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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刘迺强

刘方 · 2019-11-22 · 来源:香港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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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乱局,并非出于我们讲政治,而是自己多年不讲政治,让反对势力大讲政治。”

  原编按:今天(2019年11月21日)是香港“民主回归派”领军人物,重要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刘迺强先生的第一个周年忌日。本文为刘先生儿子刘方纪念父亲的文章,获作者授权发布。文章中括号内数字为刘迺强先生微信发表文章的编号。

  刘廼强,1970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3年任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研究部主任;自主创业,晚年从事新媒体业务。

  刘先生1988年起担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组泛珠三角小组委员、香港集思会顾问、香港华人革新协会名誉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2009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银紫荆奖。

  不知不觉,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团队用心整理他在微信上每天发表的短文,结集成此书。阅读稿件的时候,与他讨论家国事务的时光仿佛就在眼前,倍感思念。

  父亲热爱且善于用文字传播观点,影响社会。他从《信报》创刊起,三十多年一直在该报写专栏,也因此广为几代香港人所熟悉,被公认为香港重量级评论家。直到2012年特首选举,他高调支持梁振英,不但《信报》栏目被借故封杀,一些较鲜明的观点,即使在建制媒体也未能发表。父亲没有因此灰心气馁,相反,他意识到移动互联网时代阅读习惯的变化,在2015年起转战微信, 继续评论世界、国家与香港。

  在他微信发表文章期间,除了数次入院停止更新数天以外,基本上一天一篇,从不间断。最后他在2018年10月宣布微信文章结束,一个月后,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可以说,他为了深爱的祖国与香港,和向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奋斗至最后一刻。

  父亲曾跟我说,他跟鲁迅先生一样,写的是“速朽”文章。我当时以为他的意思是时事评论文章时效性强,后人看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除此以外, 鲁迅先生还亟盼自己的文字“速朽”,即他所揭露与批评的现象得到解决,他的文字不再适用,唯其如此,国家与社会才会不断进步。父亲肯定也这样想。

  不幸的是,父亲对很多问题的分析,放在今天,也完全适用。尤其是他对香港的判断,我在阅读的时候,甚至会有错觉,以为他还在我们身边,评论着正处于反修例风暴之中的香港。

  长期阅读父亲文章的朋友,对香港今天的荒诞乱象,相信不会感到惊讶。回归以来,香港民生问题不断积累,所有调查研究都指出问题的核心是房价过高、产业不振、青年没有往上流动空间等耳熟能详的原因,但特区的体制却没有变革的意识和能力,民怨越演越烈,这是远因。从“占中”以来,反对势力有组织地引导青年往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的路上走。父亲描述的这一切,都在我们眼前展开,昨日的花终成今天的果。

  早在2016年春节的旺角暴乱中,父亲就关注到暴徒领袖被搜出化学品、壮阳药与53万元新钞,并预见到今天为“勇武派”献身的“天使”,指出这跟黑社会与邪教无异(131)。2016年4月,反对时任特首梁振英先生的示威者“占领机场”(145),现在看来,那是这次暴乱中所谓“和你飞”的堵塞机场行动的一次演练。自“反国教”开始,反对势力不计较每次行动的得失,不间断地频繁动员群众,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新领袖,行动策略越发高明,协调能力越发成熟,值得我们反思(817)。

  认同问题成为“一国两制”主要矛盾

  父亲早就警告建制“开明绅士”不要姑息养奸,断定“港独”最后将成为我国的心腹大患,“港独”不但不会和平理性,更会演变成恐怖主义,可谓一语成谶(337)。

  即使到了“时代革命”遍地开花的今天,很多人仍然认为“港独”是伪命题,因为既不为“香港主流接受”,也没有成事的可能。相反,父亲早在2016年就提出“港独”是“真命题”(337),最早提出警报,且一直高度重视。本书第二章“就是不容许谈独立”,收录了父亲在此方面的大量分析与论述。

  父亲不但认为“港独”是真命题,更指出“一国两制”今天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不是民主与非民主的矛盾,而是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矛盾(172),是“合派”与“离派”之争,关键是对中共执政的中国采取什么态度(193)。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所谓的中间派(172)。我们的对手已经不再是“泛民主派”,而是“泛本土派”,他们争取的已经不再是民主,而是自决独立,矛盾的性质因此也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395)。这些洞见,如今看来更觉深刻,可惜认同的人仍然不多。

