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幸福指数——再次写给八零后》驳任志强说

   每天看任先生的微博，还有前不久任先生在其博客上罗列的的图书，貌似感觉任先生不是什么房产大鳄，倒似学者一般，可无奈，不知是任先生学术不精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任先生在举例子的时候总是不能恰到的罗列，可能是每天硬撑天晚睡早起的影响的精神。（一般人肯定不行，任先生白天可以在办公室睡觉，还可以在出差的路上在飞机上睡觉）。

   任先生在《幸福指数——再次写给八零后》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在梦想着到中国来看看，或者在中国就业安家。但遗憾的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却不但漠视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着生其养其的祖国”。

   首先，任先生歌功颂德般的夸奖了一番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顺便自我意淫地强调了世界各国都在赞叹敬佩羡慕中国的发展，更羡慕中国的人民（注意，不是中国，是人民。）走向了富裕。

   其次，任先生还说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梦想着到中国看看，这里的“许多”是任先生自己杜撰的呢？还是真有其事呢？即使真有其事的话，他们是愿意到北京上海杭州呢，还是愿意到贵州新疆河北邢台柏乡县呢？

   最后，任先生遗憾地觉得生活在中国的的我们这些八零后门却不但漠视这一切“辉煌成果”，还深深痛恨着自己的祖国。其实呢，我每次读有关任先生的言论的时候就很想笑，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混淆概念，或者总是乱给别人扣帽子：谁说我们痛恨自己的祖国呢？我们只是不满一些官员和资本家的做法，只想做些事情改善我们国家的环境，你就说我们痛恨祖国，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在任先生的眼里，政府就能代表祖国，那么照他的理解，我们为祖国做贡献是不是就是为政府做贡献呢？那么我党的根本宗旨难道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么？这岂不是非常矛盾？

   之后任先生又长篇累牍大发议论来论证如今跟改革前的对比，其中大都是扎眼一看似乎有道理，继而细读之下不禁哑然失笑之话语。

   到最后，任先生语重心长地说道：“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将眼光盯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或改革这些缺陷，而只会对这些问题与缺陷表达成无限的抱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终沉沦于感叹幸福指数的不高之中”。

   任先生的想法以及看问题的眼光是准的，可任先生又怎么敢肯定八零后不努力工作了？试问我门怎么做才能弥补或者改革目前的缺陷呢？

   任先生虽然时常说一些比较犀利的真话，可是仍然不痛不痒，这是为何？是因为任先生没有提出问题的所在以及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像任先生这么功成名就的人都无法做到，更何况我们这一无所有的人呢？

   我们怎么就没有努力工作了，即使再努力工作，如果没有关系和钱财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进入事业单位，进入国企做一个国家在编人员。既然任先生提到了八零后不努力工作的事情，那么我想请教任先生的是：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凭什么条件一毕业就能进国有企业或者做公务员，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是吊儿郎当的啊，可是现在都人模狗样的活着，而且很是快活安逸。这个社会不是说你努力了你就可以成功，假如唐骏不造假，即使他在有能力，可能现在也不是他现在的唐骏。

   任先生可能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个社会如今弊病丛生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制度缺陷改革不彻底的原因，而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国人的价值观洗脑所造成的，他们引导着我们失去了固有的信仰，变得迷失了方向。精英阶层从舆论到学术再到政府有关人员集体地误导了民众，他们让“一切向钱看”成为了一种理念。举个简单的例子：社会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钱，那些富有哲理以及智慧文艺道德的东西统统抛去。人们在生活交往之中慢慢地也就顺应了这种理念，故此，精英们是想法设法的要人们相信钱的重要。

    再比方说，假如任先生你卖房，你可能就会利用一些媒介让青年男女相信买房的必要性，到最后，即使他们觉得买房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可还是抱有买房的想法。其实精英们的做法很成功，没办法。

   这种文化理念深深地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性，让原本可以幸福的人变得原来越不幸福，这才是最根本的。

    不知道任先生有没有情过客送过礼，目前中国全社会都是这种风气，请客送礼拉关系，即使本来可以办成的事情也想找个熟人，这样他们觉得事情才有可能办成？这种文化气息怎么能让人有幸福安全感？生孩子看病给医生送钱，上学给老师送钱，考试怕挂科给老师送钱，找工作给人送钱，出了事给警察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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