标准,一定要全盘接受“普世价值”。在美国眼中,只有通过“颜色革命”扶植了美国青睐的政治代理人上台,才算是实现“民主化”的初步标志,接着还要根据美国的标准改造该国的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财政制度等,逐步改变政治力量对比和阶级力量对比,将人民置于更隐蔽的受剥削境地,形成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和跨国资本集团的统治地位,影响国家发展方向,使之进入西方轨道,成为西方附庸。说到底,“颜色革命”是美国在别国扶植政治代理人,进而使该国成为美国附庸的一种“政治模式输出”方式。

  纵观20世纪末期以来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颜色革命”主要有以下五个特征:

  一是由美国支持,主要在幕后支持。由于“颜色革命”是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因此,碍于国际法关于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的规定,美国一般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后,采取长期资助、培植反对派骨干和头面人物,出谋划策及派人现场指导等方式极力给予支持。而当“颜色革命”在发生国遭到政府抵制和镇压时,美国政府头面人物就会出面发声,公开支持“颜色革命”发生国“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游行示威活动”,给反对党(派)政治上的支持,对发生国政府政治施压。当“颜色革命”失败后,美国政府就会以“镇压和平游行示威活动”为由,对发生国政府进行各种制裁。

  二是由反对党(派)出面领导,每次行动都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各国发生的“颜色革命”都是由反对党或反对派头面人物出面领导的,而且“颜色革命”分几步进行,每一步甚至每一项大的行动如何组织进行,事先都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分工比较明确,计划比较周密。

  三是以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号,以政权变更为基本目的。20世纪末期以来各国发生的“颜色革命”,都是打着 “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发动的,而其基本目的则是推翻现政权,让反对党(派)上台执政。凡是“颜色革命”搞成功了的国家,最后都实现了政权的变更 。

  四利用突发事件制造街头政治活动。“颜色革命”往往利用突发事件而发动,其主要形式是组织进行大规模的街头政治活动,通过游行示威、静坐请愿、罢工罢课罢市以及冲击包围政府机构、制造社会骚乱暴乱等方法,破坏社会秩序和政府威信,不断施压,逼迫现政府下台。

  五是利用社会矛盾,大造舆论,煽动、蒙蔽和裹挟大批民众参与。由于推翻现政权是“颜色革命”的基本目的,因此,如果没有大批民众的支持与参与,“颜色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颜色革命”通常是在社会矛盾特别是民众与政府矛盾比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反对党(派)则极力利用这些矛盾,大造舆论,并进行欺骗宣传,煽动、蒙蔽和裹挟大批民众参与进来。

  而香港今年发生的“反修例运动”则具备了“颜色革命”的全部特征。

  二、今年香港 “反修例运动”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过程

  今年香港发生的“反修例运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月上旬到6月初,为“反修例运动”的准备与发动阶段。

  为弥补现有法律的漏洞,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于今年2月15日向立法会提交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以下简称“修例”)。此次特区政府建议“修例”,直接导火索是去年发生在台湾的一起命案。2018年2月上旬,一对香港年轻情侣同游台湾,但疑似在旅行中发生争执,陈姓男子涉嫌在旅馆勒死潘姓女友,然后将尸体以粉红色行李箱装箱,搭地铁至约15公里外的郊外弃尸。2月中旬,陈男独自返港。女方父母发现女儿失踪后,其信用卡在台湾和香港都有取款记录,于是慌忙向香港、台湾警方报案。陈男被香港警方拘捕约谈,事件才在3月中旬曝光。台湾警方在去年3月、4月两次向香港政府提出司法互助请求,并于7月致函香港告知所获证据情况,表达香港若提出司法互助请求,将给予协助。然而,陈男已经回到香港,在港台没有引渡条例的情况下,香港检方无法以杀人罪起诉他,也不能将其移交给台湾警方。如果他不回到台湾受审,他的杀人行为就“不会被判刑”。

