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6日)，《环球时报》举办年会，主题为“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年会当天先播放了一条短片，把香港正在进行的雨伞运动等都列入了颜色革命的案例，会议的基调不言而喻。
然而，与会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在演讲中不仅指出了：中国离颜色革命不远、周永康等腐败高官的作为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中共党内腐败分子比颜色革命可怕;更一反会议的基调，公然表示，颜色革命不能简单否定，应该承认其中也有一定合理性。在全党、举国把防止“颜色革命”当作仅次于反腐败的护党、护国行动的当口，王教授的这一番高论在与会的军方人士和其他学者的激烈反对声中无疑是“空谷足音”，令人震耳发聩，然而，振动之余，又实在感觉不出什么新意、创意，而只有凡夫俗子为另类而另类所作的刻意的标新立异，甚至影响更坏。
如果说脱离演讲的语境、通过把王教授上述两段宏论加以联系以暴露其观点的自相矛盾属于不厚道的故意误解的话，那么首先，他把许多历史上的、今天的国内外的许多革命、变革、改革、甚至相反的腐败行为等都说成“颜色革命”，无疑是在故意模糊“颜色革命”这个我们已经很明确的政治概念;其次，通过肯定一般意义上的特别是具有一定正面意义的“颜色革命”，偷渡出对其他“颜色革命”的肯定，属于典型的偷换概念;第三，把外交部对境外“颜色革命”的不干预与官方的反对态度这两个截然不同领域的做法故意混淆，属于最低级的混淆视听。演讲中虽然也有对近期反腐败的一些肯定，但在这样的整体表述下，显得十分的勉强和不得不为之了。
其实，如何看待、对待“颜色革命”，除了要从严肃的讲政治的角度，也不是不可以从严谨的学术的角度，那就是看大背景，其一，作为街头政治、群众运动，是否符合时代潮流?并不是说过去可以的，现在也可以;其二，具体到国情，这样的方式对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代价如何?决不能意气用事。
而我们从王教授的演讲中看到的不是学者的学术严谨，而是街头政治家的激情澎湃，甚至情绪化宣泄，这即使不从身份的角度也属于一种不负责任。
遗憾的是现在这样的所谓专家、学者太多，不仅从台湾、香港见识到了，在大陆也是，有些人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或许有些建树，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尤其是涉及治国安邦、社会管理，立即显得十分浅薄，有的更表现得像小丑一般，这确实不仅让官方生气，也让普通人感觉不爽，何况不仅做人方面不厚道，说话也那么混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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