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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三年最无耻的话术“恢复生活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桎梏而体现的“帮闲躺匪”问题初探

老田 · 2022-12-3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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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后果,各路躺匪都完全加以无视,还设计出与他们最初进行政策博弈阶段骗术相一致的宣传口径,诸如生活气恢复之类的弥天大谎。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亲眼目睹,各路躺匪在理性、道德和政治上的巨高无耻性含量。

  在防疫政策辩论的网络舆论中间,一些竭力主张躺平政策的辩护者,被网友痛斥为“躺匪”,之所以被命名为“匪”,显然是认定这些人在防疫的科学理性(必然)、政治素养(实然与应然的相互转化与目标成本选择等问题)和道德底线(应然)三个方面,都丧失了正当性。

  应该说,在网络舆论场域积极发言的“躺匪”,多数不是体制内或者资本利润链条上的喉舌,而是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桎梏状态而发言的,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机会,去考察和把握主流意识形态桎梏的纯粹表现——在非既得利益者地位上的各种积极表达,然后,初步地追溯这个群体在舆论场域的功能性作用及其内在的意见生产逻辑。

  一、躺匪的无耻话术及其理性的自我阉割剖析

  目前一些官媒和自媒体,都在欢呼某些大城市“恢复生活气”或者大街上人流提升,应该说,这本身只是一个话术,还是一个最无耻的话术,集各路躺匪智慧之大成。

  恢复生活气的潜在台词,是说目前所选择的“快速过峰”策略,不仅是可能的,还已经在见效中。而与快速过峰必定会联系在一起的,是危重症患者短期内大量增加和得到救治的几率过低,这必定会付出过高的生命代价,这些都被“话术”的选择性和片面性呈现,给彻底掩盖与遮蔽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聪明的话术背后,到底有多么无耻和冷血!

  而且,在理性上,“恢复生活气”话术,也属于造谣,至少就老田在武汉所见,现在人流与生活气,远远低于主动防疫政策期间,在事实方面,也符合谣言的最严格标准。在封控最严厉时期,涉及到居家人口也大大低于总人口的5%,而现在,基于病毒的巨大威胁,则是超过50%以上的人口和地区,都不得不自觉居家避免出门。

  同时,这个话术的前提,还在继续隐晦地推销一个有关防疫要求的玄幻认识——“全民免疫”是可信的和可行的,快速过峰之后,必定会收获岁月静好,这个恰好已经被多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所证伪——因为病毒变异过快而免疫逃逸才是事实。

  有关防疫政策辩论,本来也只是讨论大方向问题——是彻底放开(躺平)还是继续主动防疫政策,对公众的“非专家”身份来说,从来都不能强求细节准确。而躺匪之所以被很多网友骂为“匪”,也是他们在大方向上就错了,而且,躺匪是还在涉及到防疫政策的理性标准(如何判断防疫政策涉及到的各种必然、实然、应然因素)、政治方向(为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以及道德底线(是否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三个关键方向上,都顽固地站在错误一边,所以,才算是丧失了一切合法性与道义基础,才成为“匪”。

  二、过度防疫成本以及激进的泡沫化批评

  即便是原教旨市场主义,也承认公共健康或安全目标,是公共物品,不能够以私人物品的方式去看待,需要有集体行动去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对于公共利益目标实现的路径与策略选择,有传染病防治法在。

  当然,现实世界里,没有最优决策和完美执行,各种决策与执行过程的机会主义与偏离,都可以批评;但是,由此否定公共物品的属性与公共利益目标,那些都是蠢和坏;杨朱学派的徒子徒孙,比较集中的体现是堕落街小白的白纸,因为封控妨碍了口腹之欲的满足,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反对,这些如果不视为没有长大的小孩子无法摆脱欲望主导,那就是反人类思维,需要引入专政手段应付;

  官场机会主义的固有趋向,以及资本参与防疫进程的过度榨取,都是狭隘利益,还是独立和对立于人民健康目标和人民利益的阶级利益,但是,说在阶级革命完成之前就不应该搞主动防疫,那也是形左而实右,也是蠢和坏的一种。

  以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个人主义不兼容公共利益的,或者以民主自由话语反对公共利益的,还包括以阶级话语反对公共利益的,都是蠢坏兼具的极端分子与二极管思维。对各种加码和滥政,都支持造反和批评,但是,由此反对防疫目标和公共利益的,都是蠢和坏,还是比官场违犯法律和过度加码投机更坏的投机。

