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疫情中，某些地方的表现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其最让人震撼的无过于物流调配的失控。一边是不少区域居民物资的困窘，一边是各色人等疯狂的从中牟利。在援助物资充裕的情况下，由于基层的混乱与瘫痪始终得不到控制，各种利益群体顺势而起，导致种种匪夷所思的情形，进而发展到典型的按闹分配，这种情形，我觉得不妨称之为局部秩序的异化。
它不是全然的无序，真要是社会秩序彻底失灵，乱则乱，群众自然组织起来，反而不会这么扭曲。它还是依附于一套正常秩序的，就像个别大赚特赚的黑心团长，楼长，就是依附于正常的体制末端。原本极不起眼的角色，在特殊条件下，把持了基层一些微末的权力，利用原有的体系架构，狐假虎威，在利益驱使下，突破底线，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局面。
这些人有没有能量，肯定有一点能量。不然，他们怎么能挡住外面的物流，把持日进斗金的生意，倒卖物资，以次充好。另一方面，他们又远不是黄四郎一样根深叶茂，一手遮天的贤达。他们自身的力量其实是很弱，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
这些人的有恃无恐，除了法不责众，根子上，还是因为局势并不太坏。正常的社会秩序还在维持，物流断断续续也能勉强生活，一般群众始终是配合封控的，才给了这些人牟利的空间。又正因为这种尚能维持的局面，他们才有恃无恐，游刃有余，自认为只是在揩油，而不是抢救命粮，不担心真闹出无法收拾的局面，一起完蛋。
如果我们细究，这种失序异化发生之初，绝不是如今这么疯狂，它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当一开始出现基层混乱，物资紧张的时候，不外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门路的社区供应好，没门路的社区供应差。只能说，一些地方过度市场化，最终保供工作不得力，更多还是无能。
最初，面对封控，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纷纷站出来，一起克服困难，楼长，团长，各种有门路的人，总体上也都是好的。随着封控持续，物资供应压力增加，促使利益，劣胜优汰的局面就慢慢发生了。基层疲于奔命，上级迟迟没有动作，得不到及时补充和合理分配，一般干部和志愿者很快因劳累而失能。
在困难与混乱中，那些最积极的人，最有觉悟的人，如果没有及时保护住，一定是最先倒下的。组织的意义不但要在困难时维持运作，还要合理的分配任务，打游击战还知道先保护卫生员呢。像孟庆功那样的好人，是国家的栋梁，他有觉悟是好事，但在这种混乱中不幸牺牲，又绝对是重大损失。
然而，把他放到已经一片混乱的一线，基层恨不得连猫的爪子都抓来用，可不是只会把图波列夫填到列宁格勒前线去做步枪兵吗？
基层很多时候是凭本能行动，以解决问题优先。上级部门才有余裕和责任去发挥决策指导的作用，调整前线出现的问题，加强监督管理，及时做好动员和增援。使人尽其用，一方面不浪费热情和能力，一方面要保护有生力量。不然，一边是基层手忙脚乱，只靠少数积极分子连轴转，忙到死；一边是机关干部没有及时下沉，只能空转务虚；最后，绝大部分居民没有组织动员，茫然无措，只能当背景板。
在这么大的困难里，上级领导决策缺位，使社会没有及时平战转换，始终低效运转，添油战术，一线完全靠本能行事，这是最大的罪过。这种情况下，基层可不是只能好用用到垮，垮了之后，又怎么办呢？
积极分子垮了之后，最有动力的是什么人，当然是极少数开始利用物流紧张牟利的坏团长，坏楼长。这种坏不仅是体现在他们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上。更多是他们开始通过接管一部分基层权力，利用原本就有的网格，志愿者，社区等构架，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盈利渠道。这种权力窃取，要比牟利更糟糕。
