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西方制度有“低人权优势”；中国制度有“高人权劣势”。这也导致一个副作用。
2022年新年到来之际，西方国家的疫情又创了新高，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个黑色幽默式的中西方体制之辨：
“西方国家死了这么多人，美国死了八十多万人，社会却超级稳定；如果中国死了这么多人，还能像西方国家一样稳定吗？显然中国的体制不如美国稳定。”
西方发达国家新冠死亡人数领先世界
这种说法其实没错，原因也很简单：
西方制度从设计上就逃避了对人民的责任，因此具有“低人权优势”；中国制度对人民具有无限责任，因此具有“高人权劣势”。
在文章《中国文化启蒙了西方，也必将领导世界重归大道》中我们谈到过，当世界其他地方长期处于奴隶制、宗教迷信统治的状态下时，中国早就发展出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政治伦理，就是国家、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人民“造反有理”，就要改朝换代。
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传统。
政客和官僚和老百姓是“契约关系”。死了人，不好意思，都是按流程办事，我们没责任；
警察和老百姓也是“契约关系”，不好意思，没有义务救你；
消防员和老百姓是“雇佣关系”，不好意思，有钱人优先；
供电公司和老百姓是“市场关系”，电线老化引发山火，不好意思，你敢告我就敢破产；
西方制度教育老百姓，人人要为自己负责，自求多福吧，不要怪别人......
正因为如此，美国死了八十万多人，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死了十几万人，却没有一个政客出来承担责任，社会也同样稳定，大家见怪不怪。
不能不承认，西方国家的洗脑能力强大，社会对老百姓伤亡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过中国。
反过来，西方还能洗脑中国的公知，指责中国“低人权”。
“低人权优势”这个词，是原清华大学历史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院秦晖发明的。
秦晖，哈佛客座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原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为了给西方国家面对疫情的无能辩解，秦晖称对隔离而言，低人权国家有优势：
这个为了西方主子的失败而恼羞成怒的公知，居然还恶毒的把武汉封城比做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和前美国驻成都总领事的夫人庄祖宜，不谋而合。这位出生台湾的前美国领事夫人，把疫情初期逃离中国比喻为“犹太人为了躲纳粹而离开家”。
这种连西方极右翼都不敢颠倒黑白说的话，中国公知却厚颜无耻的说出口，深刻说明了：
二狗子比鬼子更恶毒。
面对主子的失败，他们更加着急上火。
最后，秦晖还在绝望中发出了幻想：民主政治最终会成功，中国“比低人权还低的人权”会失败。
公知们的立场也很好理解，他们就是依靠贩卖西方民主自由那一套说辞为生，西方神话破产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自然会发出螳臂当车式的哀嚎。
中国尽全力挽救人民生命的努力是“低人权”，西方国家死了几十万且仍在继续死人，反而是因为“高人权”？
这就是公知的悲剧，他们也注定被中国的老百姓看清真面目后，彻底唾弃。
事实证明，西方制度无需为老百姓负责，出了问题无人被撤职，体现了他们实质上的低人权。
而中国的体制，尽管中国的抗疫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尽管一年半只有2人死于新冠，仍然有大批官员因为抗疫不力而被撤职。
从最开始的湖北市委书记、武汉市长等大批官员被撤职，到最近的西安雁塔区委书记、副书记双双被撤职，中国有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被撤职和问责。
很明显，中国体制真正体现了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出了问题，必有问责，必然有人承担责任。
不过，中国的问责体制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某些部门和官僚为了逃避责任，倾向于欺上瞒下。
为了隐瞒他们的错误，他们会采用手中的权利控制媒体，制造网红代言人，打压不同意见，不敢公开数据，隐瞒对老百姓的伤害，误导国家决策。
对这样的副作用，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一是信息公开。二是媒体需要仗义执言，不怕利益集团的打压。三是落实真正的人民民主监督制度。
我们需要更多像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这样敢于说真话的媒体人。
中国战胜新冠疫情靠两条：一个是隔离防疫，依靠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一个是疾病治疗，依靠的是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
依靠这两条，中国几个月就在本土全歼了新冠病毒，根本没有依靠什么疫苗。后面的疫情都是受世界疫情拖累，被境外人流、物流从输入的，仍然是依靠“隔离防疫”和“中西医结合治疗”两板斧双管齐下实现了“动态清零”。
不仅如此，中西医结合使得中国治疗新冠达到了几乎零死亡的成就。
中国隔离防疫的成功，证明了西方制度的无能；
中国治疗新冠的成功，断了西方医药利益集团的财路。
因此，西方敌对势力和利益集团必然会疯狂攻击中国的体制和中国的抗疫模式。
围绕新冠疫情的斗争，也将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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