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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学生智慧树 · 2020-07-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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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是“时空结合体”历史研究,所谓:时,行成于图;空,结绳于书,——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概念出乎图、工具出乎书”教科书工作性质。但由于《资本论》主要不是提供通常意义的知识论,即不应被视作“一个理论模型的等级序列”。又之,由于人们通常难以分辨“内容-形式”路径(历史规定)和“内涵-外延”形态(逻辑规定)之从本质到现象,也就可能导致根本无法正确把握其写作方法和总体思想实现的方式。

  

《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之一

 

  ——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提要】

  《资本论》试图回答什么是唯物辩证法?它的作答方式是机理考察,采取了特殊发生学和实践化的对结果进行呈现的批判的艺术方式。经由谱系学考订,《资本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活化石”,具有完结形态上的意义。《资本论》科学运用一种特别的学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中华思维学的学科规定”历史遥相呼应。它用彻底的事格研究锁定历史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然则这个机理系统可以确定是母子体用、经纬合一的体式,包括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及认识机理,它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对话”和“无缝结合”。中华历史实践及东方社会特有的“思维舞步”彻底击破了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赋予自然历史过程准确的时代感以及应有的民族文化内涵。这一方法论发现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共同体”的理论,通过丰富批判科学的实践素材,深刻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内涵及其独特“工作机制”。研究亦表明,在考量资产阶级“现代主流经济学”贫困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学科必须实施通史领域内的“虚”“实”强强联合,以具体指导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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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具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然而面对“新生代”的《资本论》受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斗争局面——其意味着“人民至上”“资本至上”视角的截然不同必然反映为不同的再生产构成方式,《资本论》研究必不能满足于客体构成,而要深入探究背后的“社会主体构成”,寻求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侧”与“客体侧”的统一,寻求其历史的具体实现方式和机理形式。彻底事格化的历史和思维研究将创造性地使唯物辩证法“艺术舞步化”(以发生学工作逻辑总体拒绝解释学),进而赋予西方意义的“逻辑”艺术化的知识形态。如基于天人合一与劳动过程的历史文明规划,从“母子体用”思考路径出发,能够建立将知识的理解、运用归结于主体自身的“现代中华学”体系。一句话,《资本论》需要“实学”“虚学”并举,发挥自身固有优势,建立“百科版资本论”的新时代理念,有力支撑国家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建设。总之,须得认识到《资本论》文本是确定型与非确定型统一,从而和历史保持良好同构性。然则《资本论》所体现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仅仅作为认识以及作为方法,也必须同时作为“大写工作规定”予以规划。在高度上,唯物辩证法与《资本论》应首先视为科学史意义的源流互济的思想共同体。列宁东方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思想——作为具有原生态规定的社会主义文明规划——正是对这一科学理念的绝好的灵活巧妙运用。一言以蔽之,必须基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互看”和有机统一,基于中西学术对话掌握东方社会特有的“辩证法舞步”和历史文化思维遗产,审视世界革命和科学道路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如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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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从《资本论》第二卷“未完成的性质”说起

 

  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一般人容易脱口而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相结合。这似乎是全部的命题真义,但很遗憾,只是形式化的“真理法”解题,却不会是“原理之法”。例如在列宁看来,唯物辩证法在于思维形式的艺术化妙用。“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1]141【注:[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如何结合”之命题为何不被重视,似乎说来话长,——但如果不拘泥于经济分析细节,那么“天人合一→事物合一→知行合一→经纬合一”结合的序列,则会得到深度地响应。这得益于共同体生产的伟大启示。由于《资本论》主要地不是提供一般意义的知识论,其不应被视作“一个理论模型的等级序列”,换言之,由于人们通常难以分辨“内容-形式”路径(历史规定)和“内涵-外延”形态(逻辑规定)的“从本质到现象”,也可能导致无法正确把握《资本论》的总体写作方法和思想实现的特别方式。《资本论》决不是思维的单边主义,而是以“阴阳”(劳动二重性)——对马克思而言,它既是“母子”也是“体用”——总领取象/比类、分析/综合、抽象/具体、归纳/演绎等成对的思维形式。演绎者只能是“逻辑的本质”,归纳者只能是“历史的现象”,换言之,本质和现象(现象总体及事物表象形式)的思维形式规定即是“演绎和归纳”;而要达成发生学意义的归纳、演绎之统一,将内涵具象为一定的外延种类形式,势必要将范畴和概念的思维形式视为“抽象和具体”,进一步要将内容和形式的思维形式视为“分析和综合”,导致在行动上首要是把事物本身及其内在固有的属性的思维形式视为“取象和比类(行动)”。可见,立在“历史为逻辑立法”背后的是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当其以“历史”为个别,得到的是历史和实践的总出发点,抓住了“内容”;以“矛盾规定”为个别规定的内涵,得到的是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初成,抓住了“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以“规律规定”为个别上升到一般关系的总体规定——内容和形式结合向“概念内涵”的转化,则得到的是个别对一般关系的终成,最终抓住“历史的内涵逻辑”;以“范畴”为一般,则系统得到反映内容的形式规定以及反映内涵逻辑的思维形式的概念外延规定——事物的种类,等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实现的是“本质”“现象”在相分基础上的有机统一,亦即从内容和形式的能动性的历史统一到内涵和外延的能动性的认识统一。

