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战斗作风？
安永军(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武汉肺炎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打仗是要死人的，在死亡威胁面前，谁会选择往前冲呢?
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北京学生兵孟烦了抱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参了军，结果却悲哀的发现自己往前冲的时候，后面的人都躲在战壕里没有跟上来，孟烦了也逐渐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专事鼓动新兵往前冲的兵油子，而其实孟烦了的内心也厌恶这种相互猜忌的生活，一直盼望能有一个人带着大家一起往前冲。每个人的内心既有对死亡的恐惧，同时也有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打仗虽然会死人，但是，如果这种牺牲是有意义的，死亡也就没有那么可怕。大战在即，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牺牲精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精神种子，但是，为什么曾经的热血青年孟烦了会变成兵油子呢，这是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
武汉肺炎疫情面前，冲在一线的是医务人员和防控人员，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我们可以说，一线的工作者往前冲首先是其职责所在，医生就应当救死扶伤、公务员就得为人民服务。我们可以说，养病千日用兵一时，食国之俸禄，就当为国效力。和打仗一样，因为你选择了当兵，你就应当打仗往前冲。但是，在事关亿万人健康安全的疫情面前，难道防疫只是一项赚钱养家的工作吗?如果往前冲没有任何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只是一份工作，只是为了领到工资，谁会主动的选择往前冲，毕竟人都是怕死的，大敌当前，难保不会出现相互猜忌的局面。聪明的兵油子一定不会往前冲，最后往前冲的人一定是听话的老实人。但是，我们不能欺负听话的老实人，或者说，我们不能让往前冲的人觉得我们是在欺负他。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对抗疫情的精神共同体，虽然每个人职责所系，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上前线，但是，我们要让上前线的人知道我们的心和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是有意义的，是光荣的。
如果构建这种精神共同体呢?简单来说，就是要营造一种“我们感”。在疫情防控面前，我们的队伍就不应当是一个上下级界限分明、没有情感的行政机器，而是一个上下同心，齐心协力的精神共同体。这种时候，冲在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希望上级与他们同在。上级或者身先士卒和基层的工作者一起往前冲，身体在场;或者积极地为一线工作者解决遇到的困难，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心里在场。任何困难都是打不垮一支有精神力量武装的队伍的。在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攻打锦州的外围战斗中，我军的一个重要据点被敌军攻占，却未向指挥部汇报，指挥部从敌人的电台获知了消息，林彪非常生气，要军法处置，罗荣桓则觉得必有隐情，亲自到前线考察，原来是前线部队为了将功补过，想把阵地夺回来之后再报，罗荣桓狠狠批评了当事的军官，军官挨批之后正准备悻悻然离去的时候，罗荣桓把他喊了回来，说还是不是同志了，怎么连手都不握就要走，军官握着罗荣桓的手感动的说不出话来，没过多久就把阵地夺了回来。当时，看到握手的这个细节时，我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罗荣桓真不愧为我党的政工干部，一个握手的细节就让基层的指战员感受到了上级与他们同在，错可以犯，但是，犯错之后还是同志，还能握手。罗荣桓不急于处置，而是亲自到一线调查，是因为知道一线的同志必有难处，是站在一线同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
这次疫情防治，我们看到，各级政府也派了很多督导组下到了基层，各地也有一些履职不力的基层官员被免职。不过我想，如果把督导组改一个名字可能效果更好，不妨改成工作队，下沉到一线，和基层的同志一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多去了解基层同志的难言之隐，或许会比简单的问责效果更好。我们要知道，冲在一线的防疫人员不是拿钱就得办事的“雇佣军”，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在严重的疫情面前，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个虚词，而是一种使命感，能够赋予他们一种精神能量，使他们能够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不计得失、不怕伤亡，勇敢地向前冲锋陷阵。
黄佳琦：武汉返乡人员的特殊待遇
黄佳琦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2019年12月31日，我像往常一样在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里学习，到了中午的时候手机突然弹出“疑似非典的病毒在华南海鲜城爆发”的新闻，我的朋友们也都给我发来了微信，提醒我注意要戴口罩出门，虽然有些紧张，但是直到我回家前，在武汉的生活依然井井有条。1月19日早上，我离开武汉返回家乡山西大同。回到家乡后，感觉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早晚高峰道路依然拥堵，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临近过年的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我知道有潜伏期，所以就自觉在家隔离，但除了我之外，家里的一切都在照常进行，甚至在除夕前一天，母亲仍然坚持早上去游泳馆游泳，还和朋友约好晚上一起去澡堂洗澡，在我的劝说下，母亲虽有些动摇，但是仍然抹不开面子，怕朋友觉得她小题大做，幸好澡堂由于疫情在当晚停业，我才松了一口气。与中老年人完全相反，我的高中同学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听闻我回来后，就在微信上问我武汉的情况，问我的身体状况，表示越看新闻越不舒服，感觉自己已经出现症状，原本是来关心我的情况，最后变成了我鼓励他们乐观积极。