  杀人嫌疑犯难以被追求刑事责任,症结在于现行《逃犯条例》的有关规定。该条例于香港回归前的1997年4月25日发布实施,很明显是港英当局埋下的一根钉子。从回归以来20多年的司法实践看,该条例在贯彻落实中明显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阻碍香港与内地及台澳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使得香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逃犯天堂”。今年两会期间,原公安部副部长、现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敏,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内地逃到香港的重犯多达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但由于受到《逃犯条例》的限制,香港不能将这些逃犯移交内地。二是港人在未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发生刑事案件,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极大困难。根据《逃犯条例》规定,香港只能向签定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移交逃犯。但目前香港只与英国、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司法管辖区签订移交逃犯协议,仍未与其他100多个国家及地区达成双边协议。三是一些在港犯案后逃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嫌犯,也因为没有引渡安排,港府无法引渡他们来港受审。

  因此,为更好处理香港男子台湾杀人个案,同时推动修补法律漏洞,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建议对相关法案进行修订。

  其实,与内地商谈签订司法互助协议,是反对派头面人物、“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在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时,于1998年12月第一个提出来的。据香港新民党主席、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今年6月在立法会上揭露,当时,香港曾经发生了两起刑事大案:一是两名罪犯在香港杀了5名女子后逃往内地;二是香港张子强犯罪集团先后参与绑架两名香港富豪(香港第一富豪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张子强分得73800万元港币赎金,又从内地非法购买800公斤烈性炸药和2000多枚雷管,并偷运到香港,图谋制造更大的恐怖事件。后来两名杀人罪犯和张子强团伙主要成员,都被内地警方抓获,两名杀人罪犯和张子强等5名主犯被内地法院判处死刑。之后,李柱铭在香港立法会上向特区政府提出,按照香港基本法,这两个案件的罪犯应引渡到香港受审,要求特区政府与内地商谈签订包括引渡罪犯在内的司法互助协议。

  然而,李柱铭这个政治流氓却有意“忘记”了此事。香港多个反对派政党宣称,修法会成为内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他们极力攻击抹黑此次修法并加以阻扰。“台独”势力也积极参与其中、遥相呼应,美国、欧盟等在港外交机构更以多种形式予以“关注”、进行干涉。结果,原本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就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在这一阶段,香港反对派主要采取了四方面的行动:

  一是在立法会极力阻扰对“修例”的审议。

  香港保安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以堵塞法律漏洞,这本来是彰显公义,将犯人绳之以法的必要之举。然而,香港立法会中的反对派议员却大做文章,无限上纲,作出种种不符事实的攻击和抹黑。其中,朱凯廸更是将矛头指向遇害少女之母,声称民建联日前与受害少女的母亲见记者是与政府“打龙通”(指两个或以上的人合谋,对某人做不好的事情),又声言特区政府是“利用台湾悲剧”去“暗渡陈仓”,“逼”台湾当局承认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云云。香港媒体指出,朱凯廸的言论丧尽天良,受害人母亲遭受丧女之痛,自然希望为女儿讨回公道,寻求政党支持推动疑犯移交是合情合理,也是为人父母者的应有之义。朱凯廸也是为人之父,竟然指责受害人母亲是在“打龙通”,反映其人已经因为政治偏见丧失了人性和理智,不要说做立法会议员,就是作为人的资格都没有。

  3月15日,香港反对派组织“香港众志”多人强闯特区政府总部,声称要政府撤回《逃犯条例》,并与维持秩序的保安产生冲突,致使1名女保安受伤。警方接警后以“强行进入罪”拘捕9名示威者。

  5月11日,香港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上午9时举行会议,由建制派资深议员石礼谦任临时主席,原拟选出委员会正副主席。但自封“主席”的民主党议员涂谨申等反对派议员从10日开始就霸占立法会内两个会议室,并于11日上午8时30分“强开会议”,违规抢夺石礼谦主持会议的权力,阻挠建制派议员进入会议室,更有部分人打伤建制派议员。民主党议员陈志全也是大打出手,飞身扑向石礼谦,暴力阻挠《逃犯条例》修订,让立法会一度陷入混乱状态。

  6月6日,邝俊宇、朱凯廸、毛孟静、范国威、许智峰、谭文豪等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为煽动市民上街反修例,再次霸占立法会会议厅闹事,甚至还架起长梯及摆放帐篷,扬言要“留守”至周日市民游行到立法会外去“声援自己”云云。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于当天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事件,决定授权秘书处劝喻议员离开会议厅,但由于反对派议员不肯离开,最终于晚上7时20分开始清场,并在一个多小时后完成清场,结束近6小时的“占领”闹剧。

