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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普通党员对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危害的若干看法

祁建忠 · 2022-06-0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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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之道在于徐图长远,攻以有余。一方面,既要在思想上建党,还要在思想上建国;有效而持久有力的对抗历史虚无主义和其他消极思想的侵袭,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军队在思想上不忘初心、青春永驻、强大无比。另一方面,要以冷战制止冷战。向西方发起反冷战,要想方设法让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回到西方,去争夺他们的思想领导权、社会治理权,从而使他们在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处于守势。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了;建立这个强大国家的苏联共产党宣告自行解散;苏联红军也自动放下武器,束手就擒;绝大部分俄罗斯人的生活随后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

  如果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和1970年代以后的苏联、苏联共产党、苏联红军、苏联人民的所作所为做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两者竟然有着天壤之别。如此历史奇观,不得不引人深思。有一种说法是造成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苏共、苏联红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中吃了败仗,被敌人用和平的方式打败了。

  从西方的立场而言,他们长期奉行的冷战战略取得了成功,证据之一就是西方用冷战击败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之际,西方集团就开始研究和讨论新的对苏战略。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了反苏、反共产主义的富尔顿演说—史称铁幕演说。所谓铁幕演说实际上是西方阵营发起针对苏联东欧阵营的意识相态战争—冷战的动员令。从此冷战开始,西方阵营对苏联阵营采取了除战争手段以外的一切的敌对措施。仅就西方进行冷战的公开表现来看,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都要明确表达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典型的表述是铲除纳粹暴政和共产邪说。到了19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主导组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大国联盟,这个联盟就叫“英美特殊关系”。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作为盟主,带领着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科尔三个小跟班,一起向苏联阵营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如果我们再查看查看所谓的西方主流社会对撒切尔夫人身后的评价,如他们认为撒切尔夫人的终身成就之一就是她毕生致力于反对共产主义的事业,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地了解到西方阵营把“反对共产主义”当做是本阵营代代相传的“事业”之一;也明确地认识到西方阵营历来极度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更明确地认识到西方阵营对苏东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的冷战是真实存在并切实有效的,而冷战的最主要、最有效的一环或一个方面就是在思想领域内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争。

  二

  一般地讲,资本的统治在面临泛左翼或无产阶级的有组织政治反抗时,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武器的批判,利用其军事优势,以残酷手段消灭任何革命者和他们所拥有、所建立的一切成果。

  但是,当无产阶级也拥有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相应的军事手段的时候,当资本的统治不能像以往那样,单纯使用“武器的批判”而没有必胜的把握或成为根本不可能的时候,它就会转而使用“批判的武器”进行意识形态战争,期望解除对手的精神武装以造成其思想混乱、瓦解敌方的思想阵地以造成其意识形态体系崩溃,从而不战而胜,以消灭对手的思想体系为手段,达到最终消灭无产阶级及其所拥有、所建立的一切成果的目的。这就是冷战的实质和目的;而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的思想武器之一 。

  我们已经了解到,西方阵营确实转变了敌对的手段和手法,发动了对苏东的冷战,其进行冷战的首要目标和攻击对象就是苏联、苏共、苏军、苏联人民的思想及思想阵地。西方阵营为了达到冷战的目的和取得实际的效果,使用了多种多样的手段(思想武器)。这其中最有力、最有效、最终达到了战略目标,而对苏东阵营来说最难抵御和抵御行动收效甚微的思想武器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在战胜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中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收到了实际功效,西方阵营对于这样一件精良而有效的思想武器,自然钟爱有加,其使用的对象和范围也一再扩大,虽然具体的使用手法因攻击对象本身的差异略有不同,但是其实质是一样的,故而屡试不爽,战果颇丰。

  当前,根据可以公开获得的资料,笔者个人认为:

  我们党和国家,乃至于整个民族现已处于名副其实的“冷战”之中,即我们正面临着外部敌对势力除了动用军事手段进行直接军事进攻以外的所有敌对行动。

  外部敌对势力使用“批判的武器”— 历史虚无主义,从思想上、理论上、教育体系上入手,着力攻击我们党和国家,乃至于整个民族的历史存在和历史成就、现实存在和现实成就。外部敌对势力这种进行意识形态战争,其目的是期望解除我们党和国家,乃至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武装以造成思想混乱、瓦解我们党和国家、乃至于整个民族的思想阵地以造成我们意识形态体系崩溃,从而使外部敌对势力不战而胜,达到“以消灭对手的思想体系为手段,达到最终消灭无产阶级及其所拥有、所建立的一切成果的目的。”

  从宏观上来看,外部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的这场冷战是全面的,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攻击和污蔑的对象。具体而言,外部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的这场冷战又可以分为横向攻击和纵向攻击两个方面。

  我们先查看横向攻击:

  外部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进行的这场冷战的横向攻击也可以称为攻击我们的党和国家当下或现实的存在。

  由于新兴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出现,这些敌对的攻击目标不分巨细,包罗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网络上零零散散地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有些可以说无伤大雅、有些仅仅是下作而已。但有些奇谈怪论,若有若无、夹枪带棒地塞私货,传谬论、带风向。这些论点分开看,单独论,似乎不攻击我们的宪法和党章中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分散在各个网站的相关文章中的论点集中起来认真加以研究和审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的宪法和党章中几乎所有的观点和论断无一不被嘲讽、辱骂和攻击。

  这些攻击利用各种手段、各种场合传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谬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我们的一切的成就和正面的、美好的存在。但是,所有这些攻击行为或者都有巧妙和精美的包装,或者攻击的是我们的一切赖以存在的逻辑前提;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低俗和下作且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具体实例也举不胜举。为节省篇幅,故而从略。

  我们再查看纵向攻击:

  外部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进行的这场冷战的纵向攻击也还可以称为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过去和未来的攻击。

  外部敌对势力的这场冷战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过去的攻击,历来就没有停止过,当前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更为猖獗。其中危害巨大且已造成严重后果的为以下两大类:

