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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的疫情防控变化

陈志伟 · 2020-02-14 · 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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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武汉大学在读研究生,在这次春节中,武汉返乡这一特殊的身份使我对自己所在的村庄的疫情防控工作有着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早期疫情防控工作的松懈

  我所在的村庄是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下面的一个小乡镇,其地理位置相当偏远,处于合肥市辖区的边缘,这使得年前疫情防控的早期,小镇的疫情防控工作相当的松懈。基本看不出任何异常,镇政府和村委会也没有太多的宣传,更没有网上突然“火起来”的硬核封路和各种多人眼球的条幅。居民对疫情的了解完全基于互联网,多为年轻人群体先了解到然后再向长辈们普及,但长辈们大多不当一回事。这种情况可能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年的非典对小镇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和当年信息的闭塞,小镇居民在四月多才了解到非典的,而没过半个月非典就在全国范围内自行消退了,再加上肥东县没有非典的病患,所以小镇居民对非典的印象并不深刻,居民们多觉得此次疫情和非典一样离自己很遥远,传染不到这里来。皆抱着一种“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态度,全中国十四亿人口,哪天不死个上万人,一个传染病,区区千把人传染很正常。另一个原因则可能在于年底小镇很热闹的“清账”活动,讨账是很多居民年底的第一件大事,很多人都没把疫情放在心上。由于小镇是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新农村建设成果显著,基本近十年每年都有在建的新农村,而当地许多居民都加入了新农村的建设,承建商、包工头、木匠、瓦匠、建材商多以本地居民为主,再加之,传统赋予了年底清账的合法性,理为天经地义,即使年三十下午要账双方撕破脸,第二天双方见面依旧会客客气气,不会影响到来年的交往和生意。而过了年,很多人便就不好意思急着要账了。另外,今年过年比较早早,建筑公司元旦之后就封账半个月,导致承建商也很难拿到钱,因而一直到年三十,大多数小镇居民的活动都围绕着清账和讨要借贷利息钱为主,很少有人关注疫情的防控工作,街上也很少有人戴口罩,年前最后的一次大赶集,即使人数比以往少了很多,但依旧可谓人头攒动。

  疫情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小镇的疫情防控工作是随着“疫情离自己越来越近了”这条主线而日益强化的,而并不是随着武汉疫情情况的严重而强化的。虽然两者在时间上是同步的,但是小镇里关心武汉疫情的大多是我们这些武汉返乡人员的家庭。作为武汉返乡人员,乡亲们并没有刻意保持对我的距离,也没有表现出对我的排斥,原因基于过年的时候我已经回家10天了,并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染上病毒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而,相亲们大多碍于面子并没有对我有什么排斥的举动,所以我有幸并没有遭受到“恐鄂”、“排鄂”的遭遇。尽管如此,在武汉疫情彻底爆发之后,我还是自觉地在家待到隔离期满才出门,团聚的年夜饭也取消了,自己家四口人在家吃了年夜饭,正巧遇到小镇第一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所以这个年过得相当的冷清。后来了解到小镇有40多位武汉返乡人员,自觉主动隔离的多为学生,在武汉务工回来的多按耐不住寂寞,返乡还没几天就在镇上转悠的大有人在。小镇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个转折点是一起聚集性疫情事件的爆发,一名武汉返乡的学生同五个同学聚餐,这六名学生先后确诊,肥东县的感染人数突增。这件事还上了微博热搜排行榜第一,并且被人民日报报道了,影响较大,这使得肥东县疫情防控形势突然严峻了起来。那一天我接到了三个不同级别的疫情防控中心的电话咨询,此后也陆陆续续地接到此类地电话。当初很是好奇这些疫情防控中心的信息都是不共享的吗?这样效率岂不是很低?后来仔细一想,可能是为了避免下面的应付了事和信息统计错误,比如某一级的防控中心泄露出的返乡人员名单里就把我返乡的日期弄错了两天。那一天也开始有医务人员上门量体温,但形式主义依旧,上门也仅限于量体温,后来则改为电话汇报体温,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当时快出潜伏期了,小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也比较有限。此时,小镇里能看到的防控措施,也只局限于镇政府每天的喇叭播报让人不要聚集,多注意卫生。但存在的问题是我家住在镇政府旁边,我听的都不是很清楚。环卫人员也开始在抱怨中设置废弃口罩的定点垃圾桶,不过遗憾的是只是随便在一个垃圾桶上贴了张告示,并没有看到对废弃口罩做任何额外的处理,消毒车也只是在小镇主要的街道上喷洒消毒水。虽然这个时间点,小镇的疫情防控工作有所进步,但是居民们还是没有重视起来,戴口罩的并不多,另一部分原因是小镇里基本没有地方卖口罩,小镇之前只有一家小药店在售卖口罩。据了解,药店以14进价,售价18,结果被举报赚国难财,所以诊所在被警告之后干脆就停止售卖口罩了,这使得一些愿意以18价格买口罩的居民也没有地方买口罩了。两天后那六名确诊的学生信息公布,基本上是一个村庄的,而且这个村庄离我们小镇已经相当近了,这时候才开始看到相当数量地人都戴上了口罩。此外,公共娱乐活动如广场舞、麻将以及婚丧嫁娶也都被政府禁止了,不过正值年关,虽然禁止的了棋牌室的麻将,但依旧禁不了私人家里地麻将和牌九等活动。

