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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体系
资本主义社会工厂体系的产生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工具（机器）的视角对比了“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与“工厂”的区别。为了使工人能够驯顺地服侍机器，并入机器这一死机构，资本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马克思把工厂纪律称为“最严格的纪律”，是因为这种纪律是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并最终发展成为工厂制度。这种兵营式的纪律最终造成了现役劳动军自身的分裂。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可以区分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但由于工厂纪律的出现，工人被划分为劳工和监工，现役劳动军被分裂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转化为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以及现役劳动军内部的对抗性关系。
随着早期资本主义步入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本身及其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1年，美国脑力劳动者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成为了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于是，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工作场所也发生了相应的进化，无产阶级从工厂厂房的流水线进入到高档写字楼的办公隔间。虽然工作场所发生了转移，但是工作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办公室白领们依然承担着类似于流水线上枯燥的、重复的和千篇一律的工作，工厂的生产本质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写字楼中。好像把人放进“格子间”还不够侮辱人似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办公空间，这些隔间的尺寸还被做得越来越小。当脑力劳动变得“廉价”时，新产生的白领阶层自然是不配享用单独的办公室了，在公司中他们也只是廉价的“技术工人”。现在只是发生了一个“阶级平移”：曾经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平移成了格子间里敲键盘的公司员工，曾经拥有单间的精英管理者们虽然有些沦落为廉价的脑力劳动者，但其中的一部分依然还是有单间的企业中高管理层。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通过对监狱的考察提出了一个生命政治学的概念：全景敞视主义。福柯的全景敞式主义来源于边沁的“全景敞式监狱”。边沁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计算“效用”，他所设计的监狱、福利院，也都是完全使建筑在“效用”上达到最大化的。福柯认为，这种具备一座有权力的和洞察一切的高塔的、著名的透明环形铁笼，或许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福柯进一步指出，观察、监视、控制 与校正违规行为的“全景监狱理念”，蕴含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建筑、社会组织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换言之，工厂、学校、兵营、精神病院等众多现代组织的根本原则和组织管理模式都起源于监狱的全景敞式主义模型。白领们的格子间脱胎于工厂流水线生产。因此，白领们的工作也并没有想象中的“自由度”，他们不过是在管理者监视下高效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现代工厂的设计理念和设计逻辑其实也来源于监狱。工厂体系的本质也是一种全景敞式主义。整个社会正在日益变成一个工厂体系，各行各业就像流水线一样，保证着社会的高效运转。我们可以说，工厂体系已经渗入了整个社会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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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广泛、异质的智力在资本权力体系下被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不断被控制、扭曲。智力的维度应该作为活劳动的属性实现在自由创造的劳动中，而不是作为死劳动的属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管理式的层级结构中。在显性操作中，工人的活劳动是通过流水线被纳入的；在隐性的层面上，资本主义生产则是通过工艺学实现的。换句话说，流水线的技术支撑 是“工艺学”的出现。马克思指出，工艺学就是把生产过程进行分解，分解得越细微，证明这种技术越精细、越成熟。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 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先进的技术让无产阶级工作更加 “去技能化”，让他们丧失了与资方议价的能力；无论在工厂流水线上，还是在 白领办公室中，劳动者的工作整体性在退化，工厂和企业需要的只是不用思考 与反思、不停重复执行去技能化任务的“身体”而已。这种精密的工艺学最终 被应用到了工厂的管理之中，这使得工厂作为“装置”更加高效。
西方工厂的代表制度就是泰勒制和福特制。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经指明了工厂制度和奴隶制的同质性。他指出，“科学管理”与“奴隶制”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任务观念”的提出，泰勒将其描述为“现代科学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其实，“任务制”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它是奴隶制下组织劳动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任务制，就是被奴役者在持续的监督下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劳作并完成被要求的工作量。在任务制之下，被奴役者会被强制要求在一天内必须完成一定的“任务量”或“配额”，否则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任务”一词因其与奴隶制的关系而令“很多人不喜欢”。泰勒制与奴隶制所展现的特性如出一辙，唯一的改善就是加入了工人的基本工资和辞职的权利。泰勒制的核心元素就是工作的去技能化和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其对工作流程与工作标准的研究剥夺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知识的控制，并将这些知识牢牢地控制在管理者手中，让手工业者失去了与雇主博弈的实力，只能任由其摆布。
劳动者拒绝成为流水线上的奴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泰勒制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广大劳动者的反抗情绪，于是改良版的泰勒制亦即福特制应运而生。相对于泰勒制而言，福特制多了些许“温和”，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激励元素。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血汗制度”的本质，福特制同样是一套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相对于泰勒制和福特制，后福特制更加温和。后福特制主张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自主性，它使劳动者觉得自己不再是一颗悲惨的螺丝钉。后福特制通过给予工人高福利、终身雇佣等策略，磨灭劳动者的反抗精神；通过所谓的扁平化管理和小团队化管理，提升基层的活跃度，激发劳动者的工作主动性，但是，后福特制依旧是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延伸和变形。在其“团队工作”“扁平化”等理念的背后，依然是资产阶级管理学控制、监视、剥削劳动者的本质。
3
工厂法
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工厂体系以工厂纪律和工厂制度的方式确立了下来，并且在管理工艺学的支撑下更加精细和科学，这种“专制”最终通过 “工厂法”获得了普遍的规范性。马克思指出，工厂立法的目标表面上看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维护，实际上其所维护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管控和剥削。工厂法的出现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得以最终形成，在科学外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工厂法的诞生也是和机器生产关联在一起的。在工厂法的早期制定中，资本家或者说工厂主具备了绝对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论述，指出早期的工厂法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利益，完全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确切地说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也就是说是为了维持骇人听闻的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顺利进行。因此，早期的工厂法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对工人的处罚，但是这种处罚并不像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对劳动者所进行的肉体的惩戒。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高压下，工人展开了对资本家旷日持久的反抗。这种抵抗最终也取得了一定的有益于工人阶级权益的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就是这样一种被劳动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却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黑煤窑、过劳死等现象的存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工厂依然像“集中营”一样是一种“法之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阿甘本“神圣人”系列的一本重要著作。阿甘本明确指出，“例外状态”是一个“无法”的空间，其中的关键是呈现为不再具有法律形式者的法律形式，处于一个模糊、不确定、临界的边缘。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指的是法之例外或法之悬置，为我们分析“工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例外状态作为一个无法区分的模糊地带，所表征的正是“工厂”的存在状态。资本主义正是利用 “工厂”这种例外状态使其发挥作用并同时对工人进行规训与治理，这正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包涵性排斥”。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包涵性排斥其实质是一种例外状态常态化。无论是包涵性排斥，还是例外状态常态化，都意味着工厂作 为例外状态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权力装置。
在马克思看来，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具有两大后果：第一，直接的、无掩饰的 资本统治得以形成；第二，由于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新社会的形 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这两个判断都是 成立的；但是，在管控和监视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即使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 和对抗成熟起来，即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也无 法摆脱资本主义的严密管控。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管控成为了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机制新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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