  第一类,反中华民族和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言论和行动,即专门攻击中国民族所独有的五千年文明历史和由此历史而升华的、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核心观念如爱国观念、家国天下情怀、大一统观念、政教合一、中央集权制度、军政合一、军民合一、兵民合一,诸此等等,即但凡有利于中华民族、中国统一的观念和精神及其制度与行动,都是被攻击的对象。

  由于有利于中华民族、中国统一的观念和精神及其制度与行动遭到长期的攻击和丑化,已经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已造成的极坏的后果,大者如很多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淡漠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民族观念、家国情怀,更遑论“严夷夏之大防”了。正因为如此,古人所谓“失节之事大”也就不显得那么“大”了,不那么严肃了,所以资敌为“事小”,“移民”成潮流了;余者就举不胜举了。长此以往,直接的后果就是破坏和溶解了我们民族兴盛、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和心理基础。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华民族陷入内部的纷争和冲突之后分裂为若干小国。这个结果谁喜闻乐见,不言自明。

  纵观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期间分分合合很多次,其中分裂和衰败的原因或许各有侧重,但是,经历过分裂与衰败之后,中华民族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国家从衰败走向兴盛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人所具有的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大一统观念、政教合一、中央集权制度、军政合一、军民合一、兵民合一如此等等,凡是有利于中华民族、中国统一和兴盛的观念和精神及其制度与行动都得到了再一次充分的展现和发扬光大的结果。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千年而不倒,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的的核心观念如爱国观念、家国天下情怀、大一统观念等等,以及这一系列观念的制度化措施如中央集权制度、政教合一、军政合一、军民合一、兵民合一等等保证了历代中国人把维持国家统一、实行中央集权或促使因不幸而分裂的国家再次走向统一作为对自己的当然使命。

  所以,凡是有利于中华民族、中国统一和兴盛的观念和精神及其制度与行动都是外部敌对势力进行的这场冷战重点攻击的目标和对象。自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一论断之后,这类攻击就更加明显、更加集中、更为加强了。

  第二类,传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谬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

  自从西方世界确立了资本的统治之后,已有五千年文明史和人类文明领跑者之一的中华民族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面前陷入了文明落后与衰败、民族衰弱与国家分裂双重危机交织并存的绝地险境之中。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无数努力,中华民族付出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血汗眼泪之后,最后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先解决了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建立了新中国,又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也开始了解决文明落后的艰难探索,取得了举世闻名的巨大成果;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古老的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之巅、文明再次领先于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指日可待了。

  究其根本原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既忠实地传承和弘扬了如前面所述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时又创造性的吸收了世界其他文明的精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不但一举解决了中华民族落后、分裂的困局,而且进而使中华民族和古老中国获得新生,基本恢复了繁荣和强大。毫无疑问,使中华民族和中国再次繁荣和强大的根本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因此,所有这些使中华民族和中国再次繁荣和强大的因素都毫不例外地也遭到了外部敌对势力进行的这场冷战的疯狂攻击,它们使用的手段之卑劣,无所不用其极;言辞之无耻,举世罕见。

  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过去的攻击集中表现为当下肆意横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是我们中国古来就有的。如前文所言,我们历来是具有充分的家国天下情怀,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是我们的传统和追求,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及其成就充满了完全的自豪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无些许愧疚之意。

  但是,184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甲午战争之后,一部分人把当时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失败,把中国文化中腐朽部分的失败当成了整个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失败,从而彻底丧失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以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民族、中国文化。还有一些人就是被直接被外部敌对势力豢养的马前卒而奉行历史虚无主义。一个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表现为一股思想潮流时隐时现。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此期间销声匿迹。近年来,随着各种社会因素的交织作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乘机甚嚣尘上。对此,前辈学者论述已备,笔者也愿再直录如下: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发展到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具体如下:

  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

  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有人提出“重写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经过这样的历史“解构”,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反映了这些人对待历史的轻率态度。

  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有人以纠正改革开放前一些历史结论的偏向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扭曲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为由,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

  四是“戏说”、“恶搞”历史。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戏说,对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甚至在学术界,有人更是以恶搞为噱头,以颠覆正史为能事,对历史或取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就在这种“戏说”、“恶搞”中变得模糊起来,变得轻佻起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有的所谓历史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一般性地表现战争场面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中性”的、“纯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实的性质,不去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不讲为正义而牺牲的价值意义,把中国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自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虚无化。

  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少数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认为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经单纯地从史学研究、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蔓延到了我们社会一切能够蔓延到的方方面面;在有些方面,采用经济和其他非暴力、曲折隐晦的手段付诸行动。

  总之,笔者认为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言论和行动,是外部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进行的冷战的重要一环。这些言论和行动,刨的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祖坟,挖的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总根,通过直接攻击我们的党和国家的过去,来间接否定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现实的存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经造成的损害,说其无法估量,也不是夸大之词。合乎逻辑的推测是这样的:某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行径,看似无关宏旨,是一些滑稽可笑的小动作、小行动,现在看起来可能无关紧要;但是,一旦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反复,现在这些看似无关宏旨、滑稽可笑的小动作、小行动立即会有历史性的意义。这是在为质的改变做量的积累,很值得警惕。

  我们再看纵向攻击的另一个方面,即外部敌对势力的冷战对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攻击。其基本套路大致是这样的:

  动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妨碍和阻断我们的下一代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等的种种渠道。另一方面,极力向我们的下一代兜售和灌输碎片话的所谓常识和各种各样的精神鸦片,以此诱导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他们所期望成为的那种人或废人。

  其终极目的就是让我们慢慢地陷入物是而人非;后继乏人,无疾而终的境地。

  为什么会让我们此种绝境?

