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舒彦（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我的家乡是赣西北的一个县级市，下辖2个街道、8个镇、8个乡、3个场，共21个乡(镇、场、街道)，总人口46万，与湖北交界，交界线很长，而且离武汉比较近，去武汉用时最短的一趟动车只需要59分钟，每天往返武汉的火车车次有20趟左右。疫情之下的小城格外平静，没有了往日春节里的车水马龙迎来送往，也没有多少恐慌，绝大多数人都在按照政府要求待在家里，很少听到外面有人和车的声音，只是前几日天气晴好的时候能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和孩子嬉闹的声音，出现的时长也都很短。2月2日，沿路播报的广播中报道的确诊病例仍然只有1例，密切接触者处于隔离观察状态，疫情总体比较稳定。
一 疫情被重视以来的官民行动
因为与湖北、武汉距离比较近，所以自从1月21日左右疫情形势开始被认为严峻以来，当地政府就非常紧张并开始部署疫情防控工作。1月22日，政府方面的各项防疫工作要求下达到村一级，要求主要有取消集会，封闭湖北通往本地的道路，对留村人员进行摸底排查(有多少人在村里过年、有多少近期从湖北回村的人员)，对近期从湖北回村的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当天已经有一些村庄全村一起吃年夜饭的活动被通知取消，即使已经筹集数万元购置好了食材。部分村干部当天晚上就已经完成了情况摸排和对在村，尤其是近期从湖北返乡人员的统计并通知其未来将要采取的措施。但是当天绝大多数普通人尚不了解，一切如常，城区里的餐馆、超市、商场仍然热闹非凡，而且基本上没有人戴口罩。
现在能看到最早的一份市政府关于疫情向全市发布的信息是，落款日期为2020年1月23日(腊月二十九)，落款单位为“××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致全市广大市民朋友的一封信》。这封信首先介绍武汉出现了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疫情，病毒的传播渠道、被感染后的主要表现，强调病毒的传染性，号召有相关症状者及时就医，接下来就是对大家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做到的事情提出倡议，随后表态市委市政府将及时公开透明地通报相关情况，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最后是表达对防控工作的信心和祝福语。实际上在1月21日傍晚，城区很多药店的口罩都已经售罄，可以推测当时已经有不少市民购买了口罩，只是很多人可能还没有使用。1月23日，城区少数药店仍有口罩出售，但是限购，一人限购10个。
1月24日(大年三十)老家的乡政府出了正式的公告暂时封闭联通该乡与湖北的5处路段，封路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出入，有特殊情况选择国道绕行。城区各小区开始张贴《致湖北武汉来赣返赣人员的一封信》，倡议近一个月内从湖北来赣的人员做好防疫，包括主动居家隔离14天，如果出现相关症状戴好口罩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主动告知与武汉的关联。直到这一天，大多数人开始知道情况，并积极行动起来，听从政府的倡议。对大多数人而言，虽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会认为既然政府已经提要求了，肯定是有道理的，也能从中感受到形势的严峻。
在市区，政府要求近期从湖北，尤其是从武汉回来的人员主动到村委、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进行登记、体温检测，没有主动去登记的，政府部门会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也在张贴出来的公告中提供了举报电话;另外要求封闭式小区由物业公司对人员出入进行管理，对小区内车辆发放临时通行证。这些公告要求大多是张贴在小区或者楼栋门口，对于自觉自我隔离在家的人，可能都看不到这些要求。尚未主动登记的，由政府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向社区提供相关人员联系方式，再由社区工作人员联系搜集信息，进行登记上报。社区工作人员除了了解是何时从武汉或湖北返程、家庭住址、户籍等信息之外，只是简单问情况是否正常，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与对待其他居民的方式一样。我接到这个电话是在1月27日(大年初三)。城区的这些排查工作大致结束于1月28日。
1月25日(大年初一)，开始有移动宣传广播走街串巷循环播报政府的要求，例如尽量少出门，出门必须戴口罩，取消一切集会，关停所有餐饮娱乐等可能引起公众聚集的场所等等。实际上在这个广播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有哪些要求了，因为初一一大早就很清静，基本上没有人在外面。群众出门基本上都戴着口罩，绝大多数群众都比较听从政府号召，少数没有佩戴口罩而进入公共场所(如超市、药店、医院等)会被工作人员提醒要佩戴口罩，否则不允许入内。
当天出现了轻度抢购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但并没有到可以称之为恐慌的程度。之所以抢购，一种心理是担心未来可能物资供应不足，再高价也买不到必需品，另一种心理是想趁着物价还不算太高的时候买够，可以减少一些花费，以便更好地做到留在家里不出门。这很快就平息下来了，虽然部分商店、超市的物价上涨了一两元，但是物价局也很快进行了督察，将当时的价格拍照留存并要求在这个基础之上不允许再涨价，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也有一部分群众很淡定，认为再怎么样这些生活必需品是可以保证供应的，再加上物价局都已经提出要求了，应该不会再涨价。