单靠这些城狐社鼠其实是成不了事的。但在特殊条件下，他们利用平时的渠道，四处拉人下水，扩大污染面，破坏力迅速增加，使物流危机，不但不能缓解，还局部加剧。原来好的楼长，团长，积极分子被他们使绊子，排挤，逐步退出，一些不知情的志愿者，群众被他们利用，成了干白工，牟利的工具。这样，一步步由下而上，各级参与，利用政策漏洞和本地政商圈子，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局面。
要说明的是，这些人虽然是在特殊环境下变得格外黑心的虫豸，但他们也不是雨后蘑菇一样，突然在灾难中冒出来的。这些人，是本来就存在于我们基层体系中的城狐社鼠，是一直都有的基层隐忧。
我们在基层治理里，长期奉行一种低成本方案，尽量能维持局面，时不时还要造些裱糊的成绩。一方面是很少的资源、很低的待遇，吸引不到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在社会治理上确实有需求，不只要有会办事的人，还要有会平事的人。这种既要又要，还不肯出下本钱的做法，久而久之，在最底层的社会结构里，除了能力有限，临时过渡或者发挥余热的一波人，中坚力量就充斥了有能力，资源、关系，但难免要分享基层权力，吃政策饭的能人。
前者平时也只是勉强维持局面，还要靠基层政府分担一部分工作，遇到困难时，自然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后者能办事，也会占些国家的便宜，各取所需，平时受到压抑和监督，不会造成太大影响。而一旦社会面出现失控，后者恶性失控，凭本能行动，看似危害不大，其实影响深远。
这是什么，其实就是把基层治理任务剥离，并通过市场化的途径出售转包来实现公共服务。而大城市在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又比小县城进步的多，它出得起更多钱，平时效率也更高，而如今在公共灾难面前，则充分暴露了问题。
实际上，城市的环境也放大了一些人的力量。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特点是什么，是居民的原子化。长期搞维持，势必要放任基层的松散，去组织化。城市看上去进步，其实市民比乡民更弱势。
像这种能人，乡村有没有，也一样很多。乡贤们平时的作为，只怕比这些城里人要过分不少，比如不管你多大的项目，要买乡贤的沙子，进本村做工程才能顺利。更不用说，乡贤更容易形成政治家族，盘根错节，垄断了本地的政治生态位。由此，常显得大城市进步，有序。
但遭遇如今大城市这种困难时，乡贤却少有这些城狐社鼠们这种卡着脖子搂钱的行径。这当然不是乡贤更有觉悟，是因为乡贤的根基在宗族，乡里，他们靠这个吃饭，是先有下层的根基，再有上层关系，所以涉及到自己根基的时候，就不得不收敛。可能大小宗分配不均会有，欺负小户会有，但这种无差别的鲸吞垄断，则是罕见的。城里的虫豸没有这种顾虑，他们没什么基本盘，完全是城市运转所诞生的掮客，工具人，好不容易遇到机会可不是要一次吃得痛快。
虽然乡贤也不是好东西，比城里的虫豸还落后不少，却还有一点余地。大城市的虫豸们，和居民既没有关系，居民也没有对抗他们的手段，一旦失控，也比乡贤之流更肆无忌惮。这就大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孽障比封建宗族的余孽更疯狂的意味在其中。
买菜难，买高价菜，逼着老百姓不得不买高价菜这种事，有多大破坏力？只是要钱，又不是要命，直接的破坏力没多大，起码，那些人是不觉得会出大事的。但真的不会出大事吗？
这不免让人想起历史上的一幕。南北朝时，前燕上庸王慕容评率三十万大军和前秦名相王猛的七万精兵在潞州对峙。慕容评虽然畏惧王猛，但依仗兵力和地形的双重优势，龟缩不战。然而，慕容评贪婪成性，竟把周边的山林水井都占为己有，士兵无论樵采汲水都要付钱，赚的钱财布绢堆积如山丘。说起来，岂非一超大号的团长，由此士兵无不怨恨。闻讯后的末帝慕容暐许诺战后以国库相赠，逼着王叔把掠来的钱给退了。然而士兵可不是鱼，不会记忆才七秒，大军一触即溃，前燕一战而亡。