  二是积极进行舆论宣传。

  在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极力阻扰对“修例”的审议同时,香港反对派通过他们控制和影响的媒体,大肆进行欺骗性宣传。他们散布歪理,搬弄是非,用危言伎俩误导恐吓香港民众。什么“内地会罗织罪名将批评者引渡到内地囚禁”,什么“修例后朝鲜及其他法治水平极低的国家都可向香港要求移交逃犯”,什么“修例一旦通过,美国会取消给予香港特殊的单独关税区待遇”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苹果日报》大肆炒作的“修例后,内地想抓谁就抓谁”。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指出,这是“建基于危言耸听之上”,完全是反对派在蓄意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慌气氛。特区政府多次说明,根据修例,移交必须严格按照“两地同属犯罪”原则处理,只有在香港也属于犯罪的行为,且是相当严重的罪行,才可能会被移交。反对派却耸人听闻地造谣说“想抓谁就抓谁”,是他们真的不懂,还是故意造谣?只要认真想想就会有答案。香港居民现在每天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人数以十万计,又有谁听过哪位香港人无缘无故地被内地抓捕和判刑了?内地近年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法治进步有目共睹,办案都是讲法讲理的,炒作“想抓谁就抓谁”,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

  据香港大公报6月1日报道,反对派还用全港数百所中小学及大专院校的“师生”或“校友”名义,发起反修例联署,试图藉此制造反修例“民意”。然而很快被人发现,很多“联署”者实际是被冒签的。有的市民发现自己“被联署”之后,向发起者反映希望从联署名单中剔除,但竟被告知不可以修改。在反对派炮制的反修例联署人名单中,连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民建联副主席张国钧也名列其中。他发现后马上澄清自己是被人冒签,“连毕业年份也写错”,谴责有人胡乱动用学校或校友会或师生名义发声明,企图壮大反对声势。

  然而,“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理”,由于反对派控制和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的香港媒体,再加上连番炒作,许多香港民众还是听信了他们的谎言。

  三是加紧与美国、台湾当局勾连。

  3月13日,公民党反对派议员杨岳桥、谭文豪窜到台北,与台湾陆委会及“法务部”代表会面,抹黑条例修订是“政治目的”。

  3月下旬,反对派头面人物、香港特区政府首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郭荣铿、莫乃光等人访问美国,先后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会面,面见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并于3月25日拜会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香港公民党之后发布的新闻稿称,陈方安生等人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短暂会面”,谈论香港的情况,尤其是“‘一国两制’保障的人权和自由的实践”。陈方安生事后则表示,彭斯“非常关注香港的人权及自由状况”。陈方安生还声称美国有权干涉香港事务,话里话外更恐吓若失去美国支持,香港将失去安全保障和国际地位,俨然将香港视为美国的殖民地。

  5月中旬,香港反对派“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及其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会见了李柱铭一行,蓬佩奥对香港政府拟议修订《逃犯条例》表示关注。5月14日,李柱铭等人在美国民主基金会发表了煽动性极强的演讲,参加了该基金会组织的论坛研讨。

  对香港反对派的反修例行动,美国与台湾当局很快以“表示关注”的方式给予支持。3月份,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接连就香港事务发表言论,声称香港考虑修订《逃犯条例》,美方或多一重疑虑,可能影响港美双方协议的实施。3月29日,香港美国商会发表声明称,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决定感到忧虑,要求政府考虑其他方式处理紧急引渡问题。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于3月25日威胁称,若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将考虑发出旅游警示。

  四是多次组织游行示威活动

  进入4月以后,香港反对派为了挑动民众加入反修例运动,多次举行反修例游行。其中,4月1日的游行,据警方香港称,游行高峰期有5200人。有港媒注意到,这次游行,反对派的头目几乎全部出动,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非法“占中”幕后黑手戴耀廷、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和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港独”组织趁机宣“独”,挥动“香港独立”的旗帜。一些人甚至将“血馒头”扔向政府总部门口的国徽,“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要挟称,若政府不撤修订,将考虑发动包围立法会。香港《东方日报》的报道称,只看这次示威打头阵的3个人,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分别是绰号“汉奸黎”的黎智英、绰号“李汉奸”的李柱铭以及“政治主教”陈日君,都是“戴罪之身”。他们妄称修例比23条立法更可怕,其实是危言耸听。有人当场质问黎智英是否害怕被送到内地,正好击中他及其操纵下“反中乱港”集团的痛点。

