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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自己提的问题自己答

余建洲 · 2020-03-23 · 来源:乌有之乡
余建洲揭批方方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创作《软埋》的方方,除了顺理成章地成了名符其实的将文学用为政治工作工具的人,还名符其实地也成了将文学用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人。

  方方自己提的问题自己答

  作者:余建洲

  春节前后,新冠病毒肆虐,武汉是疫情重灾区。中央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各省市数万医护人员迅速赶赴武汉。在武汉的所有医务工作人员,以及上自中央、湖北省、市各级领导,下至普通市民,齐心协力打响抗瘟疫,救生命的攻坚战。许多医务人员舍生忘死,为了抢救别人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然而就在这壮烈感人的氛围中,方方却用她的日记从武汉传出什么“殡葬馆扔着满地无主手机”、“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在几天或半个月內,全部死光。”之类令人恐惧、令人绝望的声音。并且还抓住此时这种恐怖声音能吸引人关注的机会来报她的【软埋】被批之仇,除去继续将两年前的那些“极左”、“文革”之类已经旧得发霉的帽子拿过来住那些批评过她的人头上戴,还“老狗疯狗群狗”地骂开了。这些都在表明:方方至今并没有感到自己有错。给她理直气壮的因素是有一些,我觉得其中主要的还是那个文学工具问最能给她撑腰提神。

  方方在回应张全景部长和赵可铭上将对她的批评的文章中向赵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赵先生读了这么多书之后,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吗?”她对赵先生的这个责问在表明:她认为文学应该是脱离政治的,你这个赵先生却要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在使用。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人对她提出了谴责和批评,但是我以为还很有必要弄清她说的这个阶级斗争是谁跟谁斗?她和这个阶级斗争撘没撘上边?还有那个政治宣传她用没用?

  方方的这个责问,源自赵可铭批评她的“《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的文章:

  “《软埋》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下的一个怪胎。《软埋》得以问世,并得到一些人的吹捧,绝非偶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滋长蔓延的必然恶果。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支魔剑,伸向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领域,肆意横行多年,从抹黑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到抹黑否定革命英雄、民族英雄;从告别革命、告别崇高,到为民国唱赞歌、为殖民侵略洗地;从否定土地改革到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从‘汉奸有功’到咒骂‘爱国贼’,看似荒唐而又十分混乱庞杂,但其政治企图却十分明晰,那就是颠覆,就是通过‘挖根’、‘挖墙’颠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全部革命历史、建设历史,进而呼应国外敌对势力煽动‘颜色革命’,以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颠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颠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摘自赵可铭“《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

  这位赵将军用直露的政治语言,豪不留情地将《软埋》的意图说得明明白白,由此看来:他是真的是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了。现在就是看看方方自己有没有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

  对于《软埋》的创作,方方在回答中国出版传谋商报记者解慧的提问时说:“无论历史或是我们必须前进的社会,都是需要以史为鉴需要真相的。我们需要真实的史料作为参照,我们需要被记录下的往事,明确我们此刻是否在重蹈旧辙。我们可以随时校准路线”。是什么样的“史料”既能避免让文学成为“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还可以帮我们弄清楚此刻是否在重蹈旧辙,帮我们校准路线呢?

  对于这个史料,直性子的赵将军在“《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一文中说的有关內容可以帮我们搞清楚:

  《软埋》中涉及到川东几个地主家庭,“他们都是对农民行善积德,有的计划要帮助村里农民修路,将自家庄园划出一块为农民办学;有的帮助解放军剿匪出钱出粮;有的是一辈子‘勤劳善良’;有的读书修身,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有风度,有尊严。他们都同本地本村的农民相安无事,无仇无怨。陆子樵还能让村民签名具保书,向土改工作组请求不要斗争他。作者还刻意描写地主家庭内部主人与佣人、长工、陪嫁丫鬟之间的亲密关系”。方方在作品中所描绘的,就是一种互相关爱、十分和谐、十分温罄、十分幸福美满的人间天堂般的地主家庭。

  就是这样人间天堂般的地主家庭却被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打碎了。

  对于被打碎的状况,赵将军这样写道:“大地主女儿、儿媳丁子桃(原名胡黛云),在地主第二天要被批斗之前,婆家全家在极度恐惧中自杀,作者描绘了川东地区陆子樵、胡如匀、李盖五三个地主家庭,和丁子桃丈夫吴家明的父亲山西地主董某,在土地改革中遭残酷灭门的恐怖和血淋淋的悲惨过程。”。摘自赵可铭“《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这就是《软埋》里写的十分幸福美满的地主家庭在土改时被打碎时的惨烈状况。

  以上就是从《软埋》里找出的方方所说的史料。她的这些史料已经可以搞清楚我们“是否在重蹈旧辙”中的旧辙,就是那场土地改革给地主造成的巨大伤害,并且这个史料还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帮助“我们可以随时校准路线”。由此看来,这些史料足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了!可见其份量之重,作用之大啊!

