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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隔代剥削”的香港病症向内陆蔓延

舒适 · 2020-06-11 · 来源:修远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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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来,香港的“隔代剥削”现象日益普遍:为了一时权宜而制定影响深远的政策,同时通过牺牲无辜的下一代来弥补上一代掌权人的决策错误,并堵住压力以保障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益的一代。

  舒适 | 香港自由撰稿人

  [导读]这些年来,香港社会的抗议活动此起彼落,舆论焦点都集中在政制上。但本文认为,香港的问题,政制只占三分之一;起码有三分之一是世代问题,当中蕴涵深层文化问题。作者指出,1997年以来,香港的“隔代剥削”现象日益普遍:为了一时权宜而制定影响深远的政策,同时通过牺牲无辜的下一代来弥补上一代掌权人的决策错误,并堵住压力以保障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益的一代。这种剥削,见于社会各方面,共通之处在于:年轻人几乎已做到上一代人游戏规则里要求的一切,但对年轻人的要求标准却越来越高,原来游戏规则早已改变。当年轻人历尽颠簸,有人却总认为他们难当大任,等到人过中年,又被视为过气、不再适合栽培了。处于时代夹缝中的香港70后,尤其具有悲剧意义。他们在物质上比50后丰裕,机会上却大不如前,以至于他们被灌输的50后的“吃苦成功论”不再奏效;他们的处境压力也远甚于80、90后,与后来者因抗议而受到掌权者的关注不同,踏实苦干的70后反沦为卑微寂寞的配角。然而环视世界,70后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已崭露头角。当全球都以新世代为21世纪的竞争领军,香港却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重提1950年代的精神价值,它曾以为傲的活力及精神已未老先衰。这种整个社会接班的推迟趋势,无疑是香港深陷人才损耗、保守化、社会矛盾激化、文化隔阂的漩涡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这些年来,香港社会的抗议活动此起彼落,舆论的焦点主要是放在政制上。其实香港的问题,政制只占三分之一;起码有三分之一是世代问题,当中蕴涵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早前,香港某大学的教职员发起了一场正名运动。事缘大学当局多年来聘任了大批导师(instructors),负责大学本科生的教学工作。以前大学里的讲师或教授,是要兼任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这些年来某些大学因为经费紧缩,复为提升研究质素,便减免了老一批的教授的课,在市场上以相对低的薪资聘用了这批较年轻的导师。问题是导师虽有教学之责,却不具“教师”之名。原来殖民政府时代,香港各高等院校在法律上均有相应的《大学条例》规管,《大学条例》中对“教师”(teacher)的定义有明确规定,而导师是刻意被排除在定义之外。结果他们除了没有应得的名分和尊重外,更被剔除出学院及学系的行政架构,不得参与校政,甚至出现了大学教务会(Senate)中有学生代表却无导师代表的怪现象。另外,导师亦不得享有《大学条例》中所赋予“教师”的权利与保障(如为确保学术自由,保障其不被无理解雇的条款)。

  我所认识的这批导师,大都是70年代生的,且称他们为70后。这些人大多博士毕业,这些年来却因为教学资源被削,老一辈又未退下,晋升之途受阻,他们便只能以导师的身份受雇。导师的教学工作远比从前的教授吃重,基本上是没有余暇兼顾自己的研究工作。对于立志学术的人来讲,没了研究,事业也就是行人止步,大学当局就更能振振有词,把你牢牢地钉死在导师的位子上。一开始从根本上,他们就把导师打成了教学团队里的二等公民。

  这些年来,香港的高等院校在国际排名榜上节节上升,更有出色学人屡获国际殊荣,歌功颂德的宣传铺天盖地,吸引了不少中国内地的尖子以及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入读。可是,对这一群在背后寂寂无闻,却又苦苦支撑着主要教学工作的无名英雄,又有谁去表扬一下,说过半句公道话,道过一声委屈了?

  他们的怨忿可以理解。十年寒窗的博士后,在大学当上导师拿的工资和福利,往往尚不如和他同届中学毕业,加入政府做了十年文书工作的初级公务员。开脑袋的尚不如剃脑袋的——这四十年前中国大陆的怪象会在号称资本主义的香港出现,真令人啧啧称奇。

  事实上,大学里头不少初级行政官员占有的行政资源和权力比教员还要多。我无意贬抑个别职业,但以香港社会因财论值的主流意识言,这是否有辱斯文?和特区政府多年来高唱入云的“知识型经济”调子,又是否格格不入?

