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颠倒感恩的主谓关系，不应反映恩赐观点
这两天“感恩”一词又火了，缘于3月6日召开的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调度会上从山东调任湖北的新官王忠林书记的一段话：
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也是懂得感恩的人民。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广大市民、党员干部中开展感恩教育，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
从语义上来说，感恩这个词也没什么大问题，别人有恩于你，当然要感嘛。《三国志·吴志·骆统传》：“飨赐之日，可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
问题在于，要注意区分感恩的主语和谓语。也就是说，谁感恩谁，由谁提出。A对B做了一件好事，不，本就是A分内应该做的事，A天天追着B要B感恩于他，合适吗?
1949年《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农民来信，说是毛主席赐给了他们好光景。毛主席当天就电话回复报社说，农民可以这样写，报纸不应该这样报道。
“人民，特别是农民给了我们一切!农民的胜利果实不是某一个人恩赐的，而是他们通过斗争得来的。报纸不应该反映恩赐观点，而应该报道农民创造的一切。人民，特别是农民，创造了胜利，也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毛主席为什么反对恩赐观点?其实这个词是透着腐朽的奴隶封建文化气息的，只突出了一方的赐，抹杀了另一方的主体性。当年批判《武训传》，批判武训一路乞讨靠人家施舍恩赐的行为，认为这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是“丑恶的行为”，不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毛主席就反对政府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农民的包办行为，认为这种恩赐方式不妥，而是要发动农民自己来夺。
毛主席也多次与苏联、东欧等国土地政策对比分析，总结经验。在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毛主席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逐章逐节，边读边议。其中评论说：
“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主要是他们的土地改革是靠行政命令的，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
“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
毛主席其他反对恩赐的语录——
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1964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第四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
不难看出，与反对恩赐相伴随的是走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这次抗疫战争，我们也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人民的伟力。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公知右右坐在家炕头强也在邀功请政府感恩于她，比如方方。
这就戏剧化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都不主动感恩于人却要人感恩于己，这是颠倒了感恩的主语和谓语，颠倒了感恩的主谓关系。其实感恩这两个字早已被一些无知加无耻的高级黑给糟蹋不成样子了。事实上，不懂感恩的、祸国殃民的正是他们这帮不是人的。感恩没错，问题是由谁来说，索恩是恶。
瘟疫伊始，中国遭受的压力是全面的，瘟疫本身、调动治理、舆论批评——几乎所有人，来自国内外、体制内外、朝野、左右。现在瘟疫的全球大爆发，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评价中国。有了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欧洲的例子，各方在事实面前，再批评中国要重新考虑话语方式，否则难以服众了。
还是回到题目上来，不要颠倒感恩的主谓关系，不应反映恩赐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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