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官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和佳木斯市监委联合审查调查。
在姜丽明被查之前，去年10月，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中国银保监会，开展为期2个月左右的巡视。
今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
巡视组反馈称，中国银保监会存在不少问题，包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有差距，严的氛围没有形成，对下级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监督管理不够有力，一些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存在廉洁风险，系统中利用监管权谋私问题多发，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四风”问题禁而未绝；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短板，领导班子建设存在薄弱环节等。
公开资料显示，姜丽明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
1985年5月至2003年9月，姜丽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信贷管理司、银行监管一司干部、副处长、处长。
2003年9月，她离开央行，到了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银行监管一部中国建设银行监管处处长，一年多之后（2004年12月），她转任原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2006年2月，她成为原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副主任，5年后（2011年1月）任主任。
2016年3月，姜丽明成为原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
2017年1月时，姜丽明从体制内高官位置辞职，以“旋转门”的姿态投身商海，打响了2017年“银监会官员下海”的第一枪。
当时在姜丽明之前，十八大之后银监会已经有包括法规部主任黄毅、银行监管三部原副主任张霄岭、组织部原部长、人事部主任吴跃等多位司局级官员到互联网金融机构担任高管，共计十二人。
旋转门，本是一个西方词汇，但其现象是不分国别的。
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国过晚，无旧贵族势力掣肘）甚至会有专门的“掮客集团”受雇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落选的官员被著名的游说公司雇用，领取比在政府里任职高出许多倍的薪水，这些游说公司反过来又向客户收取高额佣金。
同时，许多私人部门的人士又被政府吸纳、成为政府官员。
这种双向流动就是“旋转门”(revolving door)。
如上任总统特朗普，他卸任美国总统之后经营自家企业，那么凭着前总统身份保留的人脉自然会增加公司的竞争力。
他的前任奥巴马在2013年曾提名白宫办公厅主任雅各布·卢，担任财长，此人也是典型的“旋转人”：1998-2001年担任克林顿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2001-2006年摇身一变出任纽约大学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任花旗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门首席运营官和替代投资部门首席运营官。
旋转门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强大的利益集团、财阀势力要控制政府、让政府的决策为自己的利润服务。
一种办法是提供资金、把代言人推进议会；另一种办法是利用前任政府要员的影响和人脉，来到企业担当要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
此前仅1998年期间，美国就有138名前国会议员经审批而成为正式注册的“游说人”。
到2001年3月，在任满的国会议员和离职的前政府内阁级官员中，分别有31%和33%都与游说公司/公关公司签约。
由于美国总统四年一届，行政官员任期短，从而令其身份反复转换、双向捞钱，或是资本或是政治资本。
比较典型的是切尼，1989年在老布什政府任国防部长。卸任后退出政坛，1995年成为哈利伯顿公司（主营油田服务和施工业务）的总裁兼CEO。
随后，哈利伯顿公司就不声不响地拿到了帮助科威特扑灭其320口油井大火的大额合同……
旋转门现象显然是不利于市场活力，极容易滋生、或者说其压根就是服务于利益垄断和钱权苟合。
早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就指出：美国旋转门与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的关系，并要求美国加强对因“旋转门”所产生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腐败的监管。
股民和中小企业被割韭菜，财阀则岿然不动，旋转门之弊端无需多言。
在中国，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同样尤为突出。
2012年末时，中国25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816家聘请了前官员担任独董、达1101人次，平均不到3家公司即有1人次的“官员独董”，且不乏省部级高官。
如知名服装企业雅戈尔的独董李国光，退休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达八年；雅戈尔另一名独董叶如棠，退休前为建设部常务副部长。
但是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2012年底“八项规定”和2013年10月中组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等一系列限制性条例出炉之后，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灭。
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一年时间就有超过260位“A股独董”离职，其中包括约30名省部级独董。
如宝钛股份的独董钱桂敬，曾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级）；再比如韩修国，1998年1月-2001年9月任甘肃省副省长，2001年9月-2009年3月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应该来说，在1978年之后，优势家庭背景和优势政府资源的“正向作用”——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旧精英”身份，还是作为党政干部的“新精英”身份——在事实上已是回来了，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权力渗透资本尤为显著。
而本文的主角姜丽明五年前去的地方则是：恒大集团担任监事长，后升任集团副总裁，是许家印的核心左右手。
去年年末时，摩根大通曾分析认为恒大2021年上半年净负债率至少达177%，而非其公布的100%以下。
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恒大集团已经将部分应付利息债务转移到表外债务，而不是真正的去杠杆化，商业票据、理财产品和永续债券等都不被正式计入债务。
恒大的股价随着其债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也出现了大幅变动。自2020年7月的27港元，一路跌至12月24日恒大股价收盘报1.48港币，为恒大历史最低收盘价。
早前3月22日晚，恒大集团曾召开全球投资者电话会议，参与此次会议的有中国恒大集团执行董事肖恩、非执行董事梁森林以及副总裁（香港公司总裁）黄贤贵，许家印未参与投资者会，不过他参与了同日晚7点恒大汽车的“恒驰5”量产动员大会。
在会议上，集团给出了“力争在7月底前提出重组方案”的承诺，比1月26日的第一次债权人电话会上说的“6月”又晚了一点，并且两次会议均未透露任何关于“重组”的有效、明朗信息，再度引发业内质疑。
当前，恒大集团境外直接债务折合共计227亿美元。
至于集团的造车计划，已经没有人相信许老板了。
恒驰5于今年1月12日在天津举办了首车下线仪式，这似乎意味着恒驰进入了量产倒计时。
不过也有消息表示，恒驰5还处于PT0（小批量试制）阶段，现在只是总装下线，预计正式量产至少要等到今年8月，许老板之所以立下flag，目的还是为了欺市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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