  70后的际遇

  这种奇怪的现象不独存在于高等学府,在本来应为公正之表率的政府机关里,更是明显。

  多年前特区政府囿于政治压力,采取了一系列冻结公务员职位的措施,很多情况下,不论实际要开新的职位必须先取消旧的职位,通过所谓的自然流失,人手调配,美其名曰:“资源增值”。

  然而在官僚文化中要取消一个现成的位置简直是与虎谋皮,结果很多尸位素餐的依然故我,新的工作便只能由原来的员工──很多时候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低一级的员工──加倍完成。尽管他们劳心劳力,无论在年资、能力以及经验上都符合了从前升级的要求,却仍须等到老一辈的退下了才有机会。而且这种升迁上的延宕,会在官僚等级制度下逐层向下扩散,一个级别升不上去,下一级也相应停滞。

  更不幸的是,等到老一辈退下后,这些人当中很多将已是人过中年,在机构里被视为过气的旧人,而不是适合栽培的新秀了。

  这样的人事安排,很能反映1997年以来香港各界的普遍情况:为了一时权宜,制定了影响深远的政策;同时透过牺牲无辜的下一代,来弥补上一代掌权人的决策错误,堵住政治压力,保障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益的一代。隔代剥削,以此为甚。

  这种剥削,见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面对逆境,企业其实比政府强不了多少,不过是要下层缩减成本,向尚未冒出头的开刀。你可能是银行里的销售经理,要跑的销售额每年节节上升,薪水却总是追不上。你可能是跨国公司的项目主管,在这衔头通胀的年代,名为主管却没有几个手下可用,干的只是以前下一层员工的工作。你可能是某某会计或法律事务所的专业人士,工作的压力把你折腾得有心无力,又要为房子孩子筹谋未来十几年的费用。

  共通之处,是你几乎已做到上一代人游戏规则里要求的一切,无奈给你定的标杆却反而越来越高,原来游戏规则早已改变。当你历尽颠簸,有人却总认为你经验不足,难当大任。

  瓜代无期,退下来的即使年过花甲,还得另觅舞台,粉墨登场,以政府顾问、荣誉教授以至电台主持等形形色色的身份,再作冯妇。

  或许有人会问,70后面对的这种尴尬,会否只是每个人去到三十几岁都会经历的一种迷惘?的确,这种可能性不容否定。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我比较注意观察的,是普遍的而不是个人的经历。而且,这主要是我们现代人的经验;在人类历史中,人们在30岁左右不是迷惘更不是尴尬,而是踌躇满志甚至是准备交班了。因为直到20世纪初叶,即使在先进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也不过五十。过去能活到老耄之年甚而大有所成的人不少,但相对整个社会来讲只是少数,而英雄出少年的例子恐怕更多。

  20世纪中后,公共卫生的改善、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的和平,令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这现象的一个影响,就是令社会的接班年龄往后推迟。比较1980年代中期的50后和现在的70后——也就是大家都是30多岁左右的时候——面对的情况,有助说明问题:根据香港政府的官方数字,1986年香港的工作人口中,40岁以上的有100万左右;而2006年的数字却超越了150万;同时期内40岁以下的工作人口却没有大变。在香港政府公务员队伍里,40岁以上和40岁以下的员工比例更达2:1,所以在我认识的公务员当中,很多人都有一种时不我予的感慨。

  第二个令70后跟50后经验截然不同的原因,是大家所处的经济大循环有所不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连串经济危机以后,从1980年代往后的20年是新技术蓬勃发展、长期低利率、工序及市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那刚好也碰上了50后的三四十岁的人生黄金岁月。在香港,这还要加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百年一遇的机会,发展的势头真是锐不可当。水涨船高,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晋升机会。然而70后在30岁左右面对的格局却刚刚相反,这里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大陆开放这两方面,他们面临的已不单是机遇,更可能是竞争,因为香港已经不是大陆唯一的窗口,更得面对来自成本低廉的劳工的竞争。

  让我以一个夸张但却是事实的情况说明:30年前,因为种种(不一定合理的)原因,即使中国大陆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在香港也只能做中小学毕业生做的工作。这对于个人来讲是莫大的损失,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英殖民地的人才是如何便宜、何等充裕,而那时香港人面对的竞争跟现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无意低估50后的奋斗经历和对香港过去发展的宝贵贡献。不过,愚意以为把背景厘清,有助公道。一个在50后当中很流行的论述,就是他们生长于战后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所以比后来者更吃苦,今天的成功也是理所当然。论物质,70后是比他们丰裕;论机会,则不一定。

