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东莞“无人工厂”的建立登上了中国各大报纸的头条。这一看起来有点未来主义的场景使得工厂拿到了当地政府发放的津贴。
20世纪10年代中期，由于劳资纠纷和农民工的短缺等问题，多个工业城市出台了像东莞一样的激励政策，以期厂商更新技术，加快实现自动化。在2013年，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这一步伐在2015中央政府出台“中国制造2025计划”后再次加快；在2019年，全国共售出140,500台新机器人，是五年前的两倍。
然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工人”这一问题仍有争议。不论是自动化对国内外庞大劳动力群体带来的潜在风险，还是国内近年来伴随机器人化而出现的越来越汹涌的劳工维权浪潮，这些现实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中国工人会为分得“机器人红利”而斗争吗？中国的技术升级轨迹与全球北方的有什么不同？本文作者从自动化进程对就业的影响、对工人技能的影响、工人对于工厂技术提升的反应以及两个实际案例对前面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
尽管中国厂商的技术升级只开始了几年，但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已经令人担忧。在作者亲自调查的四个东莞工厂中，劳动力在每条生产线大约减少了67%到85%。根据东莞市的公开数据计算得出，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率大约是每条生产线74%。
但是，暂时我们没有看到大量因此失业的工人游荡街头。原因如下：第一，厂商技术升级是逐步进行的；第二，流动工人周转率很高、工资结构特殊，雇主可以用其他策略逼迫工人退出。例如，在东莞，加班工资占约占每月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那么雇主只需要减少加班就会迫使工人辞职，同时也不需要支付强制性遣散费。第三，少数工厂会借机吸收剩余劳动力以扩大生产规模。
自动化对工人技能的影响
此问题同样富有争议。布雷弗曼及其信徒秉持着自动化过程对去技能化的信念，认为此过程完成了“概念”与“实操”的分离。而与此相反的“高技能”假设则认为计算机化会帮助工人获得知识，例如社会化、对社会快速变化的反应能力等。这两种说法都因带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而遭到批判。William Form则提出技能的改变依赖于“技术的种类、产业组织、工会实力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因而，引进先进设备时，对工人的培训仍然十分必要。
在国内熟练手工艺人群体中，因为他们工资相对较高、也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去技能化的过程在这一群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东莞，一个经验丰富的木匠一个月可以挣6000-8000人民币——而2015年本地的平均工资只有3489元。汽车制造工厂中，经历了岗位轮换制度的多能工人虽然也很难被替换，但经过技术升级后的工作被自动化大为简化，他们对于雇主来说远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女工的影响方面，传统观点认为机器可以减轻人力劳动强度，从而对女工的权益有益。但是实际上，多数雇主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都持有对女工“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等刻板印象，女工反而比男工人获得了更少的培训机会。
对工人的训练方面，由于国内以前的发展道路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故制造商对给工人提供训练的积极性也普遍不高，给出的培训质量和内容也是参差不齐的。作者调查学习的8家制造商中，只有一家从事高精度金属加工的工厂在培训工人，因为工艺流程对工人技能有基本要求。同样地，东莞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率相当高，也少有工人愿意将收入用于新技能的学习中。
工人对于自动化进程的反应
近期的研究表明，一线生产者们对自动化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接受采访的工人们认为他们可以轻松找到新工作，只有不到30%的工人担心他们会因此失业。同时，大多数工人接受采访时将技术进步视为必然的，而他们很少人真正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行动。例如，一位富士康的工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太担心被机器人替代，因为没有人对这个地方有归属感，如果被解雇，就去其他地方工作。
文中给出了两个工厂的工人对于自动化进程的不同反应与结果。生产家具的D工厂没有工会，而伴随着自动化进程，老工人们失去了强大的议价能力。他们的罢工，在雇主眼中也没有以前那么有威胁。为日本生产汽车配件的T工厂工人们虽然依靠集体谈判制度减少了一些损失，但是自动化以来福利的锐减、工厂人数的减少、被开除的资深员工、大打折扣的遣散费等，都很难令他们将这次集体谈判的结果解读为一场胜利。
结语：机器的掌控者？
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工会行动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确实一度为劳工权益提供了保护，但工人的去技能化和工会削弱等负面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技术决定论的影响下，大多数工人将工业自动化看做不可逆的趋势，但是08年次贷危机后，一些老工人也开始逐渐质疑机器代替和削弱劳工的合法性，然而这些罢工的目标却只是获得和之前一样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而非获取自动化进程中的更合理份额。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人没有参与自动化决策进程的途径——即便在有集体谈判制度的公司也一样；另一方面是经济主义的工会也大多关注即时的经济利益，而不太关注工人的长期权力；其三是我国工人的阶级意识仍然处在萌芽阶段。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的技术升级意味着机器中的“死劳动”对人类劳动者的剥削，但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工人们难以意识到“机器换人”背后代表的含义。只有工人们真正意识到“死劳动”的本质时，他们才能真正成为机器的掌控者，这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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