  官场投机带来的加码和过高成本,只是追加了不必要的公共与私人成本,损害与降低了防疫效率。而蠢坏兼具的二极管思维与政策博弈方向,则是要百分之百取消防疫效率本身,这个才是彻底的反动派。官场可以认为贪污腐败之外,就没有了政治上的坏人,那本身是政治退场的堕落表现,但民间不能够抄袭这个狭隘思路,确实有政治上的坏人——虽然他没有捞取金钱利益,但他们反对整个的人民健康目标和利益实现路径,为此,不惜编造和传播谣言,反对科学防疫要求本身。

  在防疫政策问题上,显然存在着多个层次的问题:防疫的科学要求,属于“必然”因素,这是不可能变的;而有关防疫政策目标的成本选择与支付方式,这个属于政治选择,应该开放讨论和寻找改进路径,这个层次的问题有些是实然,有些属应然,结合起来,实然与应然的转化,基于特定的政策目标选择与成本支付路径,就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和选择性;然后,对于防疫目标和需要避免的最坏后果,不仅是一个投入产出选择问题,还是一个道德立场问题,这个方面的“应然”需要受到道德底线的硬约束。

  帮闲躺匪的话术与参与辩护过程,首先混淆黑白否定有关防疫的科学要求这些“必然”因素,假定其不存在或者不成立;然后,封闭政治场域的“实然与应然”选择背后的真问题出场,当然也封闭与真问题有关的实际辩论;最后阶段,一些帮闲躺匪就就不得不“假装”完全接受不在乎人命与健康目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躺匪的“匪”性,在此暴露无遗。

  三、防疫的公共成本与私人成本支付路径——防疫的实然与应然及其相互转化问题

  说防疫影响经济,某些情况下的私人成本支付能力超过了上限,某些地方财政不堪重负等等,都可能是事实,但在这个地方,恰好是需要展开讨论的,二极管思维就体现在这个地方,把应该讨论的问题领域,给先行封死,然后开始各种杠精状态,这是机会主义态度和理性堕落的表现。

  现实中间的各种加码做法,及其后果,都可以批评;同时,防疫公私成本支付能力问题,也属于政策组成的关键方向,应该展开来分析和讨论。对于因为防疫影响,丧失工作收入和生活困难的群体应该按月发钱,这个原本就应该是主动防疫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主动防疫政策要走下去,就不可能在民众背负的私人成本超过上限的条件下,还能够长期运作,给困难群众发钱,这不是恩赐而是修复政策短板,切得政策成本背负能力的多层次均衡,避免在最薄弱环节掉链子——而防疫政策也只有修复了短板的情况下,才能够走得更远。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很多帮闲躺匪说这样的政策不可能,然后,要求躺平和放开,等待私人困难的自然解决。结果,在放开之后,经济活动与人流都更趋下降了,问题不仅存在还激化了。这就说明,作为政策博弈筹码的个人困难问题,不管是作为问题还是作为答案,都走上了错误轨道。还有人勉强给自己辩护说,主动防疫政策三年了,海外也有很多先例,但国内就是不给发钱,这个属于某种性质的“政治现实主义”态度——既然统治者不愿意选择,那就干脆不说;此种类似于秦桧的聪明劲,显然才是问题问题本身,过分乖巧的直观言论,实际上是把自己作为大躺匪的尾巴,完成意见生产与表达,结果,在公共舆论场域的政策辩论中间,帮闲躺匪就用伪问题和伪答案,直接屏蔽掉了大躺匪不喜欢的意见与批评方向。

  作为常识,中国经济已经面临着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为此,可以选择大量为美元白条而保持长期的净出口,可以为债务金融支持的政府工程而容忍经济的畸形结构和畸形生产;为什么就不能够为消费而生产呢?何况,还是处在主动防疫政策期间?不管印钱也好,搞财政赤字也好,单独或合并执行都应该是可以的,此种提振消费的举措,能够部分地恢复为消费而生产的常轨,也由此获得一个治理经济结构畸形的机会,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小于前二者;而且,即便是扩大一点,执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这对于结构调整也会有长期的利好。

