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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慧 | 缅怀陈明忠先生

徐秀慧 · 2019-11-23 · 来源:保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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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透过他一生的革命实践,超克“脱亚入欧”的日本作为现代化的优等生的情结,并能义正言辞地指出殖民现代性的虚妄与假象。

保马编者按

2019-11-22

2019年11月21日4时17分,台湾著名社会运动家、社会主义理论家、“统左”(统派加左派)阵营的代表性人物,同时也是最后一位被台当局判死刑的政治犯陈明忠先生逝世,享年90岁。

陈明忠先生生于台湾高雄,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18岁的他参加了著名的“二七部队”,担任突击队队长,最后负伤失败。此后,和当时很多台湾青年一样,抱着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失望,陈明忠先生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加入了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白色恐怖“戒严”期间,陈明忠先生两度入狱,在高墙内度过21年,饱受苦刑仍未改变赤色的信仰,出狱后不放弃提升对政治理论的学习,亲身前往日本抗议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广大“白色恐怖”受害者发声,呼吁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对促进两岸和解做出极大贡献。陈明忠先生的一生,与战后的台湾深刻勾连,不仅是台湾左翼政治的代表人物,更是七十年来浩荡历史的见证人,历尽劫波,无怨无悔,世情流转,不改其故。昨日先生于荣光中挥别,来日定有后人再度擎起不灭的火炬。

保马今天特推送徐秀慧老师《继承赴死革命者的信仰与志业──我读<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一文,本文原题《战后台湾统左派的见证与展望:读<无悔:陈明忠回忆录>》,载于《人间思想》2014年夏季号,修订于2019年11月21日,感谢徐秀慧老师授权保马发布。谨以此文纪念陈明忠先生光荣走完九十年的战斗生涯,向陈先生致敬!

继承赴死革命者的信仰与志业

──我读《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文 | 徐秀慧

看完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才知道,原来战后台湾左翼运动发展的每个转折,他每役皆与。从二‧二八事件、加入共产党建立武装基地、参与1970年代的党外运动、《夏潮》杂志的筹资者、成立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组织工党、劳动党、统联、推动原住民部落工作队等等,从颠覆国民党的统治、民主运动的推展,到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一个坐过两次黑牢,前后加起来达21年的政治犯,还为台湾社会做这么多事,令人肃然起敬。

陈先生1976年第二次被捕,如果他在刑求逼供中投降,牵动的将会是整个党外民主运动,让国民党有机会将党外统、独势力一网打尽。有意思的是,国民党抓不到陈先生与党外势力连结的把柄,但是透过日本、美国的人权组织,与美国、香港的保钓统运人士串连起来的救援力量却完全可以展现党外运动的关系网络。这让我联想1930年代、或是国共内战期间的地下组织如何让国民党疲于奔命。

陈先生关于狱中、狱外的回忆,包括他与刑求者的斗智过程,让我领悟到组织性的重要。我在研究苏联文艺理论传播到日本、中国时,总以为当时强调的“布尔什维克化”(bolshevize)的党派性,过于教条,容易产生宗派主义的流弊。陈先生也提到在狱中因学习过程中的见解不同产生了极左派和修正主义派。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党派性的组织过程,个体根本没有力量搞革命,既无法受到组织的保护,也发挥不了组织的力量。通过组织化的过程,确立了革命者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力量让他挺过两次刑求而那些没有信仰的冤错假案者不是“发神经”,就是到死都不瞑目。

我在看陈先生的经历时,一直想要了解让他坚定不移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二‧二八事件后的1948年,他加入共产党时才19岁。出狱后共产党组织被彻底破坏,日据时代老台共在1950年代几乎被杀光,刑满出狱的也都行事低调。陈先生则不仅在思想上不改其志地继续他的社会主义信仰,还暗中从事革命事业。在戒严的体制下,这异想天开的“疯狂行径”在一般人看来跟“发神经”没有两样。我猜想陈先生坚定的信仰,来自那些赴死的革命者传承下来的精神,陈先生也说:“我看到冯锦辉、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他们的路走下去。”(《無悔》第113页)其中冯锦辉是陈先生的妻舅,冯守娥女士的哥哥。钟浩东的基隆中学案经过蓝博洲《幌馬車之歌》(1991)的报导大家比较熟悉,至于张伯哲则是广东东江纵队的政委,到台中地区的担任区委。张伯哲告诉陈先生,千万不要因为国民党对基隆中学案的本省人只判了感训,就对国民党心存幻想,这不过是国民党审讯过程中的惯伎。陈先生说:“我一直记得张伯哲对我的谈话,这是我在军法处牢房最大的收获。”

陈先生从加入共产党到被捕,不过两年的时间,期间的任务就是被派去雾社建立武装基地。杨逵晚年在美国接受《台湾与世界》采访时提到蔡孝乾与他在二‧二八事件后两人对于局势看法的差异,蔡孝乾要杨逵办日报,或是去山上组织游击队,杨逵都认为台湾腹地太小,一旦国民党的军队开来,就散光光了,只能办流动性的报纸,以通讯员当作组织的基础,所以杨逵逃亡时就带着油印机和蜡纸。(《杨逵全集》2001,第90页)而当时未满二十岁的陈先生则接受上级李乔松的领导到雾社建立武装基地。我想这就是当时陈先生受到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组织训练,张伯哲从陈先生的密告人分析国民党抓不到他的把柄,告诉他一定要挺过苦刑逼供,不能承认组织关系。这一套组织化的训练,保存了陈先生性命,出狱后才能继续战斗。陈先生开始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反而是之后到了“绿岛大学”(政治犯集中营)的事,理论的学习又使得他的信仰更加坚定。