  第二阶段,从6月上旬到6月中旬,为“反修例运动”大规模游行示威阶段。

  6月9日,反对派组织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组织者声称有103 万人参加,而根据警方的观察最多时有24万人参与。

  6月12日,香港反对派再次动员一些人包围立法会,导致原计划对修订《逃犯条例》进行二读的立法程序临时宣布延后。

  在此情况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迫于6月15日宣布,特区政府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

  6月16日,反对派组织进行了号称“香港回归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组织者声称有200 万人参加,警方称最高峰时有接近34万人参加,香港发展中心委托科技大学前经济系主任雷鼎鸣估算参加游行总人数约40万人。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反对派16日组织的游行,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都有现身,如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工党李卓人、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君、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民阵召集人岑子杰等站在队头,拉起横额。黎智英更是鼓动市民,称一定要继续抗争,直至特区政府撤回修例以及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为止。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也参与了游行。

  香港大公报还报道,16日夜占领现场上疯传一张图片,称政府必须答应六个要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暴动罪”、释放所有因为此事的被捕者及赔偿、交出行使暴力的警员名单等,否则不排除就地成立“临时政府”,在广场定架构,回收香港管治权云云。

  事情至此已经十分清楚,自今年3月香港反对派组织进行的反修例运动,在迫使特首林郑月娥于6月15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之后,反对派企图“乘胜追击”,一举搞垮香港特区政府,夺取香港政权。

  第三阶段,从6月下旬到目前,为“反修例运动”的暴乱阶段。

  6月16日以后,特区政府多次表示决定中止修例,并称修例工作已经寿终正寝。然而,反对派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搞垮香港特区政府、夺取香港政权的目的还没有实现。于是,“反修例运动”进入了暴乱阶段。

  6月中下旬,香港金钟地区接连发生暴力骚乱事件,特区政府总部多次被极端暴力分子包围。

  ​​​​    6月21日,香港警察总部也被极端暴力分子包围。极端暴力分子堵塞出入口,以铁马、水马设置路障,封锁附近主要交通干道,向警察总部投掷鸡蛋,用激光照射警员。数百警察被困在大楼里无法离开,也无法出警。随后税务总部大楼、出入境总部大楼等接连沦陷,陷入瘫痪。极端暴力分子一边围困警察局,一边破坏四周摄像设备,以确保媒体上播出的只是他们需要的画面。

  6月26日,极端暴力分子再次包围警察总部,并拆掉了“香港警察总部”牌匾。

  7月1日清晨,大批极端暴力分子再次围攻立法会大楼,用铁枝、铁箱车等破坏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外墙,用一些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不明液体等攻击警察并导致多名警员负伤。当晚。极端暴力分子强行闯入立法会大楼,并在里面大肆破坏,包括损毁了庄严的议事厅和区徽以及立法会现任、前任主席的画像,在现场留下一片狼藉。经检查,大楼设施损毁严重,相关修复工作预计要到10月才能完成,维修费用预计高达6000万元港币。

  7月14日,极端暴力分子在沙田围攻警察,11名警察受伤,1名警察的手指被活生生咬断。

  7月20日,警察在突击检查荃湾区一座工厂大厦的时候,发现了一公斤的TATP烈性炸药和“燃烧弹”电油等物品,以及“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衣服。

  7月21日,是香港政局演变一个重要节点。极端暴力分子围攻中联办大楼,玷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侮辱中华民族,开始露出企图颠覆国家的真实面目。同日,身穿黑衣的极端暴力分子在元朗恶意挑衅,引发暴力冲突 。

  7月24日,香港“民阵”致信61个驻港总领馆和办事机构,要求他们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

  7月26日,部分极端暴力分子聚集在香港国际机场,围攻老人,骚扰乘客。

  8月3日下午5时40分左右,有暴徒竟然拆走海港城前面旗杆上的五星国旗,扔入海中。

  8月5日,反对派组织所谓“大罢工”,极端暴力分子采用阻塞地铁车门和在路上设障等方式阻碍公共交通,造成地铁大面积瘫痪和多条主要道路被堵塞,并有117组交通灯被破坏。8月6日,香港警方举行记者会表示,在5日的行动中,警方共拘捕148人,涉嫌非法集结、袭警、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罪行,其中暂时落案控告4人。