  有着多方面政策效益的畸形结构治理,在防疫政策辩论期间,被彻底给屏蔽掉了,很少出现在政策博弈场合,这个缺失,当然谈不上有组织的阴谋或者孤立中心的设计,但是,恰好反应了意识形态塑造人们思想桎梏的有效性,而帮闲躺匪及其选择伪问题并推荐伪答案的二极管思维,确属主流意识形态选择性的完美体现。经济结构调整早就该进行了,而畸形的经济结构及其严重不合理,谁都看得到,这个时候说,不管是否被接受,本身就是民间意见场域对真问题进行独立诊断的体现,是与官方和资本主导的公共关系舆论选择迥然有别的新理性生长点,但遗憾的是,在躺匪的二极管思维中间,这部分可能的理性程序被完美删去了。

  即便是不讨论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显然,疫情严重之下的目标实现成本,也会随着病毒变种传播性放大而提高,而要解决这样的大问题,当然需要更多的投入和进行成本支付路径的大调整,难道还可以幻想,只需要付出低成本就能够买到大件吗?帮闲躺匪所说的现实主义,自己所选择态度乖巧和自己设限,本身就是更为深层次的严重问题——这体现了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桎梏中间,真问题得到呈现的高难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帮闲躺匪的表现,比资本和官场那种带有公共关系经营性质的表达,更切近主流意识形态桎梏的真实边界。

  帮闲躺匪的话语策略,及其选择的政策博弈方向,在更大程度上揭示出意识形态桎梏所在及其严重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揭示出服务于社会权力而塑造的利害关系结构,在人们想象力中间被淡化和遮蔽的程度,然后,在网络舆论场域的辩论中间,各种与公共目标实现有关的意见兼容度严重下降,帮闲躺匪的意见生产,其功能性作用和局限就更加完美地体现了问题所在。

  应该说,虽然防疫成本问题,是躺匪言论的一个重点,但是防疫的整体成本(私人成本、公共成本)支付能力的上限和下限如何确定,政策多个方向上的成本支付能力如何求得均衡,这些应该开放讨论的真问题,虽然本身应该作为公共讨论的主题,但始终只是被作为政策博弈筹码利用而出现过,真问题从不进入真正的讨论环节,而帮闲躺匪及其秉持的二极管思维,就是这样成为公共领域意见生产方面的执法者角色出场和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帮闲躺匪及其二极管思维的功能性作用,是防止在网络公共领域中间的真问题出场。

  这种躺匪二极管思路,相当于推荐这么一个“专制”的思维与决策模式——只要是找到水桶的一块短板,然后就可以对重大公共政策完成结论性总结——这块短板就是确定政策成本上限的唯一依据,如果按照这个极端封闭的思维方式,进行各种决策,那么一切集体理性与公共政策辩论都不需要,独裁者一个人就能够找到完美的决策信息。虽然,很多帮闲躺匪及其二极管思维,都以民主自由话语进行表达,但是,帮闲躺匪在实际上,取消了公共政策的集体理性基础,也以二极管思维,成功地暗示了独裁者独占决策权还具有可靠的理性依据。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躺匪及其二极管思维的多层次推进逻辑:存在着多个思维方面的二极管,还处于串联状态。把封控带来的群众困难,作为主导性的博弈话术,由三个串联的二极管展开:封控时间过长(不管是否出于过度加码),然后有人丧失工作和收入,所以,必须为这些人考虑,彻底选择躺平,这是第一个二极管;放开之后,人流量和经济活动反而下降了,实际上还是没有增加工作机会和收入,先可以造谣一波“恢复了生活气”什么的,然后就主张继续期待“快速过峰”和岁月静好,所以,这个只属于暂时现象,肯定会过去的,这是第二个二极管;然后,快速过峰之后的岁月静好,是否会出现,那个无所谓的——放开之后短期人流不行,长期会恢复——这样就实际上还是在寄希望于群体免疫的实现,这样,第三个二极管则直接硬刚累积下来对防疫的科学认知了。

  三个二极管串联的推理逻辑,大体如此,虽然事实上多国科学家已经从实验数据证明群体免疫不可能出现,但那个也已经无所谓了。只要放开之后一两周,感染人数就会超出最高主动防疫能力上限3-4个数量级,主动防疫政策就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

  实际上,一部分帮闲躺匪也认为,非常需要秦桧那样的现实主义,那么,在这儿就有了部分共识,秦桧的聪明劲在哪儿?当然是服务于宋高宗心底的欲望与最大担心,两者高度吻合起来了。明代文征明有一首词,说宋高宗:“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所以,与帮闲躺匪的分歧不在于现实主义,而在于帮闲躺匪的过分乖巧和尾巴主义政治选择,他们对于躺平选择的快活与安慰幻觉,也不一定表现为麻木,可能认为借此实现了上下结合,趁机赢一把也说不定——至少在精神上可以自认胜利者了。