  人常说:物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之所以是活的,不仅仅是其身体可以运动,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思想活动也是变动不居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生活的是丰富多彩和变动不居的思想活动,如果有外界因素的有力干预或诱导,人的精神生活的内涵和思想活动的性质可能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外界有力干预或诱导因素的内涵和性质决定着随这些干预或诱导变化了的人的精神生活的内涵和思想活动的性质。

  我们知道:人一出生,所面对的就是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时间的存在。这种存在即为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决定着人的将来和发展方向。

  在一个社会中,除去因面临特定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从外部的强制灌输和强力压制而产生的被迫性、被动服从部分,除去因功利性目的而对特定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做出奉迎性主动服从的部分,还有更多的人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特定的思想观念所拥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性质,服从了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的约束和统治。 毫无疑问,如果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中,对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拥有高度理性自觉且具有相应的自觉地社会实践能力的人越多,那么,这个既定的社会形态就越健康、越具有稳定性;如果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又能够从下一代人中间,一代又一代接连不断的培养出对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拥有高度理性自觉且具有相应的自觉地社会实践能力这样的新人,那么,这个既定的社会形态就越有生命力、越具有长久性。

  要成长为这样的新人,成为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属性的理性自觉地社会性存在。作为社会的个体性存在而言,就必须认真学习和真诚接受决定自己所属的社会的,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所允许的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力求最终达到对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拥有高度理性自觉且具备相应的自觉地社会实践能力。

  但是,在这个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中,人们能够接触到的仅仅是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本身和这些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的构建者和实物,即特定历史人物的记录、记忆或认识构成的史料和传承下来的历史文物。其中涉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史料和相关历史文物既存在着一个怎样解释的问题,即用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用历史唯心主义去解释这些涉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史料和相关历史文物;又存在着一个选择和接受以及排斥和消除共存的问题,这一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这是因为对历史中涉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史料和相关历史文物的解释权和传承权体现着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领导权。具体到我们的社会中,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的党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党和国家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现存社会的一切,以及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传承下来的涉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史料和相关历史文物,这是党的领导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即党不仅要领导现在,还要领导过去;还要把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的现存社会的一切以及传承下来的涉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史料和相关历史文物的结论一代又一代地再顺次传承下去。这是党的领导在未来的思想意识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即党还要领导将来。

  党要领导过去、现在和将来;党也应该领导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一个理想境界和理想状态,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无限接近这个理想境界和理想状态的过程中,需要以非凡的毅力、付出艰苦的努力、持久而不懈的奋斗,我们才能维持住无限接近这个理想境界和理想状态的过程中的阶段性、动态性存在的一系列的成果和境地;若有丝毫的松懈,如逆水行舟,一篙松劲退千寻,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了。这就是说,这些取得的成果和境地还具有不稳定性和衰退性,而这一系列的成果和境地的存在所具有的阶段性、动态性和不稳定性、衰退性,的确是外部敌对势力进行的冷战所使用的思想武器—历史虚无主义可能发挥效力的客观基础和着力点之一。

  人们在这个学习和接受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的过程中,原本就有一定的选择的自由度。如果这个选择的自由度在质与量上,和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本身的强与弱、对社会控制有效与否存在在着一种正向关系,那么,这种选择的自由度也会处于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当前,在我们的社会里,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外部敌对势力进行的冷战所使用的思想武器—历史虚无主义的攻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宽容度的加深,旧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再次泛滥。在这两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人们面对如前所述的两个问题时,单个人可以拥有的选择自由度,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出现了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化设施不能容忍的后果和趋势。

  这种趋势同时也严重背离了与前文提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的的核心观念如爱国观念、家国天下情怀、大一统观念等等,以及这一系列观念的制度化措施如中央集权制度、政教合一、军政合一、军民合一、兵民合一等等”中的大一统观念,实现大一统观念的具体措施如政治大一统、文化大一统和政教合一等一贯做法。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虽有为道为学之分,但重在为道。学在庠序、教也在庠序;文以载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道,即文治教化既是统治者的首业,又是国家行为。除了直接为“为道”服务和国家职能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以外,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及经验的传播,多具有个体性和私人性。这种做法最大可能地维持了中国广袤疆域里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即思想上的统一才能使其他各个方面的统一成为可能。我们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合理性。

  基于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在我们的各级各类学校中除了要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及经验以外,还要传共产党的道,为共产党的学。这原本是天经地义,不容其他任何人、任何力量置喙和插手的事情,现在似乎变得那么好说话,有插手的余地了。这“好说话,有插手的余地”在有些领域、有些地方已造成严重的现实性危害,这些现实性危害使得原本近似失控的“单个人可以拥有的选择自由度”更不可控。这又使得现实性危害还具有深远的长期破坏性。

  这就是在国民教育中盲目模仿西方政教分离的风气和做法,表现之一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减少或排斥各级各类学校和各级各类教师为道的功能,使各级各类学校和各级各类教师成为单纯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技能及经验的场所和职员。

  为什么说在国民教育中盲目模仿西方政教分离的风气和做法既具有严重的现实性危害还具有深远的长期破坏性?

  我们先从西方政教分离的实质说起。简而言之,西方社会注重个体和个体差别性,所以对各种事物的处理以分为主,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职业化。各级各类学校和各级各类教师是单纯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技能及经验的场所和职员。各教、各派的各级各类神学院、修道院、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教堂和各教、各派的各级各类神职人员是“为道”者和大大小小的“师”。这种定位是固定的,大家彼此互不干涉,各行其是(这当然是从理论上讲的,实际情况也有所出入)。

  这里的关键就是学生的身份不是固定的。从理论上说,人只有在学校,大家都是纯粹的学生,彼此间不强调和显示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而在现实生活里,任何人一出生,就天然是各教、各派的教民,当然性地具有明显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和差异。

  宗教虽然不进学校,但学生一出生已然是自己所属宗教的教民。为避免不必要的或无益的或不能取胜的冲突,宗教退出了西方社会的国民教育系列,遵守政教分离政策;这是其实力使然,而不是其本性如此。

  在西方社会,政教分离是手段,知识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承各得其所,社会总体稳定才是目的。