1980年代以来,陈先生跟台湾的统左派一样,面对中国大陆文革与改革开放后的情势变化,也曾遭遇信仰上的巨大危机。陈先生令我敬佩的一点,即在于他始终很积极搜集、研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思索社会革命的实践进程,提出他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看法。台湾作家郭松棻留美期间曾经积极参加保钓运动,文革期间访问大陆后,也是苦读社会主义理论想要解决信仰的困境,最后却因为并发了精神症改而从事小说创作。他后来接受李怡访问时,表示“马克思主义被苏联,中国所曲解和误用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正路!”(李怡(2001)〈昨日之路:七位留美左翼知识分子的的人生历程〉《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台北:人间出版社,第759-760页)对照经过党人生涯的陈明忠,郭松棻缺乏的就是付诸行动力的实践,而对马克思主义遗产有了不同的选择,但他也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论”,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因研究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研读社会主义经典的过程中,同时深知这种思想建立的过程,需阅读庞大的文献,还要参照考察各国社会革命发展路径的差异,没有巨大的精神能量无法支撑。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敬佩陈明忠先生孜孜矻矻地透过研读日文的社会主义文献,辩证地思考这些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陈先生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提出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有别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苏联、中国与其他“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后进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必须经过“原始累积”的过程发展经济。先进国靠资产阶级的力量与国家的力量向外殖民、掠夺发展生产力,后进国只能靠人民吃苦耐劳、自立自强 (《無悔》第247页)。诚如吕正惠在序言说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现代化经济国家”(《無悔》序,第15页)。陈先生认为:“西欧国家在发达资本主义之前,早就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建立”,所以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时,“主要是解决阶级问题,不存在民族解放的问题”,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包围下,生产力相对落后,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都是后进国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之必要性即在于,必须仰赖民族主义才能对抗帝国主义(《無悔》第293页)。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又称“文艺大众化论战”,无论是提倡白话文或台湾话文的论争双方,就是有感于殖民地要发展普罗文学,不能只靠阶级理论,还必须仰赖民族主义,所以在对抗日语教育的普及,造成汉文化流失危机时,强调白话汉字书写的重要性,并共组“台湾文艺联盟”。

陈先生说他是在高雄中学体会到被日本同学歧视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是“清国奴”。陈先生的觉醒,跟鲁迅在仙台医学院的“幻灯片事件”一样,来自民族的屈辱感。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文学,无论是赖和、杨逵、吕赫若、龙瑛宗的小说也不断地再现这种屈辱感。所以陈先生认为因为国民党造成的二‧二八伤痕,才使“皇民化意识”复辟,开始美化日本的建设与统治。加以战后依附在美日的经济、文化殖民的安保体系之下,台湾人才难以超克日本情结。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2013年我带着受过日本教育的年迈的父母去大阪赏樱,在饭店里被经理用“英语”粗暴地喝斥我一岁的幼子玩电话可能导致警铃大响,尽管我用简单的“日语”一直跟他道歉,他还是坚持继续用“英语”大声地喝斥我。那一刻,我终于感受到号称“脱亚入欧”的这个后进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加诸于我的屈辱感。剎那间,日本这个现代化的优等生在我潜意识中形塑的幻影才真正的破灭。过去阅读的日据时代文学揭示的殖民地的伤痕才具有了切身的痛感。我才惊觉我自认为从文学作品中习得的抗日意识,只是学术知识的“理性”,从“理性”到“觉悟”,似乎还有个需要跨越的鸿沟。我在今年(2014)反服贸学运的反中国的论述中,感受到在美、日文化殖民语境下对“中国人”的歧视,那个被日本经理用“英语”辱骂的“我的屈辱感”因此再度被召唤,而无法苟同于台湾人用这样的方式争取任何形式的公平、正义。

接受日本现代知识教育的陈先生的回忆中,经常出现日本和歌或是近代文学的教养,然而他却能很清楚区分这与民族大义并不冲突、矛盾,就像他们在狱中为受死的同志唱着“幌马车之歌”送行,一点也没有违和之感。这对跨越时空、没有经过日本殖民地的后生晚辈来说,需要回到他们的历史才能同理地理解。陈先生透过他一生的革命实践,超克“脱亚入欧”的日本作为现代化的优等生的情结,并能义正言辞地指出殖民现代性的虚妄与假象。在国民党政府戒严时期,他主要是透过日语书籍的国际左翼知识传统薪传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他以他一生光荣的战斗,向我们展示了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如何“脱殖民地化”的道路。我很庆幸我从刘进庆、戴国煇和叶芸芸的研究终结了「二‧二八的悲情」,阅读《无悔》又终结了「台湾人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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