  据香港警方5日举行的记者会介绍,从6月9日至8月5日凌晨,香港警方在此前一连串示威冲突中,已拘捕420人,涉嫌非法集结、暴动、袭警等罪行。

  对于近期在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承认,“香港这些天发生了暴乱”。

  三、香港今年发生的“反修例运动”完全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颜色革命”

  从到目前为止媒体报道的有关情况来看,香港今年发生的“反修例运动”完全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颜色革命”。

  1、香港今年发生的“反修例运动”得到了美英等国和台湾当局的公开支持。

  据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于7月8日在华盛顿与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见面,声称讨论了近日《逃犯条例》修订争议的发展及有关香港自治等议题。7月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会见了黎智英,并讨论了香港修例问题。

  英国前首相特丽莎梅和前外交大臣亨特,也于7月初公开对香港的“反修例运动”表示支持。

  8月3日,就在“旺角再游行”的同时,据香港“东网”等媒体爆料,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梁家杰等反对派头目,当晚在中环历山大厦的一间高档西餐厅里,秘密会见两名外籍男士,黎智英用英语对在场人士言说:“Welcome to HK and well done with the situation”(欢迎来到香港,这个情况做得很好)。

  台湾当局蔡英文也公开支持香港的“反修例运动”。自香港爆发反修订例冲突以来,蔡英文多次声援争取“民主”的港人。7月1日香港发生极端暴力分子冲击打砸立法会大楼事件后,蔡英文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游行人士是显示他们追求所谓“自由民主”的心愿,称自己对香港人民的处境感同身受。她还“教育”特区政府,要拿出诚意面对人民的请求。她还借机恐吓台湾民众说,“一国两制就是把台湾变成香港”,以欺骗和拉拢岛内年轻人的选票。

  2、美国长期资助和培植了香港反对派,帮助反对派进行了“颜色革命”的各项准备。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今年8月9日发表的《幕后黑手如何手把手教乱港分子?》一文披露,美国情报机构(CIA)长期在海外煽动“颜色革命”,他们设有专门的学校,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还有一整套的教材,手把手教反对派人士用“非暴力手段”去进行“民主运动”。培训非常系统、全面,有很多门课,从搞“民主运动”的50点原则到怎么搞游行、怎么制作宣传海报,如何引导暴动、如何对抗警察、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等,都有极为详细的教材。如何把手下的人进行分组,不同的组在不同的阶段需要准备什么,应该出面做什么,这些细节在教材里也介绍得一清二楚。

  五年前的香港“占中”事件发生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4年10月21日的《新闻之夜》节目中,曾曝光那些“占中”分子在海外接受培训的详细情况。播音员金斯贝格称,“在这家四星级酒店的地下室里,活动分子聚集在这里,让这里看上去有些像一家‘革命’学校。我们被告知有大量香港示威者在上街之前就接受了培训。” 金斯贝格还报道,大约1000名香港示威者受过特殊培训。“在这里的一些活动分子,参与了帮助组织当前在香港的示威活动。他们计划推动数以千计的人走上街头。事实上,他们近两年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并提前策划了‘占中’集会。” 据官方提供的通讯地址,这家名为“奥斯陆自由论坛”的培训机构,实际上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350号,联系电话和传真也位于纽约,论坛上也有不少来自美国的主讲人。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廼强称,香港中文大学设有一个叫“香港美国中心”的机构,垄断了香港8所大学的通识教学教材。脸谱专页“时闻香港”透露,“港美中心”在2014年3月15日至16日举行了两天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顺”培训大学生作为“占中”骨干,“这些手段足以显示,美国人在香港的实质性干预活动将大幅增加,甚至‘占中’会得到美当局的全力协助”。2014年4月出版的《紫荆》杂志也披露,“工作坊”实际上是由一些政党要人、国际学者及神秘政治人物授课,教学生如何面对大型示威抗议活动中的“谈判策略”,并为香港普选定下所谓的“不可退的底线与立场”等。《紫荆》直言,“港美中心”表面上是一间非盈利的大学联盟机构,其董事会成员也包括多所大学的校长,但实际上美国驻港总领馆才是这家机构的真正后台依靠。

