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6月29日)早上6:30，我们在都江堰殡仪馆送别了原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王大宾是三天前的6月26日凌晨3:30去世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曾经的文革风云人物在随后几十年中都沉默无言，不仅再没有出现于公众面前，甚至今天的很多人连“王大宾”这个名字是谁都难以知道。但所幸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王大宾回忆录》，没有让尘封已久的历史随着亲历者的远去而从此湮灭。
著名文革史学者徐海亮是和王大宾同时代的文革过来人，与王大宾多有交往，王亦认可他的学识人品。因此在写作回忆录的前后几年，王大宾都曾与他反复交流观点，探讨过来人应当怎样对待历史，必须留给后人和社会什么样的历史，从而也使他成为《王大宾回忆录》完稿之后的第一个读者。
这篇文章就是徐海亮在第一时间读过《王大宾回忆录》后写下的感想。他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体会，更为清楚地勾勒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王大宾，使我们透过《王大宾回忆录》那欲言又止、意犹未尽的叙述，更能真切地感悟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想要留下的话。
王大宾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我们在送别他的时候再读这篇文章，更觉斯人虽已远去，历史犹自回响。
公众号文章标题为编者另加。
读《王大宾回忆录》随想
徐海亮
对于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老五届学生来说，还是对于出版该书稿的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来讲，我都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我对地院的文化革命史实，以及对于王大宾本人，都很不熟悉。但我却意外地在深圳通读了即将付梓的《王大宾回忆录》书稿清样，也确实是渡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
该回忆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66年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红卫兵受命，并参与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前后全部经过：朱成昭领命——王大来不同意揪彭——王大宾接触彭德怀——王大宾认为当时不该揪斗彭——戚本禹批评地院的右倾——按总理指示王大宾等百人护送彭德怀进京。这一详尽的史实回忆与叙述，廓清了以往种种传言。
我过去虽然听说和见到好些地院同学的回忆，包括与地院“东方红公社”有密切关系的闫长贵先生的回忆，涉及到朱成昭在内的许多当事人。但这一次，我从王大宾完整的回忆里，较为准确地得知了揪彭的由来，地院学生的行动与过程，每一过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关中央领导、地方与军队领导的言行，学生与彭德怀接触、交谈，对他的了解、认识，特别是地院学生在这一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这些非常具体的内容，回忆录是第一次全面披露，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从重新“理抹”(四川话)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的彭德怀、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切入的。加上66年春批判“三家村”与“燕山夜话”，当时在校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多少了解1959年的事情，在公开或正式的场合，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觉得他就是当时称呼的“三反分子”，属于敌我矛盾。这次文革运动，因一开始就祭起了反右倾大旗，不少内心有过对“三面红旗”有所存疑的人，在忐忑不安地跟上文化革命大批判的形势。个别抱有投机取巧心理的人，试图在周围的人(包括群众，或领导者)寻找可称之为“右倾”、“三反”的揭露对象，择机发难。当时这种特别复杂极其微妙的心理，没有经过过1959-1966的人，决非可以凭借历史文献，或后世文人刻意渲染去体会和理解的。
批判《海瑞罢官》的反右倾声势，甚至也触动了早期文革领导人的政治神经。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都是毛泽东最欣赏的人。文革一开始，毛就把他们安排到了中央文革的旗下。但他们同样也搞不懂。王任重把自己曾在《湖北通讯》发表的两篇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于是将1962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刊于《湖北通讯》5月14日增刊之上，并刊发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王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陶铸则在中南地区的动员大会上，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右倾言行公开作出自我批评。
