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和平接管香港，时任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这是一个大胆的划时代的政治理论，为香港回归营造了绝佳的外部环境和舆论支持，同时赢得了最广泛的香港民心。
笔者对这个决定和这个制度时坚决拥护并支持的。
但拥护和支持，并不代表没有一定点意见。最近几年，在香港回归二三十年后，我们看到香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典型如分裂势力“占中”；经济寡头让房价高企，民众住房艰难，太多人买不起房；经济转型困难，底层民众生活压力大；右倾主义思潮泛滥，不少民众对祖国缺乏认同感等。最近出现的新冠病毒肆虐，难以实行有效隔离也被广为诟病。
以上种种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的负产品，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毒瘤，若不及时调整策略，将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
国内十九大以后，各项立法加快，以往滞后的党内管理立法明显加快，相继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等，表明党的高层重视加强党的领导，有意全面提升党组织和党员的素质。
而对于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方面的制度建设，多年来未看到有多少制度性纲领性的文件颁发，仅在2020年5月出台了一个《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其核心内容是维护国家统一，坚决打击分裂企图和行为。这是对前期香港分裂行为和言论的有力打击和震慑。
但在经济社会方面，笔者没看到有力的文件出台。说到这里，有朋友或许会说，这是因为大陆的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制度构架中，明确提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若过度“参与”，有违这一基本原则，有可能引起国际舆论的猜测和批评。
或许有这方面的考量。但若因噎废食，则得不偿失。这就需要回到“原点”来看待一国两制问题。
国家当时制定一国两制时，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国际尤其是西方舆论。因为当时西方国家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不一定优于资本主义，担心香港突然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可能会带来动乱乃至倒退。为了不给西方舆论把柄，我们提出了一国两制。另一方面，当时香港民众、工商界对社会主义存在认知偏差，有恐慌情绪，若突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确实有出现大波动可能。鉴于以上，国家在审时度势后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
可以看出，一国两制的初衷，是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任何制度都有利弊，社会主义制度也存在很多不与时俱进的地方。幸运的是，我们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完善，始终保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衷。
同样，一国两制也并非天衣无缝，存在制度BUG。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即寡头资本集团与民争利问题。这个在国内政治经济学中有论述，这里不赘述。若不解决这个问题，香港的繁荣稳定会有极大挑战。最大BUG是，若香港出现无产阶级革命，中央政府将如何处理：若漠视不管，有失责之嫌；若强行“惩戒”，则伤害阶级感情。
以上情况，希望永远不会发生。但若制度无大转变，这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且越往后可能性越大。
鉴于以上，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在二十大之后的三五年内，应该加强一国两制的制度BUG修复，完善相关制度。包括：弱化资本集团利益，强化底层民生福祉；弱化财阀影响力和舆论控制力，让舆论回归人民；增加经济、文化认同感，弱化分裂倾向；发展实业，扩大就业；扫黑除恶，建立和谐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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