  而我们中国社会,历来注重集体性,强调同一性,所以对各种事物的处理以合为主,但这种合不是捣糨糊杂凑,不是把各种东西不分主次地、机械性地粘合在一起,而是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包含有各种差异性的统一性。政教合一就是建立和维持这些各种各样的包含各种差异性的统一性长久存在的有效手段之一。当然了,我们中国的这种政教合一无其名而有其实;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始至终内在于其中而不自知而已。

  自古以来,真正的中国人的观念中从来没有诸如“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样的想法。他们的头脑中有的是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这样的观念;至圣大贤们向往的是大同世界,追求的是小康社会;从知书达理之人到升斗小民也多了解天下有道,君明臣贤;天随人愿,风调雨顺;明君有道,天子万年,如此等等。这些思想观念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千百年来在政教合一的社会管理与教化下的结果,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实力和努力的结晶。即就是今天,我们仍然深受其赐。

  具体到知识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承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历来的做法是教先于学、教重于学。至于与社会生产所需纯粹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技能及经验的教学与传授则大多在各自的行业内、师徒间私相授受。中国古代,上至太学,下至庠序,无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鲜有私立的传授纯粹知识而立于任何教之外的学习团体。新中国成立后,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目的,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兴办教育事业。这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既克服了以往的旧教育在纯碎知识教育方面的弊端,又创新性的继承了在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承这个问题上政教合一,教先于学、教重于学的传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即就是今天,我们也仍然深受其赐。

  无论是从中国教育的传统出发看,还是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实际出发看,在我国的国民教育中盲目模仿西方政教分离的风气和做法,不足取;其造成的危害,应认真看待。

  这是因为在中国既不存在像西方那样的单纯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技能及经验的各级各类学校和各级各类教职人员,也不存在我们的党所拥有的专门面向社会全体的、专职的进行党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专职人员。反倒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各个宗教及所属的各教派拥有各级各类神学院、修道院、宗教学校,拥有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场所和各级各类神职人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在国民教育中搞无其名而有其实的所谓政教分离,最终结果难道不是党和党的意识形态教育退出各级各类学校吗?在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里,国民教育不传共产党的“道”,各级各类学校不为共产党的“学”,岂非咄咄怪事?

  在其他各种教育活动,尤其在国民教育中搞无其名而有其实的所谓政教分离所截留出的精神领地归于那方“神圣”,看看我国社会中日益膨胀的信教人群,不也是一目了然吗?最重要的是,在国民教育中搞无其名而有其实的所谓政教分离,毫无任何悬念地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冷战的思想武器—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战场和攻击对象。

  在国民教育中盲目模仿西方政教分离的风气和做法既具有严重的现实性危害还具有深远的长期破坏性,绝非危言耸听。

  请看如下的事实:

  首先,在中小学国民教育内容中,相关课程内容大量删除足以体现我们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成就和能力的内容,大量删除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党史的相关内容;大量增加展示所谓西方优越性的内容,大量增加展示中华民国统治的这一历史时期所谓的文明和进步的内容。小学、初、高中都各有侧重地存在此类问题。

  小学语文几乎成了单纯的识字课,没有必要的思想教育的内容。笔者查看了现在使用的秋季开学的小学一至四年级语文课本。里面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等这样的词语;也没有用来分别好与坏的价值判断相应的课文。

  2010年以前,笔者一直是中学历史教师。那时的初二历史课使用的教科书的内容安排还能回忆起来的是:全书总共有24课。其中第9课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教科书其他内容中“近代时期的文化”有两课、“民国时期的文化”有两课。内容总量比,不合适;课时安排比,更可恶。因为,中学历史课,一个星期安排两课时;一学期40课时。由于各种原因和期中、期末考试占用,实际是上真正用于教学的不足40课时。一学期等到要上第9课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一般已经到了第九周。这时候,学校、老师和学生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准备第十周的期中考试了,历史课等这样的“副”课就自动退居到更次要的位置了。同时,为了分数,历史课老师也要占用相应的时间指导学生准备历史课的期中考试。在这样的内容和课时安排下、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要真正达到“第9课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课的教学任务、教学目的和学习任务、学习目的,无论对教师而言,还是对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于现在的情况,已经没有第一手的了解,恳请做专项调查和研究。若干年后,笔者还能回忆起这些情况来,足见当时那种及不合情理的删减和课时安排造成的冲击有多大。这是初中的有关情况,到了高中阶段,内容选择与课时安排有问题的在此基础上,还有更大的不良倾向。

  在中小学国民教育中,尤其是高中教育阶段的一个问题更严重。由于当前的教材的内容和编写体例,由此编写体例决定的教学活动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和此阶段学生所必须接受的党的意识形态教育成碎片化存在,或者流于形式,或者干脆落空。其原因是,比较适用于自然科学知识教学的板块化设计、模块化教学的方式方法,也一并用于社会科学学习内容之中。这种方式表面上看确实很新颖,但在实际使用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高中历史教材和教学活动为例。如果中学教师和学生都已经接受了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那么,对那些进行了板块化设计、模块化教学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党史的相关内容,教师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进行教学活动,学生也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进行学习活动。这可能吗?结论很明确: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对大多数没有足够的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进行教学活动的教师和需要受到相应教育的学生而言,那些进行了板块化设计、模块化教学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党史的相关内容只能是一堆偶然堆积的历史事实。实际发生的情况只能是这样的: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大部分学生没有收获,少数优秀的学生头脑中塞进了一大堆偶然堆积的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党史相关事实。

  这才是问题的开始,大部分学生的思想空白需要填补、少数优秀学生头脑中的这一大堆偶然堆积的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联系需要建立,还要对这一大堆偶然堆积的事实确立起某种态度。总之,事情还多着呢。这样的学生年复一年地被教出来,又年复一年地升入大学,最后大多都进入我们的社会之中。

  在现实中,有些人小学毕业就进入社会,有些人初中毕业进入社会,有些人高中毕业后进入社会,大学生也几乎在经历了相似的、高层次的过程后也进入社会,这些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以教化、解决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相关问题都在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大家都成了社会的一分子。

  但是,人是有理性的存在,人的思想和情感要有所寄托,人有追求形而上的冲动。所有这些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相关问题都需要某种他自认为正确的答案。如果相应阶段的国民教育没有给予他正确的、适当的答案,那么,他就自己去寻找。

  这种盲目的需求和寻找难道不是为冷战的思想武器—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战场和攻击对象吗?而现在新型的技术手段和多元化的媒体世界又增大了冷战的思想武器—历史虚无主义成功的几率。把这样的没有经过相应的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教育的人推进社会,其危害远比“假寇兵,赀盗粮”更严重,即直接让自己将来的希望青少年毫无保护的暴露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攻击之下。如果由于此种原因有人触犯刑律而受相关惩罚,如古人云“不教而诛,谓之暴”。责任谁来承担?

