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97年之前香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前一段期间，英美舆论突然出现热议，聚焦于所谓“是殖民地抑或是殖民统治”问题。自不用说，英国政治建制拒绝接受“否认殖民地”说，其种种说辞中，或许最有趣的是出自前港英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他语带不忿地说自己的历史存在被一笔抹杀了。
▲6月20日晚，香港尖沙咀中心的户外屏幕（图源：中新网）
然而问题其实无关“历史真相”，因为真相从来就是清楚不过，英国以至国际上从来就知道中国并不承认当年香港是殖民地，而且，早自1970年代就在联合国的角力中，中国成功地让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撤下来。问题是历史理解、阐释、立场，最终是历史正义。今日时势，殖民主义毕竟无法见容于世界范围的政治正确性，就连英国政治建制也在教育领域大事宣扬其特色版本的“解殖”、争夺对殖民历史的解释权，那么，处于解殖旋涡的香港社会就更加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了。
香港地位：“三个条约”有效论
与无效论
正好是40年前，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恃着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得胜的威势访问中国，扬言“三个条约有效”，却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一句“主权不容谈判”面前碰壁，以及随后败退。
▲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
然后是中英谈判的结果，英国的说法是1997年是“主权移交”，蕴含意思是之前英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中国的说法是“恢复行使主权”，这意味着，无论是1997年之前还是之后，香港的主权一直属于中国，也就是坚持“三个条约无效”论。
条约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这显然就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指向比法律更深层的因素，即是历史正义。中国强调“从来没有失去对香港的主权”，这是认定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是被占领，不是割让（1997年以前中国出版的地图都是在标示香港的地方括号加上“英占”两字），中国之前失去、之后恢复的是“行使主权”也即治权。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
由此扩及普遍意义，中国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这是革命推翻了法律，就是否定了“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那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正当性。这个否认，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而宪章是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世纪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此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有全球解殖运动，在苏伊士运河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印支战争之后，这个世界大势终于无可阻挡，“不列颠治世”彻底终结。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字
这样，今日英国政治建制还不时冒出一些帝国余音，声称英国本来有权利独自决定香港的主权地位，声称“主权移交”是一种赐予，或声称《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国胁迫下的不平等条约，等等，这也只是自说自话而已。
台湾地位：法律与历史正义兼备
无独有偶，台湾与香港问题一样其实都是今日新冷战的体现，前不久国民党领导人访美时宣称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是独立国家，随后又有美国政治建制跳出来宣称台湾的主权并不属于中国，这也都是以特定的世界秩序下的法律来界定主权，只不过这个秩序已经变成“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也即被一些左翼传统认定的、战后主宰世界的隐蔽式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台湾“太阳花”运动
中国反对这些宣称，首先也还是革命立场，即是认定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台湾主权都是属于中国，蕴含意思是《马关条约》是（“不列颠治世”之下的）不平等条约因而是无效的，从而战前台湾是日本占领而非割让。这里，因为所要批驳的是国内的另一方也即国民党政权及其传承，在国际上所强调的“中国拥有台湾主权”，就必须展开说“中国人民拥有台湾主权”。
这个立场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得到国际确认，这是同盟国对中国人民的承诺，而当时正是中国人民为反轴心国战争、实质上就是为推翻“不列颠治世”做出最大牺牲和最大贡献的时候。今日美国政治建制中的“台湾主权不属于中国”论，其根据是《旧金山和约》（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的《台北和约》），这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而且其背景是美国海军阻隔台湾海峡、以及随后的台美军事同盟干预中国内战。因此，这种论调及其相应行动，既是背信弃义的表现，也反映了“美利坚治世”的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实质。
▲柏林会议
然而“美利坚治世”毕竟不同于早已被全世界唾弃的“不列颠治世”，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仍有极其强大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霸权，其主宰及抵抗迄今仍在进行中。因此，中国的抵抗，就是在坚持上述革命立场的基础上，强调正反法律分别的有效性和无效性——前者包括强调《波茨坦宣言》的有效性并在战后已经付诸实施、在1972年的《中日建交公报》中特地重申《波茨坦宣言》等等，后者则是强调《旧金山和约》的关乎中国部分因为排除了当事国的参与，根本就是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因而是完全无效的。
殖民与解殖：新说辞与旧课题
也是在1982年，当撒切尔夫人离京抵港时候，一群大专学生先是到机场抗议，然后到当时的港英立法局示威，打出的旗号是“侵华条约，不容肯定”。这是殖民时代香港罕见的甚至是不敢想象的政治行动，即使在学界内部也没有多少回响，仅有的回响也应该是质疑、反对声浪不低于支持。这种情况，固然是反映着香港社会的“非反殖”性质，同时也显示出行动者对“反殖”的特定理解和感情，而这两者都是一直持续至今。
▲六七暴动
有理由判断，当时那些学生的反殖，一方面是诉诸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对殖民政治的压迫性质。质疑者或反对者于是很容易就能将这种反殖消解成个人化选择，同时又能将之安上“民族主义”这个显得并不很高尚的帽子，由此，反殖或解殖与否定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并没有内在关联，更有可能的是引向“自决”的结论。
而现实发展确实有这种迹象。即使是在1980年代，当这些反殖学生的同道者扩阔视野看台湾时，就往往倾向于“民主高于民族”论，与他们的反对者所秉持的“自决”论可说是殊途同归了。回看香港本身，至2010年代，就有当年的机场抗议者公开忏悔，而他们的同道后辈甚至走到了将回归/主权移交说成是“从英国殖民变成中国殖民”的地步，并以此鼓动起蔓延全社会的实际行动。
这个轨迹，其实就是犹如台湾那边将民进党上台说成解殖成功，也与今日欧美政治建制将殖民、反殖归结为个人化的身份-认同政治一脉相承。在这其中，被掩盖的是新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世界秩序，被抹杀的是以历史正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民，被意图剥夺的是中国人民对香港、台湾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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