  “港独”与分离主义者虽然有外力支持,但其迅速壮大的主因还是建制的失误。

  面对越来越明显的“港独”与分离主义,特区政府既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处理。“官员的感觉是他们只是硬着头皮去执行这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所以表现得一塌糊涂”(342)。这段文字,用来描述今天特区政府对反修例暴乱的处理,也仍然形象生动。

  建制派忽略理论建设,又缺乏“四个自信”,面对分离主义者脱离现实的粗疏论述,也不能有效反击(193)。

  因此,父亲沉痛断言“合派 [即香港爱国者] 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内外勾结势力集团,它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单独与之对抗,要是中央没有足够拨乱反正的决心,对香港不能贯彻其全面管治权,合派即使全面牺牲了也不足以力挽狂澜,大部分都选择明哲保身,这就是过去二十年合派从未成为一股力量的最主要原因”(196)。在今天的反修例暴乱中,高呼“你们不是中国人”的市民被泼易燃液体放火烧至重伤,大部分市民敢怒而不敢言,父亲的判断似乎得到了验证 。

  面对香港反修例暴乱,国内不少民众对其中展现的媚外卖国行为大为不满,因此甚至认为国家不必介入,“香港自己买单”。作为最早提出“港人治港”的人士之一,父亲当然认同港人对香港问题“有其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但他认为“这不能推到如有些港人要搞港独,后果自负,最后港人自己埋单(的结论)”(663)。“人民内部矛盾,应该尽可能由香港自己解决,香港自己埋单;但是敌我矛盾,特别是牵涉到外部势力,香港没有能力解决,最终都只能由全国埋单”(395)。这个判断,值得我们参考。

  港独背后是管治权之争

  若单从香港看香港,即使这次反修例引起暴动,很多人也仍然会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毕竟香港就在中国边上,跑不了,在防火墙的保护下,也再无力颠覆内地。可是,父亲提醒我们“若从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看未来的立法会与特首选举”,则分离主义是“中国与外部势力长期对香港实际管治权争夺的延续,整个反对阵营,说到底就是外部势力颠覆香港政权的代理人”(143)。

  在外国势力与反对阵营的经营之下,香港实际上早就成为“少数人的暴政”。只要“一小撮人够大声、够恶、够坚持地反对,不管他们有没有道理,大多数市民不站出来抗衡他们的无理取闹,我们这个半民主的 [特区] 政府在舆论一面倒的情况之下,已经惯例地会作出退让,以求息事宁人”(41)。但回归以来的经验证实:息事不可宁人,投降不能免死(40)。退让的结果不过是政府越来越弱,反对势力越来越强,成了实际管治者,沉默的大多数则失望、退缩,这正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香港局面。

  只有看清香港政治关键是管治权之争(998),再把她置于中美博弈之中(352),并理解到双方打的不只是贸易战,而是新冷战,使用的是最前沿的“混合战争”(hybrid war)手段,重点是心理战和宣传战(165),我们才能开始看清楚香港问题的本质与重要性。

  父亲认为香港落实行政主导的关键在于中央的主导与撑腰(486)。否则在香港整个体系都出现大问题且日趋恶化之下,中央不断的被动介入,协助特区政府解决问题的边际效果只会不断递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主动适当介入,促进特区政府解决问题(129)。但要拨乱反正,中央政府要有心理准备付出代价(489)。

  在坚定相信中央必须更主动介入香港,否则香港没有办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父亲也辩证地认识到从国家的宏观立场出发,香港问题“大乱才有大治”,必须要等到市民态度真正深刻改变,才能彻底处理 (127),且在此过程中,香港作为中美博弈战场,因为被限制于防火墙外的一千平方公里空间,在可控的主场下还能为全国提供宝贵的斗争经验(237)。