  从教育好下一代的立场出发,这是危险的起点。所以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对我们的将来进行的战略性进攻(后继无人),不可等闲视之。

  其次,在我国很多地区所使用的大中小学课本中的有些内容已经严重侵犯了党和国家的尊严、严重危害了当前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也因为对这些课文内容的教学活动,预先损害了党和国家将来的尊严和安全利益。如此作法,将来的历史学家会怎么看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蔡元培的文章进入各级各类教材。

  再次,各类教辅材料,尤其是个别地区编写的高考文科类辅导书大量地正面地直接使用港台或欧美人士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党史的论点和论据,其所褒所贬,无不有利于港台或欧美。这里面除掉因个人能力问题而造成的失误的部分外,不能排除蓄意而为的因素。

  总之,在国民教育中盲目模仿西方政教分离的风气和做法对需要进行相应的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的青少年的思想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造所成的现实危害既是严重的,还具有深远的、根本性的破坏。

  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真刀真枪地与真正的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殊死搏杀,西方势力不能取胜;但是,积极有效地使用思想武器,以强大武力为后盾,进行不流血的思想战争,西方势力手段娴熟且不乏充足的历史经验。

  当前肆意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及其行径,除了直接对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的过去和当下的存在攻击和辱骂,对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展开攻击,造成直接而现行、显性的破坏、危害以外,更隐蔽、更严重地危害主要在于诱导把我们党的教育事业转化为所谓的国民教育,盲目模仿西方政教分离的风气和做法,源源不断地在社会中制造出最容易被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的柔弱部分,前景不容乐观。理由如下:

  一个时期以来,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承这一目的和教育事业是达到这一目的载体和手段分离开来,把教育事业降低到公共工具层面,大搞所谓国民教育。由于“国民教育”本来是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的产物,并为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社会服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承”就天然外在于“国民教育”,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承和国民教育就是两张皮的关系。在实际运行中,陈陈相因,积弊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

  一是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承”和所谓“国民教育”两张皮的关系所带来的弊端是“教育国家化”企图的契机,也最终会导致“教育国家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名存实亡,党的教育权随之旁落。

  一是假如我们继续大搞“国民教育”,最后达到国民教育的理想状态。我们就可以合情合理地预测到以下的情形:在“国民教育”下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里为了体现“国民教育”本身的正确性,一不专门传播传承共产党的“道”及其神圣性、唯性和崇高性,二势必把原本在本质上相互排斥、相互敌视的其他诸多的“元”也要容纳进来,让他人之“道”登堂入室,他人之“师”大行其事。这种做法貌似公允,但褒贬鲜明、危害极大,实际上取消了原本党在教育事业中的领导权、实质上取消了党的教育事业。党的教育事业变成了国民教育以后,在共产党修建的学校里,既压低了共产党“道"的崇高性、取消了神圣性、唯一性,又把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一心一意为共产党传“道"的“师”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又让诚心诚意学共产党的“道"的人,也很不自在。这种致命危害的初步症候现在就已显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方面,在某些课堂上、某些场合,我们的观点、主张遭到有意无意的藐视、鄙视;而我们被藐视、被鄙视之后好像也觉得理屈词穷、无从辩解,以至于忍气吞声、小心翼翼;而藐视者、鄙视者似乎理直气壮,得意洋洋;还有其附和与赞美。下一个状态就是被仇视、被敌视;再往后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一是由于教育本身本末倒置,党的教育事业势必为只追求具体知识的知识培训行业所淹没。从长远和根本的角度来看,知识培训行业中的培训和被培训者只追求一个共同的东西---分数而不是其他如德行的进步,极端的趋势和结果就是分数和德行分离以至于相悖。由于具体知识的无穷性,为了显示各自所取得的培训成果,只能不断地追求分数、更高的分数,因为分数显示培训和被培训者的价值。要获得更多更高的分数,就需要掌握更多的具体知识和考试技能。这样,形形色色的具体知识和考试技能贩卖必将层出不群,虚耗广大师生无数精力和大好时光,加重学生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长此以往,知识培训行业将驱天下师生“以有涯随无涯”。在知识培训行业中,知识培训的教学活动在本质上势必成为榨取金钱的媒介和具体过程。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和达到其榨取更多的金钱目的,知识培训者和行业可以无视自然规律、被培训者的身心健康、社会的公德良俗;而经历了形形色色、过多且滥知识培训的所谓的“学生”再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学生而是经历了在智力、心理上种种摧残和精神上被污染的“废渣”。对这些身心俱疲的所谓“学生”再进行特定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承,使之成为合格的社会一份子,其艰其难,可想而知。

