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主动防疫政策这个事情，跟古代的变法失败很接近，就算是天子圣明加上法家有远见，但是，遭遇到一帮子只想着先富先贵最大化的儒生，什么好事情都能够给你搅黄。所以，还是老问题，英雄创造不了历史，人民不出场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制约得了儒生们本能的政治反动性，一切迟早完蛋。
一、反动儒生们能够搅黄一切好事情
忽然想起了批林批孔，彻底否定之后，精英们跳出来说，四人水平不行，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今日回顾，精英们都上了四人的恶当，至今未能觉醒过来。
儒法斗争史的近因，隐含的对话对象是林元帅及其拥趸，需要对毛教员梳理的议程——到底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展开辩论；远因，是要接续文革前夕的史学批判，一些吹嘘清官和让步政策的人，都说统治阶级内部还有人愿意而且有能力，调节社会矛盾的激化趋势，这样的话，贵族的政治主体性，就还挺管用。
批林批孔期间，以儒法斗争史为议程，领着全国人民复习了一遍古代史，对历代法家进行“穷举法”举证，有一个算一个，其变法努力，无不败于儒生的集体反对，然后就开启加速趋势和王朝循环。
这样，就以反证法，证明了“非人民（精英阶层）不能够创造历史”，在其反面，依据排中律，就证明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结论，即便是人民目前还不太行，但那也只是一个教育提高的“技术性问题”，不存在“政治反动性”障碍，对于这一条仅剩的出路，必须无条件地投入和提高。
普通人对此无需深究，但是，只要是留下一个“历代统治者连改良都搞不成”的印象，也就足够汲取悠久历史留存下来的政治智慧了。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后文革精英们，不管怎么装的人五人六，首先是中学生的逻辑知识没有过关，然后，上了四人的恶当（当然背后是毛教员），至今醒悟不过来。
我感觉主动防疫政策这个事情，跟变法失败很接近，就算是天子圣明加上法家有远见，但是，遭遇到一帮子只想着先富先贵最大化的儒生，什么好事情都能够给你搅黄。所以，还是老问题，英雄创造不了历史，人民不出场一切迟早完蛋。
二、儒生“政治反动性”所呈现的经济博弈手法
那帮子反动儒生，要么加码防疫，要么躺平，不考虑务实的改进路线——改进协作方式并提升防疫效率，减轻防疫政策的公共成本与民众背负的私人成本。按照他们从前防疫的高成本与低效率搞法——为极低的防疫效率也付出了极高总成本；这个路子，在奥密克戎的传播速率之下，岌岌可危。
如果不提高防疫政策效率，降低单位效率下的公私成本，即便继续旧政策，也很容易触及全社会最高成本支付能力，从而击穿政策成本的天花板。在他们的低效率之下，政策成本限度内的最大效果，肯定也不足以防住奥密克戎，所以，防疫失败也是迟早的事情。
然后，由于层层加码，民众背负的私人成本过高，对丧失收入和生活来源的群体，应该出台支持政策，给绝收群众按月发钱，以补齐整个防疫政策成本支付的最短板，以此求得成本支付能力的均衡，只有在补齐短板之后，防疫政策才能够走得更远。但是反动儒生们连提都不提，反而把人民的困境这样的政策短板，作为政策博弈的筹码，要挟中央放弃动态清零政策。
与反动儒生们打配合的各种政策博弈言论，老是拿防疫影响经济说事，从来都不展开真正的政治协商和认真分析。防疫的经济影响，其实是一个真问题，也应该公开讨论讨论，防疫影响经济的成本，其极大值和极小值怎么确定：我提一个极小值方案——对丧失收入的群体进行财政支持（哪怕每月发1000元也好啊），先补齐政策的最短板。然后，极大值从调节畸形的生产结构着眼，降低为投资而生产（特别是由债务金融支持的政府工程）和为美元白条而大量出口，最高，可以考虑把每年煤耗量下降一半左右（例如低于25亿吨），由此造成的失业，合并到收入支持计划中间解决。
可以考虑出台全民收入保障计划，即便是按人头发钱发齐，也只占GDP数字10%左右，结合压产能和煤耗，可能把我国消费占比提高到50%左右，还不会过多降低国内人均工业品产量，这个数字依然低于美国近20个百分点。
这样的话，畸形的生产结构有望得到部分调整——为国民消费而生产，促进内循环与供需平衡；同时，为此还需要提振农业。
考虑到目前反动儒生们的障碍，主动调节畸形经济结构的政治意志难产，展开防疫政策的公共辩论，也只有一线机会突防。不过，历代都是反动儒生终结法家变法，这是常态，所以，法家很难成功。
所以，并不是真的没有办法，而是难于突破反动儒生设置的政治障碍。但这个障碍不应该成为思想的桎梏，如果把这个桎梏作为思考前提，那样来说话，就成为儒生们“政治反动性”的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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