我的家人真正重视起这次疫情是在1月25日，大同市公布首例确诊患者，当疫情发生身边时，母亲终于下定决心今年过年不走亲访友，也不与朋友们见面，所以在大年初一早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手机边给亲朋好友拜年，我发现大多数亲戚不知道病毒有潜伏期，所以我在视频中向他们普及并且告诉他们出门要注意戴口罩。为了不让家人无聊，我学会了在电视上投屏，将手机上的电影放到电视上与家人一起观看，全家人坐在客厅一边看电影一边讨论，其乐融融，但因为我“武汉返乡人员”的身份，在这个春节我和我的家人受到不少特殊待遇。
亲戚朋友的特殊问候
我作为我家唯一一个从武汉回来的人，在今年春节被各种亲戚朋友挂在嘴边，起初亲戚朋友的问候基本都是关心我回来了没有，或者是喊我去串门的，出于对别人负责的考虑，我让母亲拒绝了别人的邀请，但25日之后电话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大家在关心我的情况之外，最后纷纷都要强调一句“别出门”，甚至前面打过电话的亲戚都会再次打来提醒我千万不要出门，没有人敢喊我去串门。
之所以在25日前后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疫情扩散至本地。25日公布我们大同市出现了首例确诊患者，各种小道消息已经将患者的家庭住址以及各种行动路线发到各个微信群里，大家纷纷感觉到病毒在身边，所以开始重视起这次疫情。第二，数据的爆炸性增长。截止到24日，官方公布的确诊数量突破千人，并且在父母的微信群里流传着各种医务人员的语音和视频，真真假假使得周围人都陷入恐慌之中。第三，地方文件的出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家乡取消了每年最隆重的“古都灯会”活动，也使人们意识到这次疫情不容小觑。
村委会的特殊关心
我从回乡之后就开始进行自我隔离，听闻其他地方的回乡人员都被村居登记，我也在等待组织把我纳入监控范围。1月26日，也就是我离开武汉的第七天，我才接到了村委会的电话，村干部在电话中简单询问了我回来的时间和身体情况，并告知之后会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简短的几句话，没问我详细信息，也没派医生上门来核实情况。1月27日，我再次接到了村干部的电话，这次详细询问了我的个人信息以及回家乘坐的交通工具班次，并加了我的微信以方便联系，由于按户籍我属于我们村委会管辖，但按属地我属于另一个社区管辖，果然在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社区干部的电话，要求登记我的信息，我又像上午那样上报了我的信息，并且社区干部也告知我会每天与我通电话询问情况。1月28日，我接到了一通视频电话，是乡里驻村的干部打来关心我的，主要是询问家里居住的情况，提醒家人也尽量不要外出，要需求可以联系村干部帮忙等等，下午的时候，包括负责我的村干部在内共三人上门给我家送来了两瓶消毒液，体温计以及几盒药品。1月29日，我像往常一样上报了体温，下午的时候村干部说乡里要求上报与我视频的截图，所以我又配合村干部打开视频让他截图。
这种种关心表面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却让我和我的家人心生反感，主要原因是干部做事的形式主义。第一，政绩大于人文关怀的作风。这几天我前前后后一共接触到五个人，这五个人除了负责监控我的村干部之外，还有村里的另一个干部、属地社区的干部、乡镇的干部以及物业，其中与我直接联系过的有三人，其余两人都是跟着负责监控我的干部上来拍照。他们的工作内容一模一样，都是登记、问话和拍照，信息我已经上报过了，但还是要被不同的人“明知故问”，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各单位唯恐关心得不到位承担责任，电话关心不好留痕就改用微信，这样既不用登门拍照就能留痕，还避免了上门被传染的风险，甚至有时忘记留痕还可以随时联系我“补痕迹”，这种线上监控的形式主义还被母亲开玩笑说”恐怕你出门了他们都不知道“。第二，形式主义的话语体系。这几天村干部和我讲的最多的就是“请配合一下”，“上面领导给的任务”，“等你过了潜伏期就不麻烦你了”，监控返乡人员难道不是为了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吗?什么时候变成了帮助基层干部完成任务的工具?这套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基层干部工作中的无意识行为，背后反映出干群关系的扭曲。国家提倡服务型政府，目的不仅仅是服务群众，更重要的是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与群众建立起亲密的感情，将群众团结起来。我理解基层干部的不易，所以我尽可能好好配合工作，但是基层干部作为联系人民群众的第一人，本可以像关心自己的亲友一样关心人民群众，一句走心的问候，就可以让群众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但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基层干部不仅仅丧失了做工作的能力，更丧失了与人打交道的能力。
社会的特殊眼光
前段时间网上曝光出多地将返乡人员的个人详细信息转载到各个微信群，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我的家乡，各个武汉归乡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被制作成表格，一字不差地发到网上，我的一个同学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在微信群中被描述为“已经被救护车拉走隔离”。除了排斥”武汉人”，只要沾上“鄂”这个字，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我的大学同学已经离开武汉定居呼和浩特一年多，只因为他开的车挂着武汉的牌照，短短十公里的路程被两辆车故意别车，差点追尾造成安全事故，路上的行人看到他的车牌故意大声喊叫“鄂A的车主就不要下车了”，回家将车停在小区内被同小区的业主举报多次，甚至有的业主直言如果不将车挪出小区就不敢出门，警察找上门来查他的行车记录，最后确证他确实没有去过武汉，警察也很无奈，只能让他把车停到偏僻的地方，在车前写明情况。
自从家乡首例病例确诊后，我明显感觉到周围的恐慌气氛增强，恐慌的开关就是手机。病毒的传播尚且需要人与人接触，而恐慌夹杂着谣言和无知，不需要面对面，只要轻轻一点“发送”，就可以在各种网络平台中发酵弥漫。从最开始的什么都不信也不重视，到后来的随便一张朋友圈的的截图都有说服力，官方信息公布的目的是要引起全民的重视，但民众的意识在无意识中已经被社会舆论带偏节奏。武汉返乡人员被牢牢监控起来，但社会却在网络环境和社会舆论的引导下逐渐失控，“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社会用特殊的眼光对待归乡人，但实际上，像我们这样的归乡人，为了家乡人民的安全采取自我隔离，用行动守护我们的家乡，我们期盼的是，十四天之后，不论我们从哪里回来，我们依然是家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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