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引起了全球恐慌，这呼唤着新一代疫苗尽快面世。然而，更大的问题是，目前疫苗专利及其产能仍掌握在少数国家手里，并且，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阻碍了全世界大多数人口获得疫苗。这样一套秩序难道是合理的吗？更进一步，目前已经面世并广泛分发的疫苗，实际上得到了官方资金的大力支持，而最终的利益却落到这些医药寡头手中。这证明目前这套专利制度已经成了终结新冠疫情的巨大阻碍，必须得到改变。
本文写于今年４月。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新冠疫情何时终结仍遥遥无期。作者的观点并未过时。
我感觉到，我可能对专利（和版权）这个话题很着迷，但它确实是个大问题，而且似乎很少有人能从更大的经济背景下理解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这方面的文章，揭露有关这些垄断的低效和腐败问题，但如果说有什么时候公众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改革这个系统上，那就是现在。
由于这场新冠疫情在全世界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并使我们的经济损失了数万亿美元，我们确实应该追问，目前在生产疫苗、测试和治疗方面，这套系统对我们是否有好处。难以置信的是，公共辩论完全被制药业及其盟友所主导，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对该系统大获成功的庆祝，而不是讨论在解决新冠疫情行方面，该系统曾经和正在招致的失败，实际上这种宣称的“成功”很值得怀疑。我们也应该讨论可能的替代方案的经验教训。
先从失败说起，我们现在有了几种有效的疫苗，这是值得庆幸的，大量的美国人现在已经接种了这些疫苗，但事实是，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人口接种了疫苗。在拉丁美洲，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一数字还不到百分之一。
存在着疫苗接种率的巨大差距，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世界上的穷人被抛在后面，这是不公平的，还因为这种情况给全世界带来的风险。如果允许新冠疫情在发展中世界不受控制地、肆意地蔓延，那么毫无疑问，病毒将会发生更多的突变。非常有可能的是，其中一些变异可能更具传染性和/或更致命，并且对我们目前的疫苗有更大的抵抗力。
最后一种可能性应该让我们非常担心。mRNA疫苗的制造者有信心，他们能够调整他们目前的疫苗，以防止新的变异病毒。这可能是真的，即便如此，这仍然是灾难性的。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会看到，在许多个月里，新的病毒变种正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同时我们等待新的疫苗开始测试，然后大规模生产。然后，我们将需要分发和管理数以亿计的疫苗。与此同时，将会发生更多的疾病和死亡，经济也会停顿。
考虑到与疫苗抗性菌株相关的巨大成本，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让整个世界尽快接种疫苗。很显然，我们并没有走这条路，因为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仍坚持维持疫苗专利保护，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确保制造疫苗所需的技术广泛应用而不是作为工业机密雪藏。
疫苗是专利垄断融资体系的成功案例吗？值得怀疑
有很多人指出，辉瑞公司和莫德纳（Moderna）公司开发的mRNA疫苗是当前药物研究专利垄断融资体系的巨大成功。这就怪了，因为大量的疫苗研发经费是由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其他政府机构资助，由纳税人承担的。
本月（2021年4月——译者注）早些时候，《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卡塔林·卡里科的文章，她是研发mRNA技术的英雄之一，她的职业生涯就是从一个实验室到另一个实验室，这个过程中她得到了政府资助。根据这篇报道，她的年薪从未超过6万美元。
就是这样的工作，为新冠疫情得到确认后不久的疫苗开发奠定了基础。莫德纳和辉瑞公司（实际上是其德国合作伙伴BioNtech）的科学家们都夸耀他们如何在获得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后，几天内就开发出现在正在分发的疫苗。这些公司声称，这一成功只是因为之前多年的研究才得以实现。说的没错，但大多数关键研究的费用是由纳税人支付的，而不是从这些公司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简而言之，把mRNA疫苗的故事说成是一个专利制度的成功故事，是严重的篡改历史。在这个故事中，两家公司从几十年的公共资助研究中赚取了数百亿的利润，而他们自己的资金风险却相对较小。
事实上，如果说应对新冠疫情的疫苗开发有什么故事可讲的话，那就是公共资金如何为医学进步提供巨大的推动力。除了那些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mRNA技术发展的支持，我们还通过“曲率极速行动”（OWS）一次性注入了1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
虽然这是一笔巨款，但它仅仅是该行业报告的每年900亿美元研究支出的11%。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认为一美元的公共资金与一美元的私人资金的影响是相等的，那么我们应该预期“曲率极速行动”对医学进步的影响大约是该行业年度支出的十分之一。
