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会战——抗疫力量的构成和思想交锋

武汉大会战——抗疫力量的构成和思想交锋

阿  南

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1911年武昌的枪声，宣告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封建时代的终结。2020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的武汉大会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人民抗疫战争，也必将载入我国革命历史的宏伟画卷。

抗疫力量的构成

下面，我们先简单盘点一下武汉大会战中抗疫力量的构成：

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这次抗疫的战略性力量。2月2日，1400名解放军专业医护工作者进入突击建成的火神山医院，专门收治重症患者，占据了武汉大会战中抗疫最高点。2月13日凌晨，空军出动运-20、伊尔-76、运-9共3型11架运输机，分别从乌鲁木齐、沈阳、西宁、天津、张家口、成都、重庆的机场起飞，将解放军专业医护人员和物资运抵武汉。报道称，这是中国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也是空军首次成体系大规模出动现役大中型运输机执行紧急大空运任务。增派的2600名解放军医护人员，参照武汉火神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疗救治任务。

二，公立医院的白衣战士是武汉大会战中抗疫的主力部队。

武汉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在抗疫初期的混乱态势下，传承几千年医者仁心的中华文化美德，不忘毛泽东学习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教导，艰苦卓越地坚守阵地。他们最早密切地关注和思考疫情，并向社会和上级多次吹响警示的哨声。鉴于老百姓对公立医院的信赖，当上千人涌向定点公立医院的时候，尽管处处存在医疗资源和物资的匮乏，甚至连自身防护条件都十分窘迫的情势下，武汉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是无怨无悔地尽一切可能救护每一个患者，包括不幸逝去者的最后尊严。

但这里也不能不指出，这次武汉、湖北为什么医疗资源如此紧张，医护人员如此紧缺呢?除了疫情严重、病人众多的原因外，其背后是相当部分的医疗机构已经私有化了。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仅存为数不多的几家公立医院，怎能在应对中不捉襟见肘?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疫情中，经常出现的医院名字总是那么几个。而抗疫期间3000多名不幸感染，几十人牺牲的医护人员中，也基本为武汉的医护人员。

武汉医护人员以身抗疫，有如董存瑞、黄继光堵枪眼，实在令人惋惜和沉痛。他们的精神是崇高的，为武汉大会战创造了战机。

武汉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凭借社会主义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4000多名解放军医护人员的战略部队出动，3万多名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齐聚武汉及湖北，极大地缓解了当地医疗资源的缺失。忘我奋战，救死扶伤，为武汉抗击疫情大会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

那家被医改派作为国内私立医院标杆的、中国唯一一家同时通过国际联合会JCI和美国病理学家学会(CAP)认证的医疗机构的北京和睦家医院，一直高挂免战牌。

在这次疫情中，庞大的莆田系私有医疗集团，没有收治一个病人，没有为疫情提供任何帮助，甚至在这场疫情中集体失声。

更令人惊心的是，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最发达的北上广深中的深圳，在这次疫情中，竟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驰援湖北。想想几十年来，全国人民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使这个边陲小渔村变成世界闻名的大城市。而今武汉有难，人民受虐，深圳竟然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因为深圳几乎所有的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已经改为民企经营，大部分已经完全私有化了。

而被改开派很不待见的辽宁，在全国各个省市中，驰援武汉、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速度最快，人数最多。武汉抗疫指挥部还把雷神山方舱医院，整个交给辽宁驰援的医疗人员。因为辽宁的公立医院数量是整个湖北的三倍，这是辽宁勇担重任的底气。

三，公有制企业的广大劳动者，为武汉大会战提供了坚实的后勤和物资保障。水、电、气、油、通讯、交通运输、医疗物资、城市环卫等等，绝大部分是尚存公有制企业根基的国企劳动者提供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也是国企劳动者突击建成的。诚然，有一部分私企也参与了抗疫的部分工作。但笔者觉得在功劳簿上，首先还是要记上像快递小哥汪勇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老实说，就是平时，私企也是因这些被视为低端人口的“打工仔”的“996”和血汗才存活的。这里顺便说明一下，笔者《华为模式的意义(察网2019.05.29)》一文中曾论证过，华为属于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在这次武汉大会战中，华为的劳动者为通讯保障，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成，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坚持市场化信条的私企、外企，或冷眼旁观的，或趁机哄抬物价的，或如双黄连生产商那样浑水摸鱼的，或抹黑中医中药为自己药企独占市场垫脚的……如此等等的趁火打劫，也是不一而足。

四，一线科技专家为武汉大会战发挥了抗疫参谋部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像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王辰院士、张伯礼院士、仝小林院士等国宝级专家，在武汉大会战中，既是一线冲锋陷阵的战斗员，又是坐镇一方的指挥员，更是运筹帷幄的国士参谋，在抗疫的关节点上，各建奇功。

钟南山院士在抗疫初期的混乱、犹豫情势下，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在2020年1月20日晚，他拉开抗疫战帷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的现象，而且目前有14名医务人员因护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而受到感染。当前防控疫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戴口罩可以预防。