  疫情是近乎战争的大考,在有众多深度观察者在场的情况下,帮闲躺匪不管如何自辩,他们在网络舆论场域的功能性表现,首先是作为扭曲和遮蔽真问题的角色而出场的,还是从这个倾斜的角度去参与政策博弈并起到掩护大躺匪作用的。当然,帮闲躺匪的声音被放大和充分地被听到,可能有大躺匪在背后倾斜分配传播机会,但这并不足以改变帮闲躺匪自己选择的政治角度和可能的历史定位。

  四、事实上的“快速过峰”选择及其巨大的生命代价

  应该说,主动防疫政策只有一次选择机会,一次放弃等于永远躺平了。目前,主动防疫政策已经放弃,并且不再具有可逆性和再选择的机会,照说,帮闲躺匪应该心满意足恢复了理性,能够走出歇斯底里的无理性政策博弈狂热状态了,也是他们主动放弃二极管思维的时候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帮闲躺匪竟然实现了主动转型,开始积极地为“事实上的快速过峰策略”进行辩护了,虽然,话术都还是老一套,但是,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都根本变了。看起来,躺匪永远有激情,选择处于非理性和事实上的法西斯轨道上。

  显然,如果主动防疫政策,真的触及到了公共成本与私人成本支付能力的天花板,从而难以为继,那么,进行调整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问题恰恰在于,似乎没有丝毫逐步逼近成本天花板的成熟思考与思想准备,这个状况,集中体现为口喊“绝不躺平”的口号,而实际上选择快速而绝对的躺平。最初,是石家庄方面在这么干,结果后来“二十条”出来了——至少地方政府和民众都没有从这个文件中间读出要躺平的选择,都理解为口头的非躺平。后续透漏的信息,则非常可怕,说是政策已经实现了真正转折,一些地方政府还“预先抢跑”(可能是指代重庆和广州),但文件还继续给人以延续旧政策的微调之感。

  若真个如此,相当于三年主动防疫政策所付出的高成本,所争取到的时间,竟然没有给后续选择以丝毫的改进机会,最后阶段还是出现了最坏的后果——在没有任何预先安排的情况下,就搞了一百八十度政策转折。而且,如果真的如此,结合后续的宣传口径,人们很难不得出这一次是做了“快速过峰”的恶性选择,还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准备和储备的前提下。这样一来,20条所传达的政策信号,就与石家庄的做法完全一致,不仅口头表示绝不躺平,而是在实际上也没有安排任何躺平政策准备。相当于,是以欺骗的方式搞政策转折,其结果非常可怕——普通民众和地方政府都无法从这个政策信号中间,读出来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综合后果必定是生命损失的最大化。

  在一些微群辩论场合,还有不少帮闲躺匪,出场为政策信号中间弥天大谎及其带来可怕后果,给出擦屁股式的积极辩护。此种负责到底的热情,真不知道出于何种心态,就算是喜欢这个政策转折,对政策转折可能出现的预期损失,预作安排也属必须——为此也应该明确告诉地方政府和民众如何预做准备,对于资本和生产企业最低限度也应该打招呼多预备一点药物产量。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不做,一切有可能减轻放开后损失的努力为零,然后迅速在一夜之间放开,这就不仅是信号发布方面的单纯弥天大谎,还是实际上草菅人命的选择——是肯定会放大生命损失的滔天罪行。

  就这样,我们亲眼看到,一些处在帮闲位置上的躺匪及其二极管思维,在政策博弈“胜利”欢呼之后,依然积极地出场,为实际上的“快速过峰”策略以及对政策转折不做任何准备辩护,包括为发布错误的政策信号——使得药品生产企业、地方政府和民众对政策转折所做的准备工作都同时被最小化了——所达成的普遍欺骗效果辩护,帮闲躺匪们选择继续为这一切辩护。显然,这些综合选择及其后果,都会带来短期内的感染峰值出现,由此会带来相应的危重症数量大增和救治比率过低,会因此付出过高的生命代价和疾病折磨。而且,如果快速过峰的后续预期效果无法实现,显然就只剩下以欺骗信号达成了短期预备的最小化与伤害最大化了。

  对于这些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后果,各路躺匪都完全加以无视,还设计出与他们最初进行政策博弈阶段骗术相一致的宣传口径,诸如生活气恢复之类的弥天大谎。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亲眼目睹,各路躺匪在理性、道德和政治上的巨高无耻性含量。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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