  为了帮助别人理解,方方自己在回答解慧提出的问题时,很自豪地对《软埋》的史料价值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时代的剧烈动荡,对于历史长河,可能只是一条小小波纹,而对于一个人或是一个家族来说,可能就是惊涛骇浪,是海啸压顶,是倾巢覆灭,是所有与之相关者命运的颠覆”。“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它的影响却至深至远,深远到我们社会的每一根神经上。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生存秩序和生活形态。现今,很多人在谈中国乡村成为空村的问题,谈乡村道德、文化缺失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呈现,都离不开当年的土改运动”。在这里,她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创作《软埋》的用意,是要告诉读者,那场土地改革给中国社会的当时和现在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但给那时幸福美满的地主家庭带来惊涛骇浪、海啸压顶、倾巢覆灭这样惨烈的灾难;还由于共产党搞的土地改革,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和中国农村的生存秩序和生活形态,给后来、直至今天的农村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指责“极左”们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或者政治宣传做工具的人,在回答“《软埋》对当下社会又有怎样的关照”的提问时,竟然会不小心地给创作《软埋》的用意作出这样政治味道极浓的说明。

  然而,这也并非偶然。方方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值人民文学出版社给《软埋》出版发行頒发奖赏,以及众多的和《软埋》的主题内容有着相同观点的精英们,如同发现一部伟大作品一样又是发奖又是吹捧忙得热火朝天。这种热烈的氛围的确在让方方兴高彩烈风光无限,兴奋得她这时她也就顾不上去担心自己也会把文学当成“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了,就即兴地说出了创作这部品如此政治味道浓厚的真实用意。所以从这点上讲,我们就应该肯定她还是很坦荡的,没有批评指责时,也能像赵将军那样,将自己把文学作为政治工作的工具的做法和目的说了个明明白白。谁知道到了赵将军这些“极左”们掀起批评《软埋》的浪潮以后,她马上就又变成一副反对将文学用来给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做工具的样子,抡起“极左”、“文革”这类吓人的大棒,向所有批评她的人一股脑儿地砸下去了。真是不可思义!按照这种情况,如果让那些“极左”们早早地就将对《软埋》的批评浪潮掀起来,方方还能不能向记者这样坦荡地说呢?估计不会的,她再被那些捧场激动得按捺不住,也不会笨成这样自相矛盾的。然而她毕竟还是说了,说了是收不回去的。一贯性情高傲的人,同样的一件事,总是都会认为自己做了就对,对于反对他(她)的人做的话那就是錯定了。如果方方就是这种性情高傲的人,她这样同时说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话也不奇怪!

  不论方方愿不愿意,她将文学用作政治思想工作的工具的结论是可以定下来的,现在就看她有没有将文学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了。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还需要引出她在回答那位记者提问时说的另一句话:“文学即人学,我面对的终究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我关注这些个体,体恤他们的悲欢”。也许有人会说:文学就是写人的,她写的就是丁子桃,陆子樵那几个个人,这几个地主也是个体么!她写的都是个体的悲欢离合,对这几个个体的悲欢仅仅是关注一下,体恤一下,怎么能和阶级斗争扯上边呢?要想搞清这个是非,我们就必须要将方方指责赵可铭那句话里的那个“阶级斗争”很认真地研讨一下,搞清楚这个阶级斗争里头是什么样子后,也许会能找出《软埋》和这个阶级斗争有关联的地方。

  这个阶级斗争,应是起自于一百年前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第一次国內革命战争初期。毛主席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精典名著“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阶级作出这样的论述:“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在农村,“绝大部份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他们“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升几斗,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在当时的农村,阶级斗争的双方,是以地主为主的剥削阶级和以贫下中农为主的被剥削阶级。