  香港《大公报》报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也在幕后培训“占中”学生。由海外激进反华分子杨建利充当美方与乱港派的中间人,在美国、日本和台湾搞“族群青年领袖营”,邀请“占中”烂头卒、反共反华头目演讲,迎合NED及台湾民主基金会拨款要求,搞乱香港,渗透内地。

  从这次香港暴乱的实际情况看,许多极端暴力分子都是经过培训的。

  例如,参加游行的青年,很多人文化水平很低,他们在街头喷涂的反动标语,经常出现一些连小学生都很少写错的错别字。但就是这帮连字都写不好的人,却被媒体曝光,在街头游行时,他们打着各种十分专业的手势进行沟通,每个手势都代表一个意思。

  又如,据香港警察反映,这次暴动的人队形非常讲究,第一排负责扔东西,第二排负责递扔的“弹药”,第三排拿长棍攻击警察,后面的人打伞当掩护。实际上,这些路数在CANVAS教程里早就提到了。

  再如,CANVAS教程还有一章说:“当你遇到镇压,要记住军警的名字”,暗示要记下警察的个人信息,通过报复警察来瓦解他们的意志。在这次香港暴乱中,就有人在网上人肉香港警察,散布警察的个人信息,号召大家去报复他和他的家人。就连前段时间跟废青对骂的“帝吧”成员,也在极短的时间里,被神秘的专业黑客人肉,所有个人信息全部曝光。

  此外,香港反对派还长期得到美国的资助。据媒体披露,美国资助香港反对派有两个渠道:

  一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虽然该基金会号称私人非营利组织,但其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美国国会拨款。因此,不少媒体称其为“第二中情局”。据统计,从1991年至2018年,NED资助在港项目的金额高达106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近7500万元),其中在1998年、2001年、2004年、2009年、2012年、2014年、2017年这几个年份,资助金额显著增加。

  二是通过《壹传媒》老板黎智英资助。黎智英获得美国关照在缅甸炒地牟利后,在过去三年向9个反对派政治组织及14名人士提供了4080万元的政治黑金。包含黎本人的“祸港四人帮”中的另三人:陈日君、陈方安生及李柱铭,也长期收受黎智英的资助,过去三年总计980万元。

  3、香港的暴乱行动完全是有预谋有组织的。

  根据有关方面观察,今年每一次香港的暴乱行动之前,都先有反对派一再鼓动市民上街,例如6月12日号召大家包围立法会、提供“抗争”和被捕支援;还有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到现场大发“官威”向警员施压,阻挠警方执法;每次暴乱行动之后,网上都会出现为暴徒辩护或煽动仇警的文宣,等等,基本是一个模式。

  极端暴力分子的组织也十分严密,每一次行动都会有人专门负责后勤补给,给前面的人分发头盔、口罩等等。还有香港市民拍到,在地铁里,有专人负责给废青们发钱。大公报记者拿到了花钱雇人参加游行的录音,充当“前锋”一天给3000元港币。

  许多人看到,在暴乱的现场,还出现了一些可疑的外国人,他们就像NBA赛场上的教练一样,给这些废青们安排任务。香港大公报曾拍到一个在街边的外国人,正通过社交软件向废青通报警察的动向,从CANVAS教程里的分工看,这个老外应该是支援组的技能导师,在现场坐镇,带着组里其他人随时调动暴徒。有一个外国人,被人发现连续三次大规模游行都出现在了现场,被拍到他对着废青隔空喊话,似乎是在指挥。还有一个外国人,四场游行他都在现场,废青搞事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废青们稍微歇下来的时候,他就化身为“讲师”,这帮青年就像一群小学生,认真地聆听着什么。

  大量的情况表明,香港今年的暴乱行动完全是有预谋有组织的。

  其它如以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号,以政权变更为基本目的;利用突发事件制造街头政治活动;利用社会矛盾,大造舆论,煽动、蒙蔽和裹挟大批民众参与等“颜色革命”的特征,也在香港今年发生的“反修例运动”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例如,香港反对派和极端暴力分子公开叫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要求行政长官下台,并声言不排除会成立“临时立法会”等,都充分表明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香港特区政府,夺取香港的管制权。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香港今年发生的“反修例运动”具备了“颜色革命”的全部特征,是一场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颜色革命”。如果要与先前发生在其它国家的“颜色革命”相区别的话,可以称其为“黑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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