  因此在拨乱反正到来之前,父亲对爱国爱港力量的建议是不投降、不妥协、不搞什么“大和解”,要死守待援(281),寸步不让,等待大军到来作大反攻(285)。

  “一国两制”及其论述需与时俱进

  作为“民主回归派”领袖之一,父亲对回归后“一国两制”的实践感触良多,部分收录于本书第一章“疏离不是‘一国两制’”。

  港独问题,部分源于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理解,以及脱离现实的“一国两制”论述。其代表特征就是“对前朝不但没有批判,对港英的制度、路线、以及人事都赞赏有加。回归二十年,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美其名为‘一国两制’”(265)。

  “一国两制”的初心,说到底是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53)。但一些人却把它本质化,误以为“一国两制”本身就是目的,甚至不惜为了维护所谓“一国两制”而牺牲国家利益,这是本末倒置。

  对于变化,有些人动不动就质疑“这不是要搞一国一制”吗?仿佛一切变化都会损害“一国两制”。对他们来说,什么是“一国两制”,不是中国说了算,甚至也不是香港大多数人说了算, 而是美国(或曰国际社会)说了算。这样的理解,与国家利益不一定相符。

  “一国两制”是一个矛盾体,它是关系性的(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以及两制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一国两制”本质主义者的困局在于,今天世界上不存在“真正资本主义”,也不应该存在(265)。香港资本主义希望“五十年不变”,但内地的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设限,相反,它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当内地的社会主义不断向资本主义学习,并从实践中总结、调整、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主体的中国当然也在变化,在“一国两制”的关系性结构下,香港的资本主义不变也在变,不变也得变。

  香港面对困局,“人心思变”,但在论述的困局下作茧自绑。这里说的论述困局不只是对“五十年不变”的本质主义理解,更重要的是缺乏变革的坐标,以及缺乏对自我的准确认识 。

  变革的坐标,牵涉到“一国两制”的结构与主次关系。父亲提到“[特区] 司局长许多时都不愿意公开承认两制之上还有一国,而一国是由共产党执政这个宪制事实”(489)。说得直白一点,经过中央政府多年的努力,香港主流社会至今顶多愿意接受香港从属于一个抽象的“一国”,与社会主义这“另一制”则是平起平坐的一种“品字型”结构。他们希望“一国”是没有内容的符号,不姓社也不姓资,政治中立。但事实上“一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作为主体,其中又有港澳资本主义作为补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具体而充满内涵。香港主流只愿意接受抽象的一国而非具体的一国,因此他们才会投诉中央“过分强调一国,忽略了两制”。

  具体的一国不为香港主流所接受,抽象的一国则不能为香港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坐标,这是香港在求变中面对的两难。

  由于我们忽略了港英时代的香港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为西方国家服务的帝国主义边陲,因此很多过去的辉煌都被神话化,导致港人自大之余,对事物的因果关系存在系统性的错误认识。当我们不理解过去,自然找不到未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香港拥有一国与两制的双重优势”这个主流表述,其潜台词不过就是资本主义好,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所以就有优势(357)。它解释不了的是,香港既有双重优势,为何今天又沦落至此?

  说得再直白一点,两制之间除了主次关系,还有优劣关系。在内地的理论体系中,长远来看,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与优越性。但香港主流社会却认为资本主义永远比社会主义先进。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也是分离主义的根源。

  父亲尝言,中央对香港向来都有一套十分完整的论述,就是著名的“保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一国两制”,就是这个指导思想的延伸,“问题是这些论述都没有考虑港人的福祉和感受,并且越来越脱离现实”(264)。

  为了国家长远打算服务,保持现状,暂未或永远不会融入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主流 —— 对于这样的一群共和国子民,国家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是“一国两制”论述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香港的乱局,并非出于我们讲政治,而是自己多年不讲政治,让反对势力大讲政治。解决方法是我们也讲我们的政治”(264) 。

  愿国泰民安,香港涅槃重生,再拾繁荣辉煌,正如父亲所希望见到的一样。

  延伸阅读:

「他」归来21年,「她」却已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野叟,来源:中流微刊公众号,本文原发于去年七一前夕刘廼强的微信公众号“奇逸人中龙”被封之际。

  前两天,众多西方媒体又纷纷报道了由香港反对派和反内地势力组织、并有港独分子参加的香港“七一”游行。“香港的这场年度游行今年已经创下了参与人数的历史新低”——英国路透社在其报道中写到。针对这一现象,《环球时报》耿直哥评论说,“香港民众对这个越发偏执和不断制造社会对立与仇恨的游行正在失去兴趣”,香港的局面似乎正朝着大陆当政者期望的方向发展。