当天市政府组成了12个督查组，在全市各乡(镇、场、街道)督导疫情防控工作，还到了市区部分超市、药店、高速路口等地进行督查。该县级市所属的地级市召开了疫情防控工作调度视频会议。
防疫要求进一步普及，有的人会主动劝告其他人，例如有人站在自家阳台上对楼下前来的亲朋喊话“你不要在外面瞎晃悠，外面有人在查”，在公共场所有“你怎么能不戴口罩就出门，赶紧回去”之类的，听说有两个超市因为被发现允许未戴口罩的顾客进入而被要求关停。
1月28日(正月初四)，连绵的阴雨天结束，天空放晴，再加上大家已经窝在家里很多天，有一些人就忍不住想出门透透气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孩子在家待不住，要带孩子出门走走。这样，出门的比前几天稍多，但是马上又会有劝说大家继续坚持待在家里不出门的各种段子，例如“这(出门晒太阳透气)不是勇敢，而是无知，是对家庭的不负责!”、“老实待在家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在家待着别乱跑”、“阳光虽好，请不要出门”，这些段子通过亲朋好友的微信群和朋友圈在广泛传播。
1月29日，市政府的官方网站出现了多条新闻，包括：1.当天召开了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2.发现有少数群众出门没有戴口罩，再次提醒尽量少出门，出门必须戴口罩;3.通报市监局查处一起哄抬价格出售口罩的案件。
1月30日，因为连续几天天气晴好，所以不少市民相约外出到公园、广场等地休闲散步，因此市园林管理处决定从当天上午开始对公园、广场进行封闭管理，安排人员值守，劝退进入公园、广场等地休闲的人。
2月1日，市政府官网通报4家商铺(1家在城区，3家在下属乡镇)因允许消费者未佩戴口罩而进入店内消费而被关停三天，对其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政府通报了蔬菜、口罩供应情况。这里最大的超市之一，除了按要求只允许佩戴口罩的顾客进入之外，几天前已经实行进入之前进行体温测量。
从1月25日至2月1日，广播内容发生了两次变化，1月25日至1月29日一般性地倡议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不集会，不拜年，近期从湖北回来的自觉居家隔离;1月29日广播增加了针对近期天气晴好，部分要出门透气的群众的劝阻;2月1日广播开始强调2月3日之前千万坚持不要出门，很多条要求开头都是“千万”，因为估计2月3日将是疫情发展的拐点，这时候强调坚持，因为待在家里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可能已经有了耐不住的情绪。
二 县城是个大农村
县城是个大农村，现在居住在城区的人口，绝大多数是近10-15年时间内到城区买房的农民，其中还有很多人户口一直都没有迁入城区。例如该市下辖一个行政村，户籍人口有3000多人，常住人口只有279人(基本上都是老人，家里的中青年人在城里有房子)，基本上98%都在县城有房子，而且常住。其中有很多人已经长期在城里居住而户口并没有迁出，这种情况保守估计有90%。其中还有很多在村里也有房子，有的是老房子，有的是又在村里盖了新房。基于此，这里的疫情防控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一是群众行动似乎稍早于政府通过正式渠道(例如政府致信、张贴宣传单、播放宣传广播等)提出倡议或要求，但是二者又是比较一致的;二是基本上没有恐慌，总体上有比较强的安全感;三是村级组织实际上在城区的群众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从群众了解疫情、知晓政府要求以及采取行动的过程上来看，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群众首先不是通过政府的官方渠道了解到这些并因此而采取行动的，而是通过自己在县政府、事业单位、乡村基层工作的亲戚朋友了解到的情况。行动比正式出台的官方要求还要稍早。现居住在小县城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近十年左右来县城买房定居的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习惯于生活在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主要是同村人和自己的亲戚，甚至基本上原来的社会关系都随着大家普遍进城买房而平移到县城，但是仍然与农村保持联系。在大多数人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里都至少有一两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员，即使关系近的人中没有，不能直接了解到，也可以通过乡亲、远亲间接了解到一些情况。而且随着微信群的普及，这些信息的传播也变得比较容易。