  然而从本质到现象,依据“原理之法”,其实有更准确的说法:从本质到“总体”(本质与现象的结合体)研究,“因为现象的分析已经包含了对现象中的本质规定的肯定,本质非在现象之外,而实为现象之体。”[2]53【注:[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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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心外无物”所针对的是拜物之宗教批判,从而是行动主义版本的“从本质到现象”。关于本质栖身现象的这一存在和认识特性,阿尔都塞借用了“结构”术语指明:“结构对于它的作用来说的外在性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外在性,也可以理解为内在性,唯一的前提是,这种外在性或者这种内在性应该作为不同于结构的作用的东西被提出来。”于是,“这种区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常采取古典的形式,即内在的和外在的区别,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事物的现象‘外观’的区别,事物的‘内在’关系、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同一些事物的外在关系、外在联系的区别。”[3]213【注:[3] 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进一步而言,“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现象(批判),故而并不就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解释学工作循环,乃在于根据历史规定显露范畴生产特征,把握具有‘母子(体用)’工作关系的发展规定或认识形式——如质和量、内容和形式、一般和特殊以及抽象和具体、生成和否定等成对的范畴。”[2]53【注:[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通常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的是非人格化研究,这是依据《资本论》一版序的一个讲法,其实《资本论》是关于劳者、资者的事格研究,以“事格化”领导“非人格化(范畴)”和“非物格化(范畴)”。“《资本论》事格范畴就大类而言一共有10个,它们结成有机的从历史到认识的母子推衍系列:(1)商品→……→(10)剩余价值(即资本的自我认识形式);亦即第一个范畴和后面九个范畴地位不对称,在于形成‘内容’和‘形式’关系的总揽。”这是就“马克思以‘商品形式’为历史唯物主义工作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定,决定商品的自我认识形式必然是‘价值’”的思想性质进行立论的,然则了解到这一“认识机理:价值规律为何从‘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引出”[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危机(市场失败)→市场(市场有效)”为经济学教科书所凸显,这是资产阶级资源配置理论所特有的“仿体用”技术,为的是塑造“非人”“非事”的经济学物象化的虚假本体论之理性空间。其以物为本的“假设”,可能是说市场危机之真实——资源稀缺;所言“理性”配置之重要性,可能是经济景气预期逐渐增强。就再生产周期的环节而论,危机尔后萧条——实为“资本集中”之指向,复苏尔后高涨——实为“资本积聚”之指向,只因“商品形式的内在矛盾潜藏于理论上纯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中”,“由于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理论的深刻性,其既能够展示抽象理论层面商品形式的矛盾性质,也能展示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的不完全性”,——“这绝对是马克思和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学家本质性和关键性的区别。”[5]16【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从而,《资本论》实际又是从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统一开始。在母子推衍系列中,接续的(3)剩余价值→(4)资本积累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其中,(3)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之始(总规定)”;(5)市场→(6)危机为《资本的流通过程》;(7)平均利润(或总规律范畴: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8)资本的诸种社会形式(资本家族)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9)资本→(10)剩余价值则为《剩余价值理论》,(9)系列言明“资本是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是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显然,资本作为历史认识规定,即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在场者(规定)”,而(10)即为“资本主义的认识之终(总规定)”。从剩余价值(历史规定)到剩余价值(认识规定)形成一个“闭路循环”,但这个运动为“价值→剩余价值”过程所打破,然则在内部机理的表述上,首要引入“前史”规定的研究,其后必定沿着价值扬弃的路线,寻找其“未来史”。然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机理的处理以“二”(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范畴)言“四”,只因当时“市场/危机”成对范畴尚未确立。按资本积累的发生机制而论,“资本积聚→资本集中”说明了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的根据以及资本周转的根据,说明了个别资本循环运动向周转运动转化的内在必然性,这是系统结构形成的基础,——即本身属于再生产运动体式内部“数量机制向结构机制的一种转换”。为仿真计,这个过程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替代以“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但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领导机制是“一般均衡论”,——其数量机制的代表一般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结构机制则集中于后来的“宏观经济学”当中。可见,“现有经济学始终陷于体系分裂之状况,可谓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大体说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可用六句话概括:无‘母’无‘体’,皆‘子’皆‘用’,以‘母’设假,以‘子’设用,以‘子’假设,以‘用’结论。”[6]【注:[6] 许光伟.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与方法论命题——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及其创造性转化[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20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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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所谓的“公理假设”和“理论普适”。