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苦中国人：寻子两年半，辗转市内 28 地打零工到凌晨”的流调报告在网络上引起了刷屏。
44岁的确诊病例岳荣贵从河南老家到山东威海跑船员十余年。19岁的大儿子于2020年8月走失，岳荣贵怀疑是被骗入传销或黑厂，报案也遭遇了踢皮球，只好自己寻找。这两年为了寻找走失的大儿子，岳荣贵辗转十多个城市，一边寻子一边打零工解决一家六口人的生计。北京是他寻子的重要站点，因为大儿子曾在这里给人帮厨。
在老家，岳荣贵的父亲瘫痪在床；母亲也在最近摔断了胳膊，仅治疗费用就已经花去了上万元；他的妻子和小儿子目前都在山东威海，妻子收入微薄，小儿子还在上初中。由于北京市区白天限制工程车辆通行，他就在凌晨出发，通常做完工天就亮了。为节省开支，他住在北京郊区石各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每月租金700元。
抛开各种“不幸”在岳荣贵身上叠加的“偶然”因素，岳荣贵的流调轨迹不正是绝大多数底层打工人的日常吗？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幸”以各种不同的形态施加于不同的打工人，集合成了某种“必然”，这样的“必然”背后就是雇佣劳动制下阶层分化的事实。
严肃的流调报告是不会说谎的，它把众生的真实状态呈现了出来，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如上海的小资、四川的休闲、东北的娱乐……但真正引起感动和共鸣的，却是那些使打工人的日常得以呈现的案例，因为这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打工人真实的日常。
前不久，深圳两名确诊病例日常“两点三线”的辛酸生活，看哭了很多打工人，哭不止是因为同情，而是因为这样的人间真实让我们的内心受到了直击——“这不就是我自己”吗？
即便是在首善之地，既有岳荣贵这样的18天时间里辗转全北京、一日不得休、大多都是凌晨工作的“零工”；也有“付先生”那样的34岁的普通打工人，每天超过3小时的通勤往返于海淀和顺义，周末还要一边带娃一边准备考研；当然也有穿梭于高级购物中心和滑雪场的白领，好事者还把“高级白领”与岳荣贵的流调轨迹做了“合订本”：
去年广州一位本地“阿婆”和深圳一位64岁务工“阿婆”的流调轨迹也被网友做了“合订本”：
笔者以为，这样的“合订本”其实没太大不要，这不过是普通打工人与稍微高级一些的打工人的差别而已；如果哪天我们看到王首富、马首富或者许首富为代表的老板阶层的流调轨迹，恐怕才真的会惊掉下巴，即便是为老板们提供方便的科协小贪官陈刚在北京建的109亩私家园林就足以让我们震惊了。
所以，去年国家刚刚要选择在浙江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时候，还没卸任环球总编的胡锡进就出来出谋划策，告诫富人们一定不能“炫富”。大约富人“装穷”，穷人心里会好受一些。
这一次，岳荣贵的流调轨迹引起了刷屏，环球前总编胡锡进也在第一时间出来表达了“同情”：
不过，这样的“同情”在笔者看来是极端廉价、甚至是虚伪的。
就仿佛一个人一直生活在自己参与编织的信息茧房中，一直到退休了才跳出来摆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模样：“原来还有这么苦命的人啊”。
胡锡进把岳荣贵的不幸看作是极端的个例，立足点是让舆论场把这样困难的个例曝光出来，然后“扶贫帮困”。
问题是舆论场的悲哀恰恰在于此。舆论场的广泛关注固然可能帮到岳荣贵，帮他催促当地警方负起责任找到丢失的大儿子，帮他的父母申请到“低保”。况且，即便是岳荣贵个体家庭最后能不能被帮到也是个疑问，如果没有新的噱头，那么这个热点的时效性往往不会超过半个月……赶过场式的围观和同情，从来都不会真正成为“改变”的力量。更悲哀的是，更多的岳荣贵是舆论场关注不到的。
人们真正该去关注的是，岳荣贵这样的打工人的处境是如何造成的。而这恰恰是胡锡进们极力阻止的，就如他极力反对人们探寻联想国有资产流失之谜以及柳杨暴富真相，极力反对“杀富济贫”、“走回头路”，惊恐于“深刻的革命”。
其实，对于打工人的处境，毛主席早就表达过担心和忧虑：
而胡锡进却对历史和现实视而不见，偏偏把毛主席的担忧以及为了防止担忧变成现实所作出的努力，一再地污蔑为“错误”。就像每年老百姓都在纪念毛主席的时候，胡锡进总要跳出来提一句“犯过错误”一样，退休后的胡锡进在毛主席诞辰128周年那天又跳出来指责所谓的“局限性”。
王震将军晚年讲，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信哉斯言。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承认一句“毛主席是对的”很难吗？
对于胡锡进这样的顽固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场的人而言，的确很难。
但是，对于打工人而言，对比自己更苦的岳荣贵们，仅有胡锡进那样的“廉价同情”是远远不够的。找到根源并致力于改变，才应该是我们努力的真正方向，而这一切必须从承认“毛主席是对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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