  与50后和80后不同的社会性格

  成长背景不一,社会性格自然迥异,甚至连流行的道德价值也不一样。有人指出,上世纪初的人因为经历大萧条的打击,心理上会变得保守;1920年代出生的在年轻时参加了大战,会培养出团队精神,有较强的合作性。而50后由于出生于物质匮乏的年代,成熟于社会经济整体上升期,习惯了辛劳后的成果,很容易会觉得只要肯吃苦就能成功,做事有时会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魄。相反,70后本来受教育的时间是这个黄金岁月的最后高峰,他们被传授予一套50后赖以成功的座右铭:认真、勤奋、服从、长远。所以尽管经济增长欠奉,工作保障减少,他们也只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各行各业默默耕耘。

  可是世界已经改变了。美国社会学家Richard Sennett指出,“新资本主义”的特色,是传统官僚式大机构变得不合时宜,企业追求短期回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固、短浅,知识趋向肤浅化。一个70后如果真的拥抱他求学时期给灌输的价值,恐怕真的要吃不少苦头。这种时代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容我拿金融投资来说明一下:如果你拿过去一百年美国道琼斯指数的走势图看看,你会发现直到最近那张图基本上是一条抛物线上升,如果你在1950年投资美股,即使你什么都不干,复经肆虐整个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高通胀,你在公元2000年仍可稳赚50倍的利润。

  这是为何老一辈的投资智慧总是说:长期持有(buy and hold)。可是如果你在新世纪还按照老一辈的方式,你的投资成绩会是挺悲惨的。当50后看见70后在职场甚至人生总是不及他们当初的成就,甚而认为这是70后学艺未精时,是否也该想想时代的变迁?

  另一边厢,70后和他们的后来者也很不一样。70后固然不是抗议的先锋、游行的常客。你可能说这是因为他们已届“而立之年”;成家立室,养育下一代的压力,使他们明白好事多磨、世事艰难,没有了青春的激情和浪漫,却多了份沧桑和阅历,是人生早晚会经历的,十年后的80后或二十年后的90后不也会如此?可是我认为70后的成长跟他们有几点不一样。首先也是跟人口结构的改变有关。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出生率下降,产生了跟大陆计划生育政策异曲同工的作用。翻查记录,香港在1980年后的生育率跌穿了2,在2000年接近1,虽然这数字不等同家庭孩子数目,但现在有很多一孩家庭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孩子在家习惯了没有竞争的环境,自幼习惯了父母和社会对他们的呵护有加,尤如掌上明珠。

  另一个不同是教育,而这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教育制度的改变。在1990年代以前香港的高中以及大学的竞争相当激烈;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学额大幅提高,但学生的素质并没有相对改善,造成一种不用太努力也可以过关的假象。

  二是教育理念的改变,简言之,我认为是盲目追求某些美式教育的皮毛,把学生当作顾客,家长当作老板,老师则矮化为服务供货商。然后就是美国麦当劳的经营哲学:“顾客永远是对的。”在这种思维主导下,学生有问题也是老师的问题。

  三是信息科技的革命、个人通讯和计算器的广泛应用。新的学习方式虽然鼓励了个人表达,但也带来了自我中心、个人至上的不良影响,而且往往流于表面,有欠传统教育中的严谨慎密。可能因为这种种原因,80后和90后会给社会主流这么一个印象:勇于表达、疏于思考;勇于责人、疏于责己。

  相比之下,70后作为在这世变中过渡的一代,在新技能的掌握上跟90后差不多(比如他们在公司里基本上对新技术运用自如;我知道有些老一辈的可能还要靠秘书打印电邮),论传统能力和经验则肯定比后来者优之;但在意识形态上却还背着很多上文说的一些老一辈留下的包袱。这令他们成为机构里的中流砥柱,支撑着前后两代的桥梁。可惜,这并没有为他们在社会上赢来掌声,反而是处于一种给忽略的状态。为什么?