  一是不论中外,都认为自己所尊奉的“道"是神圣的或唯一的,等等。教育事业的本然任务或首要任务应该是传“道”,传播具体知识是为了受教者拥有相应的具体技能,提高其行“道"的能力。我们国家所谓国民教育现在的做法,在实际上恰恰相反,表现为过于追求具体知识的传播与教学而忽视和轻慢了传道的功能,这种偏颇直接导致了教育最本质功能和意义的弱化,这种弱化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由于教育本身从根本上本末混淆,在具体实施中,尤其到了具体教学工作中大多只有“末”了。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进行和完成,只能决定于教师对“道”的觉悟程度、忠诚程度、责任心和工作能力的大小等这些不确定性之上,此其一。由于教育在实际上的无“道”,而具体知识的无穷性,一方面导致考试本身因为缺乏“道”的支撑,为考试而考试,既多且滥而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导致考试方法和手段繁杂多样,故考试本身的尊严和重要性也随过多的不必要的考试搞的几乎是荡然无存。有些重大考试要动用公安力量、刑侦手段才能维持其正常秩序,也就毫不奇怪了,此其二。由于过于重视知识教育的教育,“道"与施教者、受教者处于某种分离状态。因而无论是施教者、受教者要么没有明确的归属感而缺乏强大的内在支撑和相应的道德属性及道德行为;要么施教者可能具备了极多的关于“道”的相关的具体知识,但缺乏相应的“行道”的能力。故师生乱伦、学生互害残杀、高知叛国、教授制毒、博士犯罪之极断事件,如此等等,皆成已然之事实;要么受教者只获得些模糊或不坚定的“道”的教育而缺乏明确的归属感;要么以上各种情形兼而有之,各有侧重,此其三。以上这些情况确确实实地形成了一些极端事件的诱发因素。

  一个是由于“国民教育”事实上同时要为很多不同性质的“元”服务。从“道”的高度讲,从理论上讲,“国民教育”首先是“无道”的“教育”,本质是培训。培训内容是培训具体知识,培训对象是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非成年体而非学生。由于“国民教育”在本质上首先是“无道"的“教育”,其培训对象身上体现出的培训结果,用我们的传统的教育观加以审视,就会毫不费力地得出绝大部分“学生”高分低能、有才无德、无特定的完整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样的结论。其次,从为各个“道”公平服务的功能看(理论上),“国民教育”下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里必然地接纳了尊奉不同“道"的人的非成年体,这些非成年体们在精神本质和属性上势必相互视为异类。因为不同类,再加上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就不会互助互爱,友爱有加,甚至连生物学意义上对同类的最基本的爱心、同情心等这些情感因素也绝不会存在。故不同道学生之间、同道内学生之间的恶性竞争乃至所谓的“霸凌”、各种形式的校园暴力的产生就具有不可避免性。这种恶性竞争、“霸凌”行为、校园暴力,其中显性的、暴力的只能用所谓违反公共道德的遮羞布所遮盖而不能根除,而其中非显性的恶性竞争、尤其是语言等方面的所谓软暴力“霸凌”行为和校园暴力行为大多不能及时发现而恣意生长。这些恶性竞争、这些有形的、暴力的肉体性“霸凌”行为及所谓无形、软暴力精神性“霸凌”行为,这些校园暴力,都会随着实施这些行为的人的非成年体们身体的发育、体力的增长和“具体知识”的增加而出现性质上越来越恶劣、伤害程度上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这个不良进程中,本性善良的、贫困的人的非成年体首当其冲,尤其是既善良又贫困的人的非成年体受害最深。其中佼佼者们虽然幸而进入了各级各类大学,这些在精神上已经或多或少受到创伤的青年学生们,容易为伪善的传教士所吸引、所改变。所有这些绝不是疥癣之疾,只关痛痒。人的非成年体普遍性的有才无德、无处不在的恶性竞争、或明或暗的形形色色的精神或肉体“霸凌”行为和赤裸裸的校园暴力等这些不良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会持续不断地、一代又一代地产生出在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毫无共同点的乌合之众。这既是导致将来的社会在思想上分裂的最初的根芽之一;也是导致将来大规模冲突的最初的祸胎之一,不可小视;而所谓的、虚伪的“国民教育”就是这些导致思想分裂根芽和社会冲突祸胎的温床。

  以上就是笔者所能粗疏勾勒的,在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承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党、国家和整个民族进行冷战的一个侧面的大致轮廓。在这场冷战中,西方敌对势力着力攻击的对象是我们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及其教育和传承体系。冷战使用的最主要的思想武器—历史虚无主义攻击我们的过去的辉煌、当下的存在及成就和将来延续的存在性,目的在于诱导我们淡化和最终放弃原有的思想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让我们后继无人,无疾而终。西方敌对势力对此已显示出十足的信心,并有所公开表示。

  三

  为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党、国家和整个民族进行的冷战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西方政客甚至敢于公开表达他们的这种信心?笔者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对冷战充满必胜的信心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所能发挥的效能和所能取得的战果之上。

  如果我们能深入的考察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苏联红军不战而亡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发现西方敌对势力对冷战充满必胜的信心是有其根据的。

  根据就是对苏东冷战取胜的历史经验证明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效能是可靠的。

  苏联、苏共,自从斯大林去世后,面对西方发起的冷战近乎麻木不仁,任由历史虚无主义恣意泛滥。

  一些人一面全盘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一面全盘否定列宁、斯大林,更是极力抹杀苏联取得的成就,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这些做法给苏共、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思想混乱。这种思想混乱自然而然的首先引起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怀疑和冷漠;其次,正是在这种怀疑和冷漠和苏联人原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综合作用下,导致人民群众变成了社会大众,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和设施只具有官方色彩,而不是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俄罗斯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尤其是东正教的原有信仰体系,也使人们易于接受西方各种思想的吸引和蛊惑。长此以往,最终也导致苏联、苏共在实质上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此时的苏联、苏共和苏联红军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其原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内涵、性质荡然无存。

  到了1985年以后,对苏东的冷战进入最后阶段。在撒切尔等人的诱导下,戈尔巴乔夫又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再次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等运动,提倡“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最后是“意识形态”多元化。这样,一个仅仅有着强大的物质外壳,而在思想上、精神上毫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可言的苏联、苏共,它的轰然倒塌;苏联红军的不战而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苏联、苏共的自我解体、解散说明没有内容的形式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一定要要为内容服务。这是马列主义的真理。现在我们要问:苏联、苏共这个形式怎么就不为它的内容即共产主义服务了呢?