李兰娟院士在疫情大面积向全国扩散的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提出武汉封城的空前对策。最大程度地压缩新冠肺炎的肆虐范围，保护了大后方安全，为举国打好武汉大会战赢得先机。据测算，如果封城推后5天，全国到3月份后的发病峰值应该是17万。

张伯礼院士作为国家中医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自1月27日起，一直坚守在江城。初到武汉的几天，他发现发热门诊病人爆满，各色患者混杂，极易增加感染几率，加速病毒的传播。他提出要马上分类分层管理、集中隔离，将发热的、留观的、密接的、疑似的“四类人”严格区分隔离。采用普遍服用中药，“大水漫灌”以达到早期干预的目的。他亲拟的中药汤剂，至今已分发40万袋了。2月16日，他因劳累过度引发胆囊旧疾，但他放不下那份牵挂。因为江夏方舱医院是目前唯一由中医接管的方舱医院，驻扎着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驰援武汉的中医医疗队。“仗正在打，我不能躺下”，“人民的需要就是使命。”

在武汉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医院人满为患，医生疲于奔命，武汉医疗体系被压垮了。而社会上又有上万患者淤积在家，这些患者得不到收治，就难以控制疫情。如何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国有疑难可问谁?是王辰院士提出创建方舱医院。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有一个特点，近85%的患者都是轻症，重要的是给予规范对症的医疗照护，警惕发展为重症。而更紧要的是要使这大量的轻症患者得到隔离，不会成为传染源扩大疫情传播。方舱医院创建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累计收治轻症患者1.2余人，有效解决了收治难题，扭转了一度极为被动的防治局面。正式定点医院也已出现“床等人”了。

然而，在武汉大会战中，人们也看到一些另类“国宝”，或下车伊始，叽哩哇啦;或吱吱唔唔，唯恐担责;或死掐蝙蝠，喊人闭嘴;或论文第一，名利至上……

五，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武汉大会战胜利的深厚基础。这包括千千万万无私送亲人驰援武汉的家属，千千万万志愿者、捐助者，千千万万任劳任怨的社区和村社基层工作者，也包括“禁足”在家、维护大后方安全的亿万群众。

鉴于一篇小文，无法面面俱到，以上盘点，挂一漏万，请读者见谅并欢迎补充。

抗疫中的思想交锋

从上面对武汉大会战中力量部署的简要盘点中，我们已可依稀感觉到背后的思想交锋。

这里有两类性质不同的思想交锋。

人民内部的思想交锋

在武汉抗疫大会战初期，形势不明，路径不清，系统紊乱，决策纠结……回顾这场抗疫战，很多人蹬足悔恨：武汉疫情发生后的头“20天黄金时段”，被某些占据要津的人“消费”掉了。其代价不能说不惨重!

按理说，2003年萨斯大爆发的殷鉴不远，而且有了据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重武器——

国家重金打造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何以会出现抗疫初期几近溃败的颓势?

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以笔者观之，究其根源，是因为长期存在的忽视甚至打压毛泽东思想及其宣传教育、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观念滋生漫延的恶果。它寻常看不见，危难时刻现真容，在新冠肺炎爆发时，也顿时病毒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鉴于资料和水平的局限，这里只能就业已公开的信息，谈谈人民内部思想交锋的几个焦点。

一，武汉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为何不及时向上申报疫情?

武汉首例病人为2019年12月1日，12月10日再次出现3例病人。但武汉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并没有按规定立即上报国家网络直报系统。12月30日，在武汉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时，据披露，武汉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仍然没有把疫情上报国家网络直报系统。这离武汉发现首例病人整整30天了。

二，武汉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为何对人民掩盖疫情真相?

据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12月31日 已经明确，1月3日已经分离出病毒毒株。”至迟在2020年1月3日，武汉疫情对中上层政府官员来说，已是公开的秘密。因为这一天，我国已就武汉疫情，向世卫组织、美国和周边国家都作了通报。但为什么在这前后，武汉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还要向身在疫情中心的武汉人民掩盖疫情真相呢?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为不留“文字证据”，向下属医院、研究所层层口头传达：“不要随意对外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通知及相关信息……否则市卫健委将严肃查处。”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部门的官方微博@平安武汉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1月3日，李文亮签了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的训诫书。尽管后来强调只是“训诫”，没拘留，没罚款，似乎是很小的事，可是为什么能上央视反复播出?

三，来自北京的第一、二批卫健委专家组在武汉干了什么?

第一批专家是2019年12月30日到达武汉的，第二批是2020年1月8日到达武汉，基本上都是来自北京的。1、他们始终没有确认甚或掩饰人传人，导致错过了最佳的控制病毒传播的时机。2、他们在疫情爆发初期发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建议，认为轻症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可以居家隔离，这导致了之后一些家庭内部全家感染，没有起到疫情防控的作用。3、他们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收集数据，在国外尖顶杂志发论文。

四，武汉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在疫情爆发初期把精力放在哪里了?