  在这里,我要忍不住地说说我这个贫农家庭那时的情况。我家在土改前的常住人口不少于七人,全家总共四亩半地,那时我们村里人均大约是两亩地。因水旱灾害连连粮食产量不高且不稳定,即使好的年景收的粮食也不夠吃,我家全粮饭仅是在农忙时吃几天,其它时侯都是粮少菜多。可以说我的祖母是吃野莱专家,我年幼的时候常听她给我教授十几种能吃的野菜的名字,以及什么季节什么野菜可以吃。即使是有菜类相助,每到春天也断粮。祖父常会讲给我讲一件十分心酸的事,民国二十二年闹水灾,春节过后粮食就不多了,全家七口人每顿饭只放半斤粮,其余都是菜和树叶。立夏过后,家中连一粒粮都没有了。庄上有户富农,算起来和我家是五幅近亲,祖父觉得亲近就到他家以借一还二的高利借粮,可是他家用山芋干子喂猪,竟连山芋干子都不借!有十多天全家都靠魚虾、野菜、树叶度日,差点饿死。这就是土地改革前我国农村贫苦农民家庭的实际状况。造成这样巨大的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就是对土地占有不公。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第一次国內革命战争也称为土地革命战争,它暴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个时期同时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代表地主阶级和贫下中农阶级。经过二十多年的拼杀血战,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并在全国农村进了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国民党则败走台湾。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除去国民党军政人员,还有在大陆共产党搞土地改革时被没收了土地的大量地主。这些人原本在大陆上依靠大量土地过着幸福美满生活,共产党无端地将他们的土地全都沒收了,对共产党搞土地改革的极端怨恨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也并没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也还是按人均面积给他们留下来。跑到台湾的老一辈的地主肯定会将这种怨恨传授给他们后代,即使是老一辈地主逝去了,现在生活在台湾的他们的后代也会怀念前辈在大陆上的幸福生活,也会怨恨共产党搞的土地改革。

  对于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党提出了实行一国两制的办法。这样做既实现了祖国统一,也照顾到了国民党的处境,保持了国民党在台湾建立的社会制度体系,应该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然而,国民党却拒不接受。其中的原因很清楚:那就是跑到台湾的那些地主资本家的后人们,现在仍然是构成、掌控国民党主要力量。因为我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办法,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执政地位,和目前在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人怎么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呢?他们人虽在台湾,但是对共产党是仇视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赞成的。这些情况在表明,源自于一百年前的这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阶级,和以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只不过是不是用战争,而是採取和平的方式来进行。

  我想:方方如果能将贫苦农民在土改前贫困的生活,以及土地改革后生活大变样的内容也像写丁子桃那样写进《软埋》,那这部作品就很可能不会招惹这样多的麻烦。然而,方方并没有这样做!

  “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的定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的家庭土改前吃尽了土地少的苦,土改后分得了土地,改变了因缺少土地造成的贫困状况,所以就十分拥护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将共产党视为救命恩人。后来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为了搞好农业合作化,我家父子两代人都倾尽全力为之奋斗。我的这种生存状况就决定了我的意识,所以你的《软埋》如果让我写的话,我的思想理念就会将丁子桃家换个身份写成这个样子:

  、、、、、、。

  西北风疯狂地摇晃着光秃秃的树梢,树枝条儿凄凉地尖叫着。丁子桃的头发蓬乱得像一把压烂的稻草粘贴在头顶上,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她原先瘦得皮包骨头的脸“胖”得双眼眯成一条缝。她扒在地上,脊背上,已成烂布片的棉袄露出一团团一纽纽的灰色棉花球串儿。她用石头砸着刀头儿,翘开两寸厚的冻土,又向下挖。她饿得已经没有站着挖的力气,只能扒在地上一点一点地翘。在她的身边,放着一个用稻草打成的草捆子,草捆的一头,露两只小脚片。里头是她刚满六个月的小儿子,她沒吃的,这个要靠母乳活命的婴儿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在凌晨时不声不响地断了气。她要挖一个土坑,将孩子的尸体软埋掉。离她不远处,是两个新坟堆,一个是她男人的,一个是她八岁的大女儿的。今年大旱收成不好,收的粮食交完地主刘大福的地租就只剩两斗高粱,刚入冬就断粮了。男人带着大女儿外出去要饭,饿死在路上. 在好心的邻居帮助下,用苇席裹着两具尸体软埋下地。

  、、、、、、。

  我要告诉方方,土改前没地的贫苦农民像这样被软埋的多得无法统计,即使真有地主会被软埋,也比会被软埋的那几个地主多百万、甚至是千万倍。

  方方你的《软埋》写的那种内容是不是也在展示了你的思想理念呢?