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则不同。他们领受了揪斗彭德怀的指示，有了为革命立大功的机会以后，一些主要当事人却出现异常的反应。青年教师、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认为不应该揪彭，并为此和朱成昭在电话中发生了争执”(48页);因为王大来等与彭接触后，彭“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王大来等人。气氛融洽，谈得投机……王大来将记录稿交给我，请我做决定，是否应该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汇报反映彭德怀现在的思想状况，说明彭德怀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刘少奇的，建议现在不应该再揪斗彭德怀”。(50页)王大来在房山县四清结束后，就要求并正式调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了。运动初期，王大来应学校要求回校参加文革运动。这里王大宾回忆的是较为间接的资讯，即他回忆的王大来汇报内容，以及阅读王大来与彭总的三次谈话记录的想法。
但王大宾自己的回忆则是完整与清晰的第一手的资料：
1966年12月18日，王大宾以东方红公社第二把手身份接触彭德怀，听说王是四川德昌人，彭一开始就回忆起长征时在大小凉山的经历来，王则讲到一解放，“我们山里的穷人就都知道您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再就是您彭德怀副总司令了。十大元帅，朱老总第一，您就排第二了。”王大宾讲的，也就是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大学生普遍认知和朴素感情。
他们谈话就转入正题后，很自然就谈到庐山会议、三面红旗，“以及当时农村浮夸风的真实情况，我对彭德怀已是完全没有视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头子的警惕，而将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自己的认识都向他和盘托出。”(55页)他俩心平气和地、坦率地交流了大量对以往基层问题的看法。王现在回忆：“我们都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都不设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接着我们就谈起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肚子的事。”(59页)“我受到了鼓舞，越讲越有劲，也好像要在彭德怀面前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似的，我一边喝茶，一边继续我的话题……”(61页)。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了，对彭德怀充满了同情心。我决定要支持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不应揪斗彭德怀。”(65页)
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怀疑，身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当时能够有如此的清醒和水平吗？我相信，相信王大宾的质朴，相信当年的亲历者都会理解王当时的认识和心态。
如果后来的人知晓1959-1962年的高中、大学生当年对于国内困难形势有过什么讨论，如果知道大学生在城市社教、农村四清，以及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学习中，这一批人曾经历过的“清思想”与自我检查(好些自我检查又被记入档案，成为文革中整学生的黑材料)，就会明白王大宾们“逆文革大潮而动”同情彭德怀的背景了。笔者在大一时因试图上书毛泽东言事，文革初被打成“上万言书”“篡党篡政”的反革命右派，所以注意到不少文革的典型“问题大学生”，都有探讨以往社会问题的经历。对应现在研讨中把文革中人性说成一片黑暗、绝对丑恶的倾向，我觉得文革现实中的种种人性冲突、人性光辉的事例并不少，在思考一些红卫兵领袖文革中自我心理的冲突，革命理想和现实人性的冲突，就不能不想到雨果《九三年》里的郭文、西穆尔登，想到是否存在我们批判过的超越革命名义的人道主义?这种联想本来是无意义的，1793年的法国毕竟与1966年的中国是两回事。王大宾们显示的人道主义，既是针对彭德怀的，也是针对中国老百姓的。
我与王大宾认识的很晚。2009年我去看地震后的都江堰，当地政协副主席、商会会长——颇有都江堰市“小旋风”气度的彭伟接待了我，并结识了在此安度晚年的王大宾。他不善言谈，朴质的，工科出身，文革前的学生干部，好学生。可能饱经风霜吧，看起来他比我认识的好些老学生干部，还要朴素，更象山里人，他们已经世故和圆滑啦。他们讲王不太愿意回忆文革，或者心有余悸，不愿去写文革记事。但那一天我住在该市，大伙走了，王却不愿离去，他似有触动，话匣子打开，侃侃而谈文革经历，收不住嘴啦。
回忆录最后，“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收入了王大宾前妻的记忆段落，我觉得这是本回忆录中很触动人性的一段。我喜欢在观察历史与社会中，思考一些涉及人生和人性的小故事，我也多次见到因“文革罪案”身入牢狱者，因为亲人眼泪和坚强活下去的。我自信我有坚定的自持力，能面对这大千世界和跌宕的人生，但仍不得不为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为我们那一代——特别是女同志——的自强不息打动，但热泪让我无法再读下去……
本来，我是为读我不熟悉的地质学院历史去读这本回忆录的。但我感到却有意外的收获，朴素本分的王大宾，直白地披露了自己心路历程，书中有许多细腻的描写——包括他接触到的干部和学生的实际心理感受。这是用简单化概念化的谴责文革的大排档文字，无法表达的。希望从王大宾个案开始，我们能够回头来看看那似乎已经消逝的历史——大家留存在心灵上的历史。
王大宾唯一的女儿从美国赶回来送别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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