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杂志公众号刊出了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的专访《新型冷战还是来了, 我们却误解了自己的潜在软肋和真正机会》。
姚洋在专访中称：
在这个专访中，姚洋把“新型冷战”产生的根源归结于“意识形态”话语或话语权之争。
文化纵横的采访者对姚洋的意思有更明确的概括：
怎样应对这个“新型冷战”，姚洋开出的药方是“对过去的话语体系有所扬弃”：
随着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特朗普上台以来对中国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扼杀战略，特别是近期借用病毒鼓噪所谓的“中国赔偿论”，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只要不是眼瞎，都看看到冷战的确是来了;这个“冷战”又不同于二战之后的冷战，称为“新型冷战”也不为过，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认识这个“新型冷战”，怎么应对。
而姚洋对于当前这场“新型冷战”的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随便翻翻历史，就会发现美国要搞掉一个政权根本就不是因为你是不是所谓的“民主”政权：
1953年，美国政府勾结英国在伊朗国内亲西方势力的合作下，发动政变颠覆伊朗人民选举产生的穆萨迪格合法政府，扶持封建王朝统治者巴列维国王复辟。原因就是这个伊朗民选政府1950年开始强烈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伊朗的控制，准备将石油国有化;
1954年，中情局策划了6月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美国直接出动轰炸机轰炸危地马拉政府军，民选的阿本斯政权很快被推翻，危地马拉从此陷入动乱。原因是阿本斯总统上台后，国有化了一些美国大公司支配的危地马拉土地。
1973年，中情局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收买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将军等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智利阿连德政府。原因是阿连德主张全国经济社会主义化，没收地主庄园，实行土改，特别是他的工业国有化主张，得到智利人的拥护，一方面损害了美国跨国资本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担心智利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事实上，冷战期间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乌拉圭、巴拿马、玻利维亚等国颠复合法民选政府的一系列军事政变，无一不是美国精心策划的。
近年来，围绕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马杜罗民选政府，美国进行了一系列颠覆行动。
可见，美国对一个政权采取敌视态度和敌对行动，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制度或意识形态跟美国有冲突，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美帝国主义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美国跨国资本的利益。
二战之后的美苏冷战，从初期的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逐步演化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两大帝国主义巨头争夺原材料和市场。随着苏联解体，美帝国主义一超独霸，跨国资本主导了全球化进程，形成了“中心-外围”的世界生产体系。但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中心”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攫取更多利润不断“脱实就虚”的，生产中心逐渐转移。遏制新兴帝国，防止对老牌帝国产生威胁就成了帝国主义集团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中心”国家无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必然促使其不断选择对外转嫁危机的对象以及形式。
因此，遏制中国的崛起、向中国转嫁危机，是美帝国主义的必然选择，这是有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根本利益决定的，并不因中国采取什么社会制度而改变。
姚洋以为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积极向美国作出“解释”，美国就能放过中国，继续中美合作吗?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即便想要继续“中美合作”，那也是要中国更大幅度地向美国输血，或是更彻底地让中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和危机转嫁地。
至于姚洋开出的药方则更是荒唐了，人类历史都已经发展到今天了，竟然还有人、甚至是所谓的北大教授，把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奉为圭皋。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儒家思想”自有其独到之处，中国近两千年来也发生了大大小小三百多场疫灾;有些安然度过，有些则引起了绝大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改朝换代。可见，儒家思想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那么，历史上这些王朝挺不挺得过去的真正要害在哪里?
1945年，黄炎培曾经跟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律”：““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黄炎培的观察其实还没有进一步点出根本，王朝覆灭的原因往往是严重的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导致改朝换代。王朝初期，一般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较轻;但因为生产资料控制在大地主和商人手中，少数人不劳而获、大多数人劳而不获，社会两极分化便不断加剧，土地兼并、政治腐败也随之加剧……
王朝鼎盛时期，社会矛盾没有那么激烈，腐败没有那么严重，有强有力的抗疫措施，加之中医药的作用，自然能挺过疫灾;而社会矛盾已经很激烈，腐败已经很严重的时候，就很难做到令行禁止，当官的都想着捞钱，谁会真心抗疫，疫灾自然而然也就催生了社会动荡，甚至是改朝换代。
在私有制下，这种周期性的破坏是无法避免的。而儒家思想正是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
这次，中国能够迅速纠正前面存在的问题，控制住局面，就是因为我们还拥有西方没有的宝贵财富：全国一盘棋、公立医院、集体主义精神……这些财富并不是儒家思想提供给我们的，而恰恰是姚洋所要抛弃的社会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
而这个遗产中的“公有制”我们已经丢掉了很多，幸亏公立医院还没有丢完。反观西方，这次法国、西班牙政府都明确提出要接管私立医院，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话语”，更是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遍观姚洋以往的观点，他所要抛弃的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公有制;所要发扬的也不仅仅是“儒家思想”，而是产生儒家思想的私有制。对于劳动者而言，他所要指向的集权+私有制其实是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反动的东西。
对于怎么解决当前的危机，姚洋也反对发货币刺激需求和搞基建，这一点笔者也同意;姚洋开出的药方是提振消费，给低收入阶层发钱，给中产阶级发消费券。笔者多次说过，疫灾是暂停键更是加速键，即便没有疫灾，贫富分化、生产过剩的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疫灾无非是加剧了问题。私有制的格局，发的那一点钱最后还是要逐渐流回大资本手中，短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长期而言，依然解决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一点，孔夫子复活了也无能为力。
另外，对于已经到来的新型冷战，秉持儒家思想的姚洋反对搞“经济民族主义”刺激美国：
可见，如果让姚洋来决策，他即便看到了“新型冷战还是来了”，也没决心、没胆量跟美国打这场“冷战”，而是希望以儒家思想“化干戈为玉帛”，寻求美国谅解，这不得不让笔者想起了儒家思想复兴的大宋时期“割地求和”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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