  简要的回答是:如果共产主义是理想、信念,那么她就需要有人为她奋斗,甚至牺牲一切。如果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要成为一种社会运动,那么,首要的前提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党员)个人一定要形成一个思想统一的团体或者是政党,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党员)个人无法实践其理想、信念;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很多成员(党员)个人抛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那么,这个无产阶级政党也只能是徒有虚名。对它的敌人而言,使一个徒有虚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躯壳自行解散是可能的。

  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党员)个人、无产阶级政党三位一体,互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缺一不可。但这三者中关键的一环就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党员)个人,只要在这个环节出问题,其他一切就都免谈。这也是我们的老祖先说过的: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说过:先有治人,后有治法。

  西方阵营也深谙其中的奥妙,要有效地反对共产主义,就要首先动摇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那么,怎样才能动摇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呢?办法就是巧妙的、持续不断的使用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思想利器;而使用历史虚无主义的玄妙之处就是我们老祖宗讲过的“隐恶扬善”。

  具体操作起来就是:

  西方阵营对自己是“隐恶扬善”。 这就是尽力掩盖、隐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的“恶”;极力夸大、颂扬自己 “善”的一面;所谓的“善”如果没有,要编造;如果有,要夸大;这种夸大甚至到了极点(即所谓的“全人类的”)。

  西方阵营对共产主义阵营是“隐善扬恶”。这就是尽力掩盖、隐藏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善”(正义、光明、进步等等);所谓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恶”(不完善、弊端等等)要公开化、透明化、要反思、要谴责;所谓的“恶”如果没有,要编造;如果有,要夸大。

  西方阵营采取的以上这两种作法,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从本质上说就是伪造。

  经典作家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的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报酬也最多。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人们的记忆,控制人们的记忆,管理人们的记忆,是一件事关生死的大事。

  讲到这里,或许有的同志就有这样的疑问,这经典作家恩格斯讲的“伪造历史”和“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有什么相关呢?相关就是要先控制人们的思想,进而再控制人们的行动。

  千万千万可不能小看这一招,更不能掉以轻心。

  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能否坚持自己的思想领导权的问题、能否见祖宗的问题、自己现存的一切能否得以持续存在的问题。

  四

  先控制人们的思想,进而再控制人们的行动。

  西方人搞这一手很擅长,也很有经验。基督教传教士的口头禅之一就是,“上帝的国建在人们的心里面。”在资本的统治扩充到全世界的过程中,基督教及其传教士往往是急先锋。

  历史事实证明,一个民族如果抵抗不住异种文明的思想攻势,那么,她最终会丧失一切。例如经历了几百年白种人殖民侵略的非洲黑人最后痛苦地说:起初,我们有土地,他们有《圣经》;现在,我们有《圣经》,他们有土地。非洲黑人的这种遭遇说明,先控制人们的思想,进而再控制人们的行动。这还只是一个环节,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掠夺对方的一切存在。

  自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讲,实质上也是我们民族抵抗西方异种文明的思想及其意识形态体系基督教的历史。有幸的是,我们民族的遭遇和亚非拉民族大体相似,但历史结局大不相同。根本原因莫过于我们我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核心观念如爱国观念、大一统观念、政教合一、中央集权制度、军政合一、军民合一、兵民合一,诸此等等的作用。所有这些,也都是中国近代农民革命的英雄们的能够无畏和牺牲的源泉。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显出了明显的颓势,西方势力乘机提出,打败清王朝后只要允许自由通商、自由传教即允许上帝的国建立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便可助太平天国取胜。太平天国后期的农民领袖们宁可接受身死国灭的危险前途,也决不允许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很清楚,农民领袖们认为抵抗异种文明的思想控制为事大,而自己身死国灭为事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迫在眉睫。在每个列强已经在华划分好各自的势力范围的背景下,发生了旨在瓜分中国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危急时刻,义和团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投入了战斗。与此同时,义和团还对所在地区的基督教势力造成了沉重打击。由于武器和组织力的巨大差距,以华北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义和团的战士大多使用着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面对着大炮和机关枪的轰击和扫射,前赴后继、慷慨赴死,失败被俘后也多有临刑而无惧,含笑殉难者。由于这种反抗显示出了中国人强大的精神世界和高超的智慧,使西方殖民者认识到:中国人不是他们在非洲、美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已经征服的那样的民族和部落,东、西方的列强都无此脑力与精力统治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生灵,故瓜分实为下策。义和团和华北农民的反抗,迫使列强放弃了瓜分计划,并由清廷代理统治中国。这为日后一切可能的希望保留了基本的根基。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发展方向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重重的褒奖和告慰了所有那些慷慨赴死的爱国者的英灵。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最后一句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还不到一个甲子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外战皆败的百年历史耻辱;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的第一百年,也就是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人民拥有了和列强一样的决定生死的终极武器。百年沧桑,百年雪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的胜利使横行中国一百多年的西方列强退出了中国大陆地区,“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是真实的历史写照。

  现在,“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帝国主义这次回来,做派和打法不同以往。它们对我们进行温柔的冷战: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最外围入手、从最细小的琐事做起,从扭曲和置换反映我们的雄健、向上、团结、统一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入手,慢慢的、逐步向核心区进攻。

  特举两例:

  我们的《宪法》序言第一句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某些地区的媒体和网站就专门铺天盖地的大肆宣扬:中国人素质差;要加强素质教育。

  “同志”,共产党党员之间互相称对方为同志,意即双方都是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愿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人士。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的一个庄严、神圣的概念和称谓。

  现在在某些人士的话语体系中成了同性恋的称谓,恐怕这种做法不能视为偶尔为之。因为古今中外专指同性恋的名词有的是,放着这些约定俗成的现成词不用而特意为之,这里面难道没有值得令我们深思的东西吗?