已经常住在县城的人，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社交圈、交往方式等方面很大程度上都沿袭着原来在农村时的样子。尤其是绝大多数中老年人。大多数30-40岁的青年人仍然有较长在村生活经历，虽然受村庄影响不小，仍然与村庄有着比较密切的关联，有的已经开始接上一辈的班，组织、参与自然村宗族的公共活动，他们一方面继承了老一辈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有自己不同于老一辈的新社会关系、已经有所变化的生活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按政府要求来做防疫，主要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政府权威的服从，而对年轻人来说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防疫主要是基于对病毒危害以及防疫知识本身的认识，政府的要求是科学合理的，所以才按照要求做。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既不在意政府权威，也不那么尊重科学，而对防疫掉以轻心，在身边没有多少能切实感受到的威胁时就开始松懈，所以需要政府根据群众心理在这一期间的变化来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引导。移动广播内容的变化就是基于此。
其次，并没有出现过很明显的普遍恐慌情绪，当地各年龄层的人都表示没有感受到身边有过明显的恐慌。这一方面与当地政府对基本生活物资(主要是蔬菜和米面)和防疫物资(主要是口罩)的保障，使之能稳定供应;另一方面与当地疫情一直很稳定有关，在1月28日确诊了1例，确诊人数至今没有增长。此外同样重要的是，人们的行动更容易受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身边环境的影响，例如当地政府的要求和宣传，亲朋好友自身的情况和他们传播的信息，而不是不认识的人在网络中制造的信息。人们看到的网络信息很多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推荐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样。而且每个家族中多少都有几个阅历比较丰富，比较有见识，或者文化水平比较高，有分辨能力也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对家族中的其他人能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所以总体上造谣、传谣的情况并不多见，曾经热闹于网络中的很多负面消息也没有对这里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多大影响，在亲友的微信群中看到的多是积极向上的，例如提醒坚持不要出门，传播一些科学防疫知识等。人们的安全感总体上比较强。
第三，村级组织在城区的群众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正如前文所说，保守估计有90%户籍在村的人口，实际上已经常住在城区，但是社会管理还是要求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进行属地管理，所以要求村里管的很多人绝大多数都常住在城里，而且可能分散在城区的各个小区里，这种人户分离会给村级工作带来一些麻烦。还是以上文所说的那个行政村为例，开展防疫工作的时候，该村有七八百人选择在村里过年，而常住人口只有279人，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因为过年才回村，总人口3000多人，若就按3000人算，再排除少数在外地的，可能还有大约2000人住在城区。防疫工作还是要求属地管理，即村干部还要管分散居住在城里而户籍在村的村民。具体做法是每个行政村安排一名村干部，乡里同时配一名乡干部与村干部一起做住在城里的村民的工作，也就是2个人做近2000人的工作，对近期没有去过湖北的打电话发信息提醒，对去过湖北的送体温计，安排人专门收集体温。该村一共有45位村民是近期从湖北返乡的，在村居住的25人(其中很多是因为过年才回村的)，在城区居住的18人，在另一个镇居住的2人。在村内，防疫工作做法是，要求所有人不出门(除了防疫工作人员)，每个自然村安排2个人巡逻，每天要转6次，每天向市指挥部上报从武汉回来的人员体温2次;居家的村民没米没菜了可以给村干部打电话，由村干部帮忙买了送到家。市政府组织的12个督查组每天不间断在所有乡镇巡查。村医和乡卫生所医务人员负责在关卡量体温，如乡村有发热病例直接由县医疗机构处理。
若以此估算全县的情况，该村所在的乡一共有6个行政村，就大约有1.2万人在城区住，但要由村干部管。全县共157个行政村，镇、场可能因为本地经济机会就比较多，居住生活环境也比较好，迁入城区的人口可能稍微少于乡，但是也不会少太多，就以一个行政村1000-1500人计，就有15.7-23.55万人，居住在城区但是要由村里管。因此可以说村级组织在城区的防疫工作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2月2日，全县新增了8个疑似病例，都是从武汉回来14天后出现发热症状而被定为疑似病例的，这8例都是通过村里对他们进行体温监测发现的。
疫情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新的防疫部署，就怕有防疫空缺。2月1日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到自己所居住社区报道登记，成为后备防疫力量，由社区根据需要安排防疫工作。而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已经上路进行宣传劝导;政府建议每个自然村都用可移动物体来设置路障封闭自然村(之前只有乡与乡之间设置了路障)。2月2日新增了8例疑似病例，城区开始严禁机动车上路了。而这里的绝大多数群众，不论在此期间居住在城区还是农村，都比较配合政府工作，能够做到按要求尽量少出门，出门一定戴口罩，不集会，也没有恐慌，没有对与湖北、武汉有关人员的排斥，总体比较平静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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