  小镇居民的确诊

  小镇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二个转折点则是小镇居民的确诊。这第二个转折点可谓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小范围传出从县城追来一批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村干部们把某家围住了,刚开始我们听到的谣言是某户家里一位出嫁的女儿在婆家染上病毒后害怕被带走,连夜跑回了家,现在被隔离起来了。一时间人心惶惶,但是绝大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由于我们也不出门,因而对具体事情也并不了解。随后打电话向村委会里求证事情的真实性,不过被辟谣了,于是我们又放心了下来,认为这是谣言,因为年初一的时候就出现过一则谣言说某村出现确诊的患者。第二天,我们又得知了这个“谣言”是真的,就是剧情有些出入。现在的剧情是这户人家的儿子是从武汉回来的,但是并不在信息名单里,之前同她的丈母娘一起吃过饭,现在他的丈母娘确诊了,因此医生来检查他是否感染上,村干部把他家隔离起来了。但是令人心慌的是这户人家当天上午依旧有人在大街上闲逛,连个口罩都不戴。这次我们打电话向居委会求证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不过有出入的是他的丈母娘现在核酸检测两次阳性,只是疑似还未确诊。在电话里我们强烈要求村委会和派出所介入,对这户人家进行强制性隔离,村委会也口头允诺了,至于后来有没有强制隔离则不清楚了,只是知道他家左右邻居开始在私下议论这户人家。当日下午,机缘巧合地得知小镇现在疫情情况严重,不止这一例隔离情况,还有其他三个村庄有武汉返乡人员是疑似病例。我们一下子开始紧张了起来,但是这个消息基本没有传开,左右邻居也基本没人知道。晚上打电话向村委会求证了,得知那户人家地儿子目前还没有症状,但是他的丈母娘确诊了,这就非常使人人心惶惶了。不到一个小时,朋友圈里传开了一则消息,说小镇有人确诊了,小镇现在被封锁了,任何人不得出入小镇。后来求证了消息的真实性,是其他三个疑似病例中的一个。这一次紧张情绪到达了最高点,不过令人情绪稍稍缓和的是这名确诊居民现在定居在县城里,应该只有年前回过村庄,并且他所在的村庄离我们这较远。再加上部分历史原因,我们与那里的村庄走动较少。不过小镇居民们还是一下子人人自危,纷纷闭门不出,街上基本没有人员走动,走动的人员也都戴上了口罩,只是令人心酸的是很多老年人戴的都是使用过多次的一次性口罩和布制口罩,对病毒根本没有防护作用,最多也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第二天,小镇里也彻底开始重视疫情的防控工作,除了几个定点喇叭广播宣传之外,也有村干部们拎着音响巡街宣传,并采用农用无人机对整个小镇进行消毒。此外整个小镇也都封锁了起来,除了通往县城的主路派人严格把手之外,小路基本都用土堆封起来了,甚至连每个村庄和社区的小路也都用土堆封起来了。这种模仿河南的硬核封路手段已经被谴责和禁止,之前河南的硬核封路越来越走向低级红和作秀。挖路,修墙等破坏交通设施的手段多为夺人眼球之为,封锁住了交通要道也就封锁了救援要道,的确需要谴责和禁止。我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也很有道理。通往镇外的大路不能封锁,派专人轮流把守。而如果小镇内各村庄之间的小路,如果也派人把守的话,除了浪费人力资源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把守人员遇到的也大多数是熟人,很多把守人员常难以抹开面子,再加之难以监督,所以很难起到真正的封锁效果。而用土堆封锁是目前最简洁也最高效的封锁手段,让车辆通行不过。并且如果真的遇到需要抢救的病人,村干部派人去铲土几分钟就够了,并不会耽误救援。

