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去，长辈过世，孝子贤孙大抵是要讨一条哭丧棒的。撑一撑躯体，以示身心因哀痛而疲弱……又或者挥将起来，舞之蹈之，歌之咏之，抒发抒发情绪，表达表达心迹，也给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做个样子。
如果和死者不沾亲不带故，也去抢个哭丧棒，争做个孝子，画风就大不同了。阿Q去赵太爷家哭丧，估计还是会讨来一句“你也配姓赵?”，然后打将出去。当然，也许还会被人以为惦记别家财产，安上个“别有用心”的骂名，再捉弄一番丢出去。
二
趁着疫情，各地方政府赶忙将手头的国企悄抹黑地转手，推了些改制项目，生怕晚了就不能在自己手上沾些好处了。毕竟，这几个月来，在官位上的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危机意识大增，有些个最后捞一把的举动，尚属正常。
于是，有几个自我标榜“红色”的朋友，又摸出了哭丧棒。
比如，有人端坐着念到：“国企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定海神针。不管我们的经济怎样发展，从中遇到怎样的问题，只要有国企在，我们都能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扭转不合理的市场分配，确保国计民生稳定发展。”
“我们”，“国家”，呵呵。
三
当然，来凭弔的也不都是觍颜自认的孝子贤孙。有些恸哭者曾经对逝者投入了自己心血和汗水，带着天然的朴素情感。一些受过改制之苦的老工人普遍有国企情节，对混改之类的做法天然反感，因为他们有切肤之痛。另一些老同志对自己参与建设的社会主义体制贡献了大半辈子，对各种崽卖爷田的行径插不上手、说不上话，无力而辛酸，叹惋不已。尽管今天的国企与他们关系已不大，但他们见到改制，仍像看见自己抚育的孩子被随意抛弃、宰杀一样，哭是人之常情，是十分自然的。
所以，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反私有化斗争，也是要十分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的主体不在于“国家经济发展”，而在于千千万万被国家或私人雇佣的劳动者。
四
五六年前，大概是元旦假期吧，曾经和几位青年朋友在老同志李成瑞家聊天。其中有一位问老人家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可以通过法治、民主实现工人权益?”九十好几的老头毫不含糊，几乎没有半秒钟迟疑：“你这个问题是个政体问题，是统治阶级怎么统治的问题。而关键是国体问题。是谁做统治阶级的问题。”
谁的国，谁的企，还真是个大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搞不搞国企私有化，是资产阶级内部“大市场”和“大政府”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要亚当·斯密还是要凯恩斯的问题，是怎么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的问题，总之，是个政体问题。当然，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政体绝非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在关注政体同时，仍要时刻掌握大方向。无产阶级要求得解放，关键还是国体问题。
五
虽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上头还写着些职工民主管理的句子，然而，职代会早就成了摆设和工具了。而按照《公司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企业，则更是和普通员工、和中国千千万万无产者的解放不沾边了。这些企业，照样建立在剩余价值的积累上，围绕利润，围绕“保值增值”运作着。
判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是谁的，大概还是要看谁说了算、谁的利益得到保障的问题。这样才能有效地判断谁是统治阶级。在生产关系中，如果不能自主地支配生产、分配的过程，就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就只能给各色老爷们做嫁衣裳。所以，“夺回劳动果实”的斗争就应该进化为“夺回生产过程”的斗争。只有夺回并时时控制生产过程，才能确保劳动果实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只有支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而在政治生活中，如果不能说话算话，不能主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算不得统治阶级，而只能是被统治阶级。当劳动者的权力变成统治者恩赐的“权利”的时候，当行使恩赐的“权利”都不可得的时候，他们大概就已经知道企业、国家是不是自己的了。
如果你的意志只是你的意志，和人家无关，喊喊“那小姐姐是我的”，多半要被认为是痴汉单恋的呓语，当不得真。退一万步讲，就算金莲百般拍胸脯说“我是大郎的人呀”，可大郎不是照样管不着人家去西门家鬼混么?听着“我是大郎的人”，喝着递来的药汤，眼里溢出幸福的泪珠…谁晓得这泪珠是不是人生中的最后一颗呢?
六
看到人家搞什么改制，脑子还是要清醒一些。动不动哭鼻子，容易教别人抓了软肋，任人拿捏，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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