然而其不是从实际出发,以母作设、以子施用,而以母设假、以子设用,结果是造成背离人本位的“以物为本”。资本主义的本质当然不是个人主义;其实效用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从学理上看,也仅仅是资本主义一系列外表上的用以意识形态伪装的道具。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故而“不是基于人性,而是基于他们设想下的机器人(而且这些机器人是互相联网的,一百年之前他们的设想很超前),所以他们得出了一个机器人在他们安排的系统下的经济均衡,而这放在人类社会是完全行不通的”;并且毫无疑问,“跟马克思提出的‘价格的阶级斗争决定论’这一伟大理论比起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还在玩弹珠的小朋友的幻想一样的天真……(归根结底)新古典经济学家只谈效率,漠视公平,虚伪的帕累托改进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7]41~42【注:[7]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进一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以“克服危机”为叙述起点,只因在研究性质上其试图否认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上的内在原因,这个对事实的否认从反面突出《资本论》结构的“体用性”,“危机阐明了资本逻辑的内部矛盾”,“危机理论某种意义上是《资本论》的全部”,从而,其委实以市场-危机为体用合一的关系[5]142。【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从矛盾发生起点到市场关系无处不在的“用”,危机“亦体亦用”,因为“这一内在逻辑揭示了资本的本质:纯粹的资本不会受外因干扰。它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逻辑,也不是资本家的逻辑,而只是资本本身的逻辑”[5]96。【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资本论》开篇言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此,单个的商品即表现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探究必须从对商品的内容分析开始,从对商品的矛盾解剖开始,同时就意味着对危机存在性的肯定。并且将危机从研究的一开始就突现出来,更在于意图进行“大写规定的写意”,也可以说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大前提的结构写意。这种特别的历史写意使得第一卷可以专注于写实:依据历史既有的进程,书写“阴阳-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从联系到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样看来,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对立统一规律写实规定的“补写”:一为流通层面的资本形式的结构形成机理(肯定→否定),一为分配层面的资本生活过程的矛盾机理的解析(量变→质变)。马克思原初的计划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合为一卷,后来迫于形势放弃,终成第二卷“未完成之性质”。但第一、二卷终归是本质研究,从而“市场/危机”范畴的生产必定格于此。况且《资本论》乃是“时空结合体”之历史研究,所谓:时,行成于图;空,结绳于书,——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概念出乎图、工具出乎书”的教科书工作性质。所有这些表述,使得我们必须立足《资本论》业已给出的“矛盾”分析,进行唯物辩证法再出发,藉以结晶出资本主义危机完整的图像来。①

  【注1须知就本质研究而论,“避免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对象的概念由非经济结构从外部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结构不是外在于经济现象的这样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会改变经济现象的外观、形式和关系,会作为空缺的原因对经济现象发生作用”。对危机理论而言,“进一步说,用何种概念和通过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从属的结构由支配的结构决定?或者说,如何说明结构的因果性概念?这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本身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巨大的科学发现:历史理论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发现,《资本论》的发现。但是这个问题把这种发现概括为以‘实践形式’包含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中的巨大理论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在实践上’所研究的问题。”所以,阿尔都塞指明:“这里说本质是空缺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外在于经济现象。在结构对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结构与经济现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结果,相反,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是内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总之,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3]209~213

  【注:[3] 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文章原名【《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总第106期),第3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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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总第106期)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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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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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经济学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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