从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看，这种公共支出很可能产生的影响是该行业每年900亿美元支出的十倍。除了帮助快速开发针对冠状病毒的疫苗外，它似乎还产生了许多附带成果，如针对疟疾、艾滋病和其他可能的疾病的有效疫苗的研发等。而且，我们必须记住，“曲率极速行动”的100亿美元中只有一部分用于研发疫苗。大部分资金都用于研发治疗和测试技术。
即便是这幅图景，也低估了公共资助的研究的潜在好处。特朗普政府几乎不关注如何分享研究结果。如果公共资助的研究是完全开源的，研究人员就可以更迅速地利用彼此的成功和失败。还有一个好处是，由于研究人员的许多必备工具本身受到专利保护，研究成本本身就会因专利垄断而膨胀。由于专利保护，这些工具的售价比自由市场的价格高出数十倍。
公共资助的研究的其他好处
如果研究完全开放，除了有可能更快取得进展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将消除专利垄断所产生的不正当激励。当一种药物或疫苗可以以高于自由市场价格数十倍的价格卖给政府授予的垄断企业时，我们就给了企业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们会对其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撒谎。
我们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最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因为被指控在新一代阿片类药物的成瘾性方面故意误导医生，以实现销售最大化，新一代阿片类药物的主要制造商为此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如果这些药物只是作为廉价的仿制药销售，他们就没有动力如此卖力地推动他们的药物研发。
我们在新冠疫情中看到了同样的问题，所有的药物公司在分享其临床试验数据方面都不太透明。最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利康公司被指控偷梁换柱，夸大了其疫苗的报告效果。最近，该公司坚持认为其疫苗不存在导致血栓的问题，尽管一些年轻的健康人在接受其疫苗后不久就得了血栓，其中许多是致命的。
如果管理临床试验和监督疫苗安全记录的人没有歪曲证据的动机，那么故意说谎的案例就会少之又少。任何人，只要相信激励措施会导致一些反应（如前述的撒谎等），都应该接受这一事实。
专利和版权垄断也是不平等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尔·盖茨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代表。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政府会逮捕任何未经微软许可而使用其开发的软件的人。如果没有政府授予的专利和版权垄断，盖茨先生可能还在为生计而奔波。
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在这场新冠疫情中我们面前的不平等故事。莫德纳、辉瑞和其他主要药企的股东和顶级科学家们大赚数十亿美元，这些钱是从我们这些人的口袋中掏出来的。药品行业每年仅通过专利垄断和相关保护措施捞到的钱就接近4000亿美元。
对于四口之家来说，差不多是每年5000美元以上。如果药物卖到每个处方10或20美元，而不是几百或几千美元，人们口袋里的钱就会多很多。
当经济学家声称技术是过去四十年来不平等增长的原因时，他们实际上指的是专利和版权垄断。因为政府授予的垄断，一小撮人从新技术的利益中获得了极不相称的份额。这并不是软件或mRNA的错。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专利和版权垄断所创造的租金是一种隐性政府债务。拜登总统的复苏计划和他新提出的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通过了，我们看到赤字鹰派人士又回来了，他们警告说债务将给我们的孩子带来负担。
这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税收，以偿还当前和未来的赤字所造成的债务。虽然我已经无数次嘲笑过这种说法，但如果有人想认真对待偿债负担，这些债务还必须包括我们的孩子将为药品、医疗设备、软件和其他物品支付的更高价格，因为我们目前正在授予专利和版权垄断权。
宣称对这些或那些项目征税以支付偿债费用是一种负担，而因专利或版权垄断而支付更高的价格就不是负担，这纯属废话。不幸的是，对领导我们政策辩论的人而言，没有人期望他们会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这些抱怨债务的人们，实际上从来不需要在意专利和版权垄断的负担。
我们能否实现无专利的世界？
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经济政策的结果比我们的处方药专利垄断融资制度更糟糕。然而，在政策讨论中几乎从未没有人提出过替代方案。我的方案载于《操纵》一书的第五章[免费]）。令人鼓舞的是，在美国已经有人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政治建议，以限制药品价格，这与欧洲、加拿大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限制差不多。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知识分子很难应对新的理念。尽管对生物医学研究进行公共资助并不新鲜，但在公开辩论中，它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公共政策中，腐败和惰性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即便如此希望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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