现在已知的信息是，一是放在打压“吹哨人”，掩盖疫情上。二是掩饰病毒肺炎人传人。1月1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称，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4日，武汉卫健委通报始改为吱吱唔唔的“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月3日至17日，武汉市卫健委均无通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三是粉饰天下太平：1月6日—10日，召开武汉市两会;1月11日—17日，在武汉召开湖北省两会;1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甚至在1月20日晚间钟南山院士提出警示后，还在次日，在武汉洪山礼堂举办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也由于武汉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没有把精力放在抗疫上，所以1月23日凌晨的“封城”决定，显得极为匆促。既没有很好筹划其如何实施，造成这一天武汉流动人口的加速出走，撒向全湖北，撒向全中国。也没有很好筹划“封城”之后的跟进措施，结果处处出现“肠梗阻”，根本无力控制疫情的肆虐。

五，为何至今只见“甩锅”，却未闻一例做认真自我批评的?

平心而论，在春节临近，在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和九省通衢辐射力的武汉，掉下一只人类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新冠肺炎黑天鹅的非常时势，要综合平衡，精准捏拿，的确很不容易。再说疫情是由一个新型病毒导致的，自然也有一个认识和鉴定的过程。如果有关责任人和主事人都能及时“止损”，多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并改正错误，相信群众也可以很好谅解。问题是至今只见“甩锅”，却未闻一例做认真自我批评的。“甩锅”的人和帮助甩锅的人，自己也知道。

上述种种，尖锐的显示了在武汉抗疫大会战中，代表人间正道的毛泽东思想和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交锋。

我们的工作到底为了谁?是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糊弄人民为自己政绩、名利服务?

是实事求是说真话，还是欺上瞒下?是相信实践出真知，还是老子天下第一?

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还是把人民群众当阿斗，当不稳定因素，甚至滥用权力机构?

是要批评自我批评，还是“甩锅”掩饰，表扬和自我表扬，甚至吹捧阿谀?

当然，上述种种现象反映的远远不仅仅只这么几方面。但这里所说的，也已足以说明，我们有些占据要津的人，背离毛泽东思想，背离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品格和情操，背离全国人民的寄托和希望，已是有多么可怕的距离了!

鉴于抗疫情势紧急，武汉大会战期间，中央是通过临阵换将的方式暂时解决这一矛盾的。如卫健委专家组换了两批，湖北和武汉党委作了调整。但根本矛盾并没解决。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作为依恋祖国大地的草民，我由衷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8千万共产党员，能很好对照武汉抗疫大会战，像当年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那样，来一次围剿自己头脑中的新冠病毒的大会战。

也许有人说，多年来，诸如反“四风”，反腐败，三观教育，党纪教育等等还少吗?武汉抗疫大会战初期的检验结果，成效了了矣!

笔者以为，事实或许如此。究其原因在三点，一是没竖好标杆，这标杆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党的基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实事求是说真话，实践出真知，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等。二是没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的武器。各级领导都是把自己看成绝对正确，要“整风”的只是下属。一级一级都如此，“整风”就成雷声大雨点小，认认真真走过场了。因此，也不喜欢下属和群众的批评。殊不知，批评正是相信你，为你好。三是没对准靶子。靶子是什么呢?就是下文说的西方输入的新自由主义。

为避免误会，这里先说明一点：上面谈的思想交锋，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行为人，则应由党纪、政纪和法律认定处置了。而下文说的我们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和思想交锋，其性质属敌我矛盾。但这并不意味，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都是敌人。

敌我之间的思想交锋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关于新自由主义，笔者在《评判标准的颠覆是根本性颠覆——千万警惕评判权的丧失》(察网2020.02.17)一文中曾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滞涨”、资本主义进入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国际垄断阶段的产物。是一个融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文化思想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在政治理论上，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经济理论上，鼓吹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在文化思想上，鼓吹“经济人”，倡导个人主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是上世纪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作为全方位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武器而出笼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向，苏联的崩塌，固然有其内部背离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但新自由主义的飓风恶浪，则起了最后致命一击的作用。

自上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后，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统治集团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全方位对抗毛泽东思想，对抗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推行和平演变的思想理论武器。在西方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恐吓和威逼下，在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驱使下，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曾大行其道。抹黑公有制的歪论层出不穷，私有化浪潮一波紧接一波，自由化、市场化叫声甚嚣尘上，精致利己主义者成为效法的楷模，获取权力和金钱被说成是正当的人生追求，丑化革命英雄烈士，造谣污蔑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压制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传播，社会主义成了没有实质内容的招牌……

这些，也是上述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蔓延和泛滥的“典型环境”，其总根源就是从西方输入的新自由主义。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试想，2020年的这场武汉抗疫大会战，如果按新自由主义的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鼓吹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鼓吹“经济人”、倡导个人主义的逻辑，我们能取得武汉抗疫大会战的胜利?从本文第一部分对武汉抗疫力量的盘点中，想必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会得出应有的结论。而且，近段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在应对新冠病毒上的种种“骚操作”，不也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其本土的破产?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和新自由主义作了毫不妥协的艰难卓越的抗争和奋斗。武汉大会战胜利，既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无比威力，也是对和新自由主义作不息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告慰。

时至今日，武汉抗疫大会战已到打扫战场的收尾阶段，而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和我们头脑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仍未有穷期。

不管斗争怎么复杂曲折，我们坚信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取得胜利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202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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