  总之,目前,小镇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彻底的开展起来了。从疫情离小镇越来越近到小镇的疫情防控工作和居民的重视程度逐步升级来看,其实并不是居民们对疫情感到无所谓,也不是不在乎生命,更不是信仰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豁达人生观,而单纯只是觉得武汉疫情再严重也离自己比较远,不能让远在天边的疫情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而当疫情真正发生在身边,尤其是肥东县成为合肥市的重灾区的时候,情况则大有不同,农村人也是很惜命的,也是会很重视的。拿一点来看,疫情前期,因为我并没有出现什么症状,所以父母并不怎么在意,也很难劝父母不出去打麻将,而现在,则是父母比我们更重视疫情,总是“疑神疑鬼”怀疑我们是不是感冒了,用各种我们觉得没啥用的土法来防疫,现在已经不是我不让父母出门,而是父母不让我们出门了。

  对此次疫情中所见所闻的一些反思

  1. 我们要严厉打击发国难财的行为。少数经营者借防疫用品需求激增之机,哄抬口罩等相关商品价格,严重违背了商业道德,严重违法了价格法律法规,在疫情防控期间销售防疫用品发生的价格违法行为。我们理应对这类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但是也需要掌握一个度,不能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否则会使得其反。以口罩为例,在需求激增的时刻,应当允许其上涨部分价格,而不是打击药店的合理利润。因为现在举报之风已开,大家都知道举报有效,很多人都有一种举报有瘾的感觉,或以此抱私人之怨,或只是单纯地见不得别人赚钱。以小镇的药店为例,第一次将进价14的口罩卖18被举报了,第二次将进价14的口罩卖16 也依旧被人举报了,于是他干脆就不对外出售口罩了,这导致小镇许多愿意以18甚至高于18的价格购买口罩的人也买不到口罩了。而大的口罩工厂都被政府管制了,很多零售的药店也不愿意冒着风险还做不赚钱的生意,很多都不对外出售口罩了,这使得很多普通老百姓买不到口罩,也更加使得一些小厂制作的假冒伪劣产品在朋友圈的“黑市”上猖獗,也使一些骗子钻了这一可乘之机,在朋友圈里行骗。当然朋友圈售卖的n95口罩也并全是假冒伪劣产品。一些小厂制造的口罩也是可以达标准的,只是这些真口罩由于转经几人手,在“黑市”上被哄抬的价格要高于一些被打击的药店所出售的价格。

  2. 应当提高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公共事务应急管理以及信息及时披露的能力。当高密度的人口遇到公共危机的考验时,公共事务管理的反馈和监管机制,以及应急机制,社区网格化管理等都凸显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普遍存在着,而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人才,其应对能力要明显弱于城市地区。尤其以本小镇为例,由于是新农村建设示范地区,新农村建设成果相当显著,周边的村庄都迁过来了,许多村庄都合并为一个社区了。伴随着人口的集中,小镇社区化管理水平并没有提高,还停留在村庄管理水平。另外这次疫情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以前是村里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能传开,而外界的信息传入则存在很大的延迟。现在则是反过来,由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即使在农村地区,我们也可以基本没有延迟地了解到武汉疫情地情况,但是由小镇规模的扩大,现在我们对于小镇的疫情情况则并不是很了解。甚至对于上文中提到地几例疑似病例,也都是在发生几天后才得知的。甚至直到有人被解除隔离,左右隔壁邻居都还有人不知道有疑似病例的存在。政府工作人员也一直没有正式地公布信息和对一些信息进行辟谣。

  3. 不能过度地迷信城市化。在过去地几十年间,城市化拉动了中国GDP地增长,优化了资源的配置,但也出现了诸多地问题。在此次疫情中很多城市人都后悔当初放弃农村地宅基地和房屋,失去了退守之地。农村居民在这个时候依然可以自给自足,“禁足”所带来的心理问题也相对较小。再加之,城市地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都相当的大,农村地区人口密度相对稀疏,虽然交通的便利打破了农村地区的封闭状态,但依然还处于半封闭状态,并且农村地区的封锁和管控都比城市要来的容易和代价较小。因此,尽管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比不上城市,但依旧比城市更为安全一些。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而鼠疫的源头则来自于中国。然而同样的鼠疫,中国死亡人数要远远低于欧洲,这一点就得益于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远远地低于欧洲。

  “战疫”必将迎来胜利

  此次病毒来势汹汹,相对于17年前地非典,它更为诡秘,潜伏期更长,传染性也更强,这也是现在形势这么严峻的原因,所以我们也并不能像某些人一样喷政府不作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末我国卫生支出地总费用是6584.1亿人,而2018年末则是59121.9亿;2003年我国综合医院地数目是12599个,而2018年末则是19693个;职业医师数从153.4万人上涨到301.04万人;大陆P4级别的病毒实验室也从无到有;科研人员从100万上涨到400多万人。虽然这些数据并不能都直接指向此次疫情,但是足以说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医疗水平,我们的科研力量远比17年前要强大的多。因此尽管现在的疫情比非典严峻数倍,但我相信17年前我们能战胜非典,此次也必将能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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