  然而,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一幅七一游行的现场照片:

  反对资本原本是共产党的任务,而今却发生了这样的身份错置——站在境内外资本立场、素以右翼立场著称的《苹果日报》却成了香港底层民众反资本的传声筒。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建制派人物、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廼强的微信公众号“奇逸人中龙”在七一前夕(6月17日)发表完一篇《回归“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的文章后竟然惨遭屏蔽。刘廼强在公众号上发表过《特首接受中央领导天经地义》、《美国霸权的命根》等多篇拥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共领导、抨击港独势力、抨击美国霸权的文章,其立场显而易见,放到大陆舆论场,刘多半要被指责为“五毛”。

  今年7月3日,刘廼强在港发表的《节制资本——香港回归至今的政治斗争》的文章中忧虑地写道:

  【我们经常都听到一种论调:主权在我手,部队在我手,香港是翻不了天的。

  不过癣疥之疾,不但难受,而且也有碍观瞻;发展到了某一地步,对整体健康多少都有影响,不能长期致之不理。

  消极的做法,是筑好五指山,让齐天大圣只能在里边翻跟斗,撒尿,却始终逃不过如来佛祖的手掌。但是猴子得到外援,越来越神通广大,弄到佛爷越来越难受,也臭气冲天。

  积极的做法,还是节制资本这个最大的利益集团。

  香港财阀的根基在于土地,而民怨的根源在房屋。香港土地全部官有,但却弄到财阀手上土地储备比政府多,放在那里就是不开发。对此,本届特区政府还推出置业主导房屋政策,根据「中原指数」显示,过去18个月,香港房价涨了22%,今天100万元,还买不到一个厕所!

  经历过房地产经济的内地同胞们,大都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以及应该如何处理。问题是中央与特区政府什么时候才下定决心去扭转这个局面。

  商人逐利是必然的事,问题在于巧取豪夺至今,已经尾大不掉,财阀本身已经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转型。

  只是大湾区一发展,区内企业大举来港,财阀早晚会被挤压,它们从心底里就抗拒这一发展。

  财阀这种心态,与外部势力,和「本土」分离主义者不谋而合。估计不出10年,「本土」与「融合」的斗争将无可避免的白热化,而标榜「政治中立」的特区政府将表现得左右做人难。

  情况发展到这地步时,换着是如来佛祖也很烦恼。】

  作为在港的当事人,刘廼强的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七一游行本来就是一场各种声音混杂的行动,只不过境内外舆论场强调的是港独分裂势力,使得其他声音被淹没。其热度的减低,只能说明香港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的下降,“沉默”却不见得代表民心的归拢。

  2005年,已经51岁的罗大佑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和香港红磡各办了一场演唱会。演唱会的名字就叫“北京-香港”演唱会。

  在北京工体上,罗大佑唱了那首很出名的《东方之珠》,在工体引起了万人合唱。

  令人玩味的场景出现在了红磡。在红磡,罗大佑再次唱起了这首《东方之珠》,整个红磡鸦雀无声,变成了罗大佑一人在舞台上的独唱。

  时间倒回到1997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场欢庆香港回归大型演唱会,当时来了好多大咖巨星,比如四大天王、林子祥、王菲、谭咏麟等,但是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首《东方之珠》。一夜过后,这首歌被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无数国人反复吟唱。

  1986年,罗大佑用郑国江的词创作了1986年版本的《东方之珠》。而1991年,在香港即将回归的背景下,他又重新填词《东方之珠》,歌中回旋着一腔血脉共流的情怀,充溢着黄皮肤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沧海桑田的尊严。“当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这样拟人化的句子,巍巍道出了香港和大陆之间同根同源之情。

  罗大佑1954年出身于台北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台湾白色恐怖向自由化时代转轨的时期,一方面是台湾被请出了联合国,另一方面则是大陆结束了文革,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大时代塑造了每个个体的复杂多变的心态。