当代的小蛀虫固然不能和慕容评这样的大人物相比。但说到底，这些虫豸和慕容评一样，是有所依仗，觉得不会出大事，才无所顾忌。虫豸们从来都没什么能耐，他们依仗是政府的威信，他们的所作所为，败坏的也恰恰是政府的威信。这样广泛性的混乱、基层瘫痪和由此而来的浑水摸鱼，最后会导致什么呢？
所有人都清楚，不是缺物资，物资十分充裕，问题是物流。一切新闻都在强调物流保障在加强，增援不断，各方面想了很多办法，却偏偏卡在最后一公里，乱象不断，又得不到有效打击。不管是因为基层瘫痪也好，投机者的使坏也好，人们很容易意识到这点，指望政府是指望不上的，资源紧张了，基层顾不过来了，一切要靠自己。怎么靠自己呢？就是靠闹，越是不服从，越是让基层不能维持局面，它就越要优先去安抚，反而越能得到帮助。结果就是老实人吃亏，会闹的孩子有奶吃，以闹求公平。
这种思潮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情形，过去我们倒是经常在西方失败的抗疫过程看到。而几年来，我国绝无仅有这种在困难中失控并大肆牟利的情形，不图今日能见。
各地即使遭遇困难，一旦完成体系动员，打败了疫情，往往群众更能感受到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一些过去以先进著称的地方，如果不能进行彻底的整肃，今后，群众在困难面前的信任度也好，当地的社会生态也好，都会发生大的变化。在威信败坏后，只靠打一批不大不小的典型是没用的。这种怀疑和老实人吃亏的心态，可不会自己消失，将极大增加平时社会治理的成本，要许多年，做许多事，或许才能一点点恢复过来。
我们从更长远，深层的眼光看，可不要忘记，一些大城市的栽倒，恰恰是栽倒它的先进上。这种社会治理的市场化，公共服务转包，很长时间里是当做一种省时省力的发达先进经验去推广的。
地方通过购买来实现公共服务，而不是原有的基层架构，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不是因为它效率更高，或打着外国先进的旗号，而在于地方能借此参与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很多原本要上缴的资源，通过购买服务，被截留到地方，使地方的各个阶层都能参与分润。于公于私，对于分税制后，财政来源始终狭窄的地方，吸引力可想而知。对于地方贤达而言，这相比过去那种粗陋的上下分肥，无疑也要先进安全的多，也更有利于他们的生长壮大，盘根错节，可谓是一举多赢。
当然，这套办法在平时也颇见成效，是足以稳定住局面的。由此，各地多少都是类似的倾向。只是有的地方走在了最前头，使表面特别光鲜，结果内里却不堪一击。我们过去在太平时节用的这套法子，上下都很满意，但如今的大变革，大考验，已经不能裱糊下去了。长期在基层治理上缺位，转包，依靠能人裱糊，好处到底哪里去大家都清楚，而一旦遇到大困难，是一定会出事的。
其实，从混乱中，我们更应该看到，群众始终是信任国家的，但空有配合的意愿，却没有组织的手段，人民之中蕴含的无限力量没有办法有效发挥出来。正因为长期的基层转包，市场化，权力不知不觉移转到贤达们手中。不可避免要使基层涣散失能，越来越像维持会，而不是战斗堡垒。要发挥群众的力量，一是群众的组织与自我组织，二是保证群众在体制外对基层管理合理的表达，监督，矫正错误的能力。
面对如今这种大变革时代，旧的途径已经开始失效了。地方有地方的诉求，中央有中央的打算，是到了应该重整我们社会治理体系的时候了。经历了这样正反面的教训，我想，我们是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在未来更多，更严峻的困难面前。我们的社会治理，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到底是谁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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