  我们看看不同年代人对全球性高地价现象的反应,或能了解一二。从1990年的日本,到1997年的香港,到2006年的英、美,在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接一个爆破的地产泡沫,始作俑者难道是70后吗?他们压根儿没享受过楼市泡沫的好处,却要在踏入社会之初承受泡沫爆破的恶果。和80后新一代不同的是,逆来顺受的70后自幼已对高地价习以为常,加以幼承庭训,总是以和为贵,大部分还是选择默默承受。80后的青年看透了官僚暨房地产垄断资本主义的骗局,他们要发声,要走向街头,要向自己的父执辈讨回公道,拒绝再玩这个没赢的游戏。

  的确,和这批后来者相比,70后是悲哀的。曾经香港闹得热烘烘的反高铁事件,令社会掌权者忽然关注起80后的年轻人,掀起一场隔代对话。而在这一出对话中,踏实苦干的70后,在香港这个习惯了喧哗吵闹的舞台上,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反沦为卑微寂寞的配角。

  

  为何80后的我行我素不但没有受到压制反而赢得关心?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之于现在的掌权世代,只是后者的子侄辈,在经验和地位上短期内都不可能取代他们,没有真正接班的威胁,不构成交棒的压力。

  说了这么多,是想指出70后自有其独特的世代精神,决非面目模糊。香港的70后出生于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成熟于中英政治争议、东西方思想文化冲击、冷战结束、全球化起动、信息科技革命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固然个人不一定都关心社会政治(事实那永远是少数),但我们都下意识地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这只要听听流行曲的歌词也能看得出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一个比较富于理想色彩的时代,一个人在他最易受感动的青春岁月,耳闻目睹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柏林围墙的倒下、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席卷全球,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很难不在心灵深处留下烙印。这些事件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身处的世界,老一辈的可能会难以适应,会抗拒,而新一代往往又只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只有70后才是横跨先后、见证新旧的一代。

  结语

  环视世界,70后在正进行世代兴替的欧美国家,早已崭露头角。2007年2月,当已过退休年龄的曾荫权铁定为香港特区首长时,才45岁的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宣布竞逐美国总统。当43岁的卡梅伦领导英国保守党,重夺议会控制权之际,在香港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当权派,他们的一线人物却都已届迟暮之年。欧美70后的前辈、学长们既能以四十出头的年龄出任首相、总统,他们也很自然被培养为下一梯队的接班人,当中进入内阁担当要员的,绝非罕见,更别说市长郡长了。堂堂一国尚能如此,区区一市何难之有?难道就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才有这样的胸襟?

  即使在商界,香港的大亨也富可敌国,在世界富豪榜上名列前茅,但你会发现他们无论是白手起家还是子承父业,年龄一般都比国外的要大,像比尔·盖茨那样在半百之龄就急流勇退,在华商圈子里也真是匪夷所思。可以说,这世代交替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跨界别的文化问题。

  当全球都以新世代为21世纪的竞争领军,香港却在重提1950年代的精神价值。当这个城市在担忧人口老化时,它曾以为傲的活力及精神却已未老先衰。

  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胶着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华人父权文化里固有的、对权威的过分畏葸、对经验的过分看重?这个在华人世界曾经相对现代化、在邓小平先生口中值得学习的对象,它的领导阶层的老化,正日渐表现出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典型文化。

  无论原因为何,可以肯定的是,这整个社会接班的推迟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人才的损耗。经验需要时间累积,能力需要机会磨炼。如果社会不把机会放手与后进者,那他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准备,遑论有充分时间累积。

  其次是社会趋于保守化。香港的优势一直是灵活、进取、创新,现代医学延长了人的寿命,但没法改变人的心理年龄;一个60岁的人跟一个40岁的会有明显的心理差异。不是说保守就是错误,进取就是优点,但如果我们的领导都是六十开外,会否令整个社会失去平衡?

  其三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年龄上的巨大落差令社会的领导阶级和少壮派难以沟通,而青壮派(也就是80后、90后)由于还未能接班,只能沦为体制外的反对派,加深社会裂痕。

  最后,如上所言,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至少曾经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窗口,如果它的领导班子与外界的背景和年龄越拉越大的话,又会否产生一种文化上的隔阂?

  70后,本是一个既拥抱理想又不失务实的世代;是一个最有资格承先启后、却变成不被承认的世代;是一个身处夹缝,不老不少、不高不低,在主流社会中显得不伦不类的世代;70后,是否注定要成为一个在等待中给消耗、在过渡中给牺牲的世代?成为给历史彻底遗忘的一代?

  谨以此文,献给那无奈、无声、无息,但绝非无承担、无能力、无意见的70后。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原标题为《时代夹缝中的香港7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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