  1985年,罗大佑离台赴港发展,陆续发表《明天会更好》、《东方之珠》及《皇后大道东》等首国、粤语歌曲。

  与《东方之珠》观点截然相反的是,1990年、香港回归7年前,林夕与罗大佑共同创作的歌曲《皇后大道东》,这首歌收录在了1991年7月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皇后大道东》中。

  《皇后大道东》是罗大佑的中国三部曲之一,有着他对香港前途的追问、对台湾根源的探索,对内地变动的思考,对民族命运作深入的探索和追问。

  这首歌借香港的地名为线索,在《皇后大道东》里,林夕写道:“有位贵族朋友在硬币背后,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而“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背后道出的是香港在回归前那段时间社会人心悸动,面临变革前的人心惶惶。

  香港电台曾经就《皇后大道东》向林夕和罗大佑做过一期访谈。林夕在节目里坦言,写这样一首歌是因为不知道七年之后,是否还有这样的创作环境来写这样一首歌。

  在访谈里,罗大佑也对一些歌词的隐喻做了自己的解读:皇后大道西说的是英国。而皇后大道中,说的则是香港。皇后大道东自然指代的是当时的“东方红”——中国大陆。

  在歌词的背景音里,底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罗大佑在访谈里给出了解释:香港的夜色可以说是灯红酒绿,色彩斑斓,而这就是“色”。那么这样的“色”在经过社会主义浪潮洗礼下会否变成“空”呢?

  这种追问是可笑的,十年之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香港没有变“空”,大陆反而变“色”,而且相对于香港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2年,罗大佑汇集众星发表了专辑《首都》,专辑中收录了林夕与罗大佑再次合作创作的同名歌曲《首都》,歌词中写道:

  【首都 万里河山千代人物

  首都 万世乾坤青云路

  皇天 一朝解放 股票数字任飞舞

  后土 改做地盘 段段划成黄金路

  ……

  创造时代形势 姓资姓社都好

  家家出口号 政客也跳槽 自创乐园是法宝

  风花雪月 溶合江山多美好 首都万世骄傲

  开天再开地 竞选又竞投 首都寸金尺土】

  因内容过于敏感,这里就不收录全词了,也不作过多解读,感兴趣的可以自行百度。

  那个时期,大陆房地产热刚刚兴起,罗大佑发表这首歌时还没见到大陆第一轮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更加没有见到大陆近十几年地产业的疯狂发展。这首歌充斥着罗大佑对大陆当时权贵式资本发展道路的讽刺,可是,真要站在香港底层民众的立场,香港又岂是乐土呢?

  1989年到1991年,中国大陆和苏联、东欧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不仅是大陆民众感到无所适从,香港民众也同样感到迷茫。大多数香港中产阶级一方面出于民族情感盼望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一方面却抱着今天大陆民众看待朝鲜的类似眼光看待大陆,对个体和群体的前途充满了焦虑。在八九十年代这样一个风云多变的时代,香港和台湾却鲜有真正的思想家,罗大佑的歌曲只是客观地折射出中产阶级上层的复杂心态,却很难把握香港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真实状况和心态。

  大陆解放以后,港英当局继续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香港底层民众苦不堪言。1966年大陆文革风暴席卷了香港。1967年5月6日,香港亲共的左派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起因是位于九龙新蒲岗的新浦岗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包围厂房的劳方与镇压的警察冲突,21名工人被警方逮捕。翌日,工人与其他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遭到港英政府的疯狂镇压。对抗持续了两个多月,造成51人死亡(其中殖民政府警方11人),另外超过800人受伤。冲突期间,中共多次对港英政府的镇压行为发出抗议。黄秋生主演电影《老左正传》(大陆译作《老港正传》)中曾涉及有这段历史。

  七十年代前的香港舆论场存在着鲜明的左右两派,作家梁羽生、金庸就分别是两派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各自的媒体上展开唇枪舌战。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贸易大幅增加,香港作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也迅速繁荣起来,因为财富的点滴下流,香港底层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加之改革开放以后,大陆有意拉拢香港右翼势力和大资本家,港商大量涌入珠三角地区投资办厂,迅速暴富起来。邓小平还特别接见了右翼代表人物——作家金庸。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使得中共对香港底层民众的“灯塔”作用逐渐消失。在殖民文化的教育影响之下,香港一般民众也都转而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大陆。香港左翼势力逐渐式微。黄秋生在《老左正传》中饰演的香港老左派的窘态,就代表了他们这一群体的尴尬处境。

