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口罩分配平等与健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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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泽麟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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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健康日益成为人们的核心关注和追求。而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的当下，这种关切显得更为突出。与此种关切直接相连的，便是一些“紧俏”物资——诸如口罩、消毒剂、体温计、相关药品、甚至蔬菜瓜果和米面粮油——的去向。如何分配这些非常时期的非常物品，一时间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点，从疫情爆发以来的舆情就可以觉察，近段时间经常成为新闻头条或微信疯传的就是抗疫物资的配给问题。
相关物品的短缺是一回事，短缺之下的平等分配是另一回事。二者都不可偏废。本文仅就短缺物资的在普通民众中的配给做出讨论。而对于一线工作人员而言，他们对这些物资的需要毋庸置疑是第一位的，是首先需要满足的，因而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口罩的去市场化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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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物资的分配何以成为焦点?从细微处而言，这事关每一个体的健康;而从宏观处着眼，则关系到整个防疫抗疫的进展和成效。以近几日一直占据头条的口罩为例。口罩在平时的需求非常稳定，一般不会出现有人大量生产和囤积的情况。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前，普通人如果有口罩需求，可以非常便利地从药店和各个电商平台购得。
如果说疫情披露前口罩的分配还可以通过上述的市场化途径解决的话，那么一旦疫情大范围爆发且形成全社会的恐慌情绪，口罩就迅速成为短缺物资，药店早早就贴出“口罩售罄”的告示，电商平台的口罩也纷纷下架，口罩一时之间变得千金难求。显然，当下难以再由自由购买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口罩的分配问题。于是，口罩如何到达普通民众的手中，随即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实上也成为对官员执政能力的考验。
我们看到，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最近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口罩配给办法。比如，杭州市医保局每天定量免费发放口罩，杭州市民可通过该局微信公号口罩预约登记系统实名登记，口罩统一配送上门。10日内每人限领一次，每次限领5只。广州则发布“穗康”小程序，市民每晚八点可在线上预约，以提交申请的先后次序排序，先到先得。预约成功的市民可享受口罩费和快递费全免，每人每次最多只能预约5个口罩。如果当日未能预约成功，可于次日晚8点再次预约;而成功预约的市民要隔两天才能重新参加预约。
与广州的先到先得不同，厦门采取网上登记、公正摇号、结果公开、现场购买的方式，每天上午9点对已登记的市民进行摇号抽签，登记对象为厦门户籍人口或者在厦缴纳社保人员，中签者做多可购买6个口罩。绍兴也同样采取线上平台预约的办法，规定每天下午15:00起在“绍兴数字健康服务平台”凭市民卡实名预约购买口罩，约完为止。绍兴根据每包口罩的数量确定下次预约的时间，比如，如果预约到的口罩每包10个，那么10天后才可作下次预约。与以上线上预约方式不同，上海则实行“社区预约登记，药店凭证购买”，形成并依托覆盖全市58家连锁药店近1200家门店的民用口罩保障网络来发售口罩。上海的方案可谓最为繁复，共分三步，居民先在小区取得预约号，而后凭相关身份证件到居委会领取购买凭证，然后等居委会电话通知后方可到指定药店购买口罩，一户一轮可购买5只。
以上这些城市的口罩分配方案，尽管在具体排序原则上存在差别——有的是先到先得，有的则是摇号抽签，但其中有个共同点值得我们注意：在当下供给紧张的情况下，各个城市都采取了“限购”措施，规定了一人或一户在一定时间内最多购买口罩的数量。这实际上都是“去市场化”的举动。之所以如此行之，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口罩，以便其在需要时佩戴，减少感染的风险，减少对社会整体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迄今为止，戴口罩是预防传染病最重要最有效的防控手段之一，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总之，在这些看似纷繁复杂的口罩配给办法背后，所有地方政府都秉持着这样一个理念：最大程度地公平分配口罩，尽可能地实现拥有口罩的平等。
分配平等、社会凝聚力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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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肆虐之际，小小口罩的分配公平何以如此重要?这不但是因为口罩是防疫的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分配平等”这一行为和结果本身具有重要的社会心理后果，进而会对整个社会的防疫和抗疫进程与最终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一点，在英国社会学家威尔金森的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不健康的社会》(Unhealthy Society)一书中，威尔金森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健康状况最好的社会不是最富裕的社会?书中提到一个非常有趣但却引人深思的现象：为什么英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反而是其人均期望寿命增长最多的时候(1911~1921，英国男性增加6.6岁，女性增加6.5岁;1940~1951，男性增加6.5岁，女性增加7.0岁，见该书114页表6.1)?尤其是在二战期间，英伦诸岛遭德国封锁、伦敦每天被德军飞机狂轰滥炸、英国人的生活水准停滞不前、居住条件明显倒退，但为何恰恰是该时期的人均期望寿命的增加超过了20世纪的其他任何时段?甚至该时期的犯罪率都降低、流浪汉都减少?威尔金森分析说，劳动者权利的切实保护、收入差距的急剧萎缩和民众基本生活的有效保障都对此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这一切举措的共同点就是限制市场的力量，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包括基本生活所需的紧缺物资的平等分配。
威尔金森在2011的TED演讲中同样指出，他们将人均期望寿命、儿童的数学和语文成绩、婴儿死亡率、自杀率、监狱人口比例、少女早孕率、互信程度、肥胖、心理疾病等都加权到一个分数中，用以代表各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而这个分数与社会不平等程度存在强相关关系，却与人均国民收入以及国民总收入不存在相关性。
无论是战时英国的案例，还是全球范围的跨社会比较，都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不平等程度对于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的深刻影响。威尔金森认为，分配平等这一事实本身事关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英国在战时的一系列去市场化举措造就了一种同志情谊(camaraderie)，民众感觉到是所有人都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乘客，只有团结一致和众志成城才能共克时艰，这就是一种高度的社会凝聚状态。这种心态层面的社会事实源于共同的敌人和得当的政策。这即是说，致力于缩减社会不平等的政策凝聚了人心，使得人们面对战争困境而能够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并且乐于守望相助，最终不但改善了个人的健康，还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祉。
当下的因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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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的英国情况给我们时下的处境以直接的启示。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就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新型冠状病毒。而且，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强传染性，某一人的不当行为很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病毒传播，因此这种“同乘一条船的感觉”更加强烈。而政府在制定包括口罩分配等相关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去增进这种感觉而非削弱社会凝聚力。如果放任由市场来调节包括口罩在内的紧缺物资和相关服务的分配，则很有可能导致民众“原子化”的抗疫方式，且对民众的心态和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除了市场之外，权力对分配平等的干扰也是我们特别应当警惕的，一言以蔽之，尽可能使急需物品分配平等，造就并巩固普罗大众积极乐观和众志成城的心态，恐怕是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必要法宝。
此外，由很多地方的口罩分配办法可以看出，户籍仍然是分配平等的一大障碍。生活在同一城市、同一社区，没有户籍的人士(尤其是那些非正规就业人士)却在非常时期无法获得短缺物品的同等待遇，这无论对他们的病毒防护还是对他们的团结感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还有，如何着眼于建立增进各种资源的分配平等和减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长效机制，而非只是发布一时的应急之策——就如同战时英国发布《贝弗里奇报告》从而奠定福利国家的基础一样，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更大课题。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非主张去市场化就是增进分配平等的唯一手段。关于这一点，社会学已经有了丰富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最后，笔者想借用社会政策大师铁默斯(Richard Titmuss)的话来结束本文的讨论：“倘若普罗大众之间的合作被认为是必要的，那么不平等就必须被减小，社会分层的金字塔也必须被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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