  毫无疑问,这是对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观念的赤裸裸的直接侮辱和攻击。

  还有一种看似不起眼的做法,就是直接毁坏涉及共产主义思想、中国人民革命、建设的相关历史文物。蒋介石要毁灭涉及共产主义思想、中国人民革命、建设的相关一切,这很正常。但是,毁坏发生在当下,很难理解。

  耶路撒冷的“哭墙”,被犹太人视为圣物,经常有犹太人在此进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但在外人看来,那不就是一段有近两千多年破墙头吗?在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看来,最多也不过是当年罗马人所拆毁的耶路撒冷城,遗留至今的历史遗迹罢了。面对同一个建筑遗存,犹太人和我们的所思所想迥然有异,其根源在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差异。奇怪的是,有些中国人,对自己的具有相关历史文物也如此轻视,更遑论视为圣物了。

  尤其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圣物—革命历史文物,现在遭遇了什么呢?前些年,洛阳的革命烈士陵园遭到毁坏,烈士的墓碑被推倒、砸碎了,理由是要发展房地产业;描绘“两弹一星”蓝图的建筑物被拆除了,理由很富丽堂皇,要改善办公条件。最近,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高级将领刘亚楼在辽沈战役中使用过的办公建筑也被拆了,虽然抓了几个责任人。但原本可以传之后世,体现共产主义思想、中国人民革命的实物证据、历史文物却不复存在了。党还在、人民解放军也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还在,发生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阈中不可能发生的事,而且是大事;拆的日期与70年前的1946年6月26日,就是解放战争爆发的日子属于同一天。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如和看待此事?!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异之事,是有原因的。准确的说,这是“帝国主义夹着历史虚无主义回来了”的缘故。

  如前文所述,先控制人们的思想,进而再控制人们的行动。西方势力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必须先消灭对手已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体系;再在对方的思想意识中建立以利于或服务于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体系,最后达到目的。

  我们中国人也常说睹物思人!睹物思人!西方势力掀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及行为现在不但要阻挡、干扰我们“思人”,而且还要把引起我们“思人”的媒介—“物”,即体现共产主义思想、中国人民革命的实物证据、历史文物也要消灭掉。革命先烈们的陵园遭到普遍的冷遇,有些遭到了毁坏。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苏联红军对中国抗战的帮助只字不提,对中国人民的帮助进行恶意曲解。与此同时,所谓的“民国风”刮起来了,“民国”的遗物遗迹,即就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的故居、遗物也成了有些人眼中的宝物,精心修缮,恨不得舌舔如鲜。最能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反人类罪行的实物证据、历史文物日本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工厂的大烟囱拆毁了,实物证据、历史文物变成了历史遗迹、历史遗存。当年,国民党、蒋介石特赦日本战犯,而今,有人蓄意毁坏日本侵华罪证。当年,“司徒雷登大使坐着不动,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但是没有人理他,只好夹起皮包走路;而今,“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象征—已故国民党统治时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来了,证据就是他的坟墓再次修起来了。这一次是修在了中国,而且一修就是两座,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然而,读着“别了,司徒雷登”这一雄文长大的中国人,也还大有人在。这一毁一修。这一破一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这一招很毒辣!这一招很厉害!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中,“毁其宗庙”、“燔其宫室”、“犁庭扫穴”、“ 挫骨攘灰”这十六个字最能表示对敌人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对其过去与将来的彻底消灭。只不过这也是要等到取得最后的、彻底的军事胜利后,才能做的事。同样的,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中,“毁其宗庙”、“燔其宫室”、“犁庭扫穴”、“ 挫骨攘灰”这十六个字也只仅仅表示了对敌人的憎恶和愤慨之情而非一定要这样子做。因为那样子做,不仁不义,失去了“汤武革命”的初心。故仁义之君、王者之师力犹可为,而不为之。基于这样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解放后,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待旧有人员重在消除其反动思想,迫使其改变原有立场,重新做人,而不是重在消灭其肉体。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一论断自有其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及其行径的如此作为!如此不顾传统!如此不念当初的宽大为怀!如此等等,书不胜书!

  而在当下,远在遭受到最后的、彻底的军事失败之前!甚至还没有进行任何的军事斗争之前!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已经遭到“毁其宗庙”、“燔其宫室”、“犁庭扫穴”、“ 挫骨攘灰”式的攻击!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可忍,怎么办?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到外线去。让思想战争的烈火烧到他们的脑海中去,用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冲击对方的思想阵地,使他们在意识形态战争中也疲于应付,处于守势。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

  古人云:攻以不足,反自伐也;守以有余,莫不御也。在目前总的形势和状态下,虽然不能打到外线去,使他们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中处于守势;但绝不能让西方敌对势力的冷战图谋得逞,这一根本目的要达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及其行径肆无忌惮,恣意作恶的现状必须有效遏制并使其承担相应后果。有党在、有人民解放军在、有人民共和国在;有历史的创造者—有中国人民在、有老红军在、有老八路军战士在、有老解放军战士在,不怕做不到这一点。

  根本之道在于徐图长远,攻以有余。一方面,既要在思想上建党,还要在思想上建国;有效而持久有力的对抗历史虚无主义和其他消极思想的侵袭,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军队在思想上不忘初心、青春永驻、强大无比。另一方面,要以冷战制止冷战。向西方发起反冷战,要想方设法让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回到西方,去争夺他们的思想领导权、社会治理权,从而使他们在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处于守势。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党、国家真正成为强大精神力量与强大物质力量相互匹配的主体性存在,成为人类历史的主人。

  参考书目:

  1、        《马恩选集》

  2、        《毛泽东选集》

  3、        《求是》

  4、        《红旗文稿》

  5、        《马克思主义文摘》

  6、        习总书记系列讲话

  7、        《习总书记2016年七一讲话》

  后记

  作为一名党的基层理论工作者,本人坚持学习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学习党的特色理论和最新理论成果;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观察世情社情。由于本人能力有限,见闻有限,所思、所想,多有不成熟之处。为履行党员职责,为党分忧,现将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编缀成文,以供领导查看。其中错误之处,疏漏之处,措辞失当之处,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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