  随着港商在大陆的投资建厂,香港本土的工业逐渐空心化。港商于内地赚得的利润,大都不在港再投资升级转型,都投进房地产。经过三十多年的演化,香港传统四大支柱产业:金融、贸易、商贸服务、旅游,都陆续失去了活力,只有地产一枝独秀。

  据刘廼强此前的文章介绍:

  【今天的香港GDP的93%是服务业,并且明显二分为低就业、高增值,和高就业、低增值的二元经济,两者没有很大的关连。

  香港大部份市民处于低增值的经济中,工种单一,技术含量低,薪金上升慢。

  高增值部份少数市民不断巩固和扩张其利益,今天国际学校大部份是本地学生,主流中学有接近20%是所谓「直资」的私立学校,只有有钱人子弟才能享受到优质教育,隔代贫穷制度化。

  增值差距大,所以二元经济促成了二元社会,贫富悬殊,很难得到解决,并且越来越加大。】

  住房问题是香港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的一个重要体现。

  香港号称经济发达,但居民住房条件几乎全球最差,房价高得离谱,以前老说是因为地少人多,但事实上呢?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供700万人发展,已使用地区只占了所有面积约24%!也就是说,长期故意囤地不开发,赚取土地收入,同时几大富豪靠房地产榨干普通民众的钱!

  香港回归以后,中央电视台曾经对香港底层民众居住的“鸽屋”进行了专门的报道,并声称特区政府正在大力改善香港底层民众的居住状况。

  然而,香港回归21年,底层民众的住房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正如刘廼强所言,一方面是大部分市民薪金增长缓慢,一方面是房价不断暴涨,(过去18个月香港房价涨了22%)。

  香港回归以后,资本主义制度被承诺50年不变。李嘉诚这样的大地产商在80年代就已经是大陆的座上宾,两次受到邓小平单独会见;香港回归以后李嘉诚等人仍然是大陆的座上宾。香港回归以后,大陆治理香港主要倚重的仍然是资本势力。港人治港几乎沦落为港商治港,工商界的大资本家在立法会中占据了多数议席。

  原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李罗力2016年6月在接受《前海传媒》采访时,痛心疾首地指出,大陆对香港政策的一大失误就是回归后主要依靠大资本家来管理香港……工商界的资本家归根结底为自己利益的,是忽略老百姓利益的。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给香港送大礼包,除了“自由行”外,基本上都只是惠及了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讲无产资产阶级没有国界,大资产阶级也没有国界。利益是没有国家的,我们依靠大资产阶级,但他没有爱国之心,分分钟可以拿钱走人。

  现实情况正是如此,赚够了钱的李嘉诚早就2008年开始就着手从经济泡沫化越来越严重的大陆和香港撤资,将资产转移到英国。

  对比香港今天的状况,中国大陆的房地产泡沫化速度和社会贫富分化速度可谓是有过之而不及。回归21年,除了主权的移交,香港还是那个香港,大陆却不再是原来那个大陆,比香港还要香港。

  大陆对资本的暧昧态度,使得香港亲共左派势力茫然无措,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刘廼强被封公众号不是个例,关注大陆劳动状况的香港左翼学者潘毅竟然还被限制入境。

  兴起于70年代保钓运动的台湾左统(亲共、亲大陆、主张祖国统一)派力量也逐渐式微。80年代以来,大陆主要拉拢台商势力,绿营台独势力一面借台湾贫富分化问题从国民党的蓝营争取到了大多数台湾底层民众,一面与台商势力暗通款曲争取经济支持。这种状况下,左统派势力难有任何作为。

  这两年,托派的介入使得台湾左独势力不断膨胀,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打手。与之对应,香港也出现了左统和左独的分化。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以反共著称的香港右翼媒体《苹果日报》报道香港底层民众抗议地产资本霸权的状况。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陆逐渐“香港化”的情形之下,香港的稳定、台湾的回归都存在着极大变数。

  但这并不妨碍罗大佑这样的港台中产阶级艺人一方面在大陆疯狂捞金,一方面继续站在道义制高点凝视大陆。

  两岸皆此岸,彼岸又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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