  用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来构建作品,必定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历史认知,也就是说在作品创作成型以后,作品所能传递出什么样的历史认知就在作者心中形成了,而这种历史认知都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政治色彩,也就是说到这时作者的政冶倾向已经在作品中形成了,身为著名作家的方方是不会不知道的。你想极力地否认摆脱你那《软埋》所体现出来的政治价值吗?那你就应该认真地反思一下的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对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是怎么想的?你创作时为什么要选用这样的人物和情节来构建作品?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毛主席的这个伟大论断在今天也有着不可否认的现实意义。解放前的地主买办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今天的台湾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同样也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毎到选举国民党或者台湾地方领导人时,毎一位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一定要到美国去朝拜,去拿候选人资格证书就是证明。

  可以断言:方方的作品《软埋》,是恰如其份地表达了从大陆跑到台湾的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人、以及这些人的后人们心里所想的。这些人士要是看了方方写的《软埋》,就如同将他们、或者他们的前辈,在大陆上被共产党搞的那场土地改革时的遭遇真实地展示在他们面前。他们肯定会感到十分悲病,动情地流泪,从而激发出对共产党,对共产党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度仇视,从而导致他们会更加坚定地反对一国两制,在给国家统一増加阻力。对此如果方方不相信,那么我们就到台湾去召开个由相关人士参加的《软埋》作品坐谈会看看。

  所以,创作《软埋》的方方,除了顺理成章地成了名符其实的将文学用为政治工作工具的人,还名符其实地也成了将文学用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人。

  方方你也不必觉得这就是你在和我们在进行阶级斗争。因为依你现在的状况还没到那种程度,一来你虽然没加入共产党,甚至连入党申请都没写,但是你也并没和台湾的国民党结为一党;二来即使就是有一些人同情你或者支持你,这些人也绝不会形成像台湾的国民党那样的党派。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国民党没给你一分钱,你还曾是一位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省作协主席,拿着共产党给你的薪金。你和我存在的,仅是你的这部作品是在为共产党服务,还是在为台湾的国民党服务这种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与争论。只是你拿着共产党的薪金,却在为台湾的国民党服务,这点令人难以理解。

  我想:方方你不但创作《软埋》来否认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历史,还总是在制造诬损共产党政绩的负面消息,这就会给西方反共人士提供证据。欧洲那个全国人口没有我国从事文艺工作人数多的国家,有个据说是国际上顶尖的文学大奖,这个大奖的瓦主席已经给中国一位被一些人认为是很著名的作家发了个奖。当时这位瓦主席利用颁奖的机会,说过中国人过的是“猪圈生活”,于是就教会了这个国家里那些自以是世界顶尖文明的人,将中国人看成“猪”。我估计你这样下去,很可能又会引起那位瓦主席高度地关注你的《软埋》,又一次会将发那个奖时说的看法说出来,将“日本侵华、毛时代的暴政和今日大搞生产的狂热”,相提并论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又一次会得出对“共产主义五十年的宣传”作出“可信而严苛的修正”的结论。实事求是地说,《软埋》具有的能让台湾的国民党人看了会流泪所体现出来的很高的艺术水平,和很适合瓦主席味口的“政治价值”,他的兴趣程度会并不比被已经看中过了的那位很著名作家的那些“名著”差什么。

  中国那位被一些人认为是很著名的作家说过这样的名言:文学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超政治,超越国界”,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普世价值”。他的这个说法和文学是写人性的说法,成为改革开放后当今文学界广为奉行的创作理念。在这种去政治化理念的引导下,文学作品出现了共产党人难觅踪迹、或者最多也是小配角、甚至还都成了腐败分子,而《软埋》这类抹黒共产党形象的负面影响极大的作品却在大放异彩的奇怪现象。

  去政治化是文学界目前存在的,影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大力出版“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充满正能量作品号召的严重问题。由此看来:对方方的文学工具问引发的一些问题,很有必要再认真研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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