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一直主张对日退让屈避的蒋介石，突然在1937年11月1日晚间召集白崇禧等人到中央军总部，商量所谓“誓死保卫上海之策”。
蒋介石为何如此看重上海？为何东北三省、长城以北丢失大片土地均能接受，一俟上海战事爆发便寝食难安？
原因无他：上海城内租界密布、买办云集、英美资本遍地，而当时距离九国公约会议即布鲁塞尔会议召开还有不到十天，蒋介石希望借淞沪会战向国际社会表现国府抗击日本之“勇气”，以争取英美等国的介入、尤其是对日本的外交施压。
即“上海不仅是上海人民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如此精贵和特殊。
事实上，蒋记国军在上海的抗日行动也完全就是抗给“国联调查团”看的，祈求美英可以因为上海存有大量美英投资和大面积的公共洋办租界而能够给国军“帮帮忙”～
这就是老蒋一贯以来的抗战作风，也是国府国军的抗战观：迷信装备（88师孙元良的徳械武器）、迷信英美调停。
在老蒋眼里，精良的洋式武器就是抗战的疫苗，坐拥德械而有恃无恐。
所以，无需尊重中国底层人民、无需重视劳苦大众、无需依靠工农阶级，更无需珍惜那些被蒋府自己如撒麻袋一般堆砌到战场上的国军士兵，用百万国军将士“不值钱的如山尸体”（本来就是强抓壮丁抓来的）为国府上层军官们博得一份“我们已经尽力了”的自慰。
结果战争的奇景也就出现：苏州河以北，中日两军在在四行仓库打得炮火连天，而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内，金发碧眼的英美官员、记者和商人们，却悠闲地喝着咖啡，笑看不远处激烈的战斗……
抗日的炮火震天响，咖啡也不能断，“这就是上海呀！” 这就是蒋记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世界的上海”。
“世界的上海”看不上共产党“土八路”的游击作战，而鼓吹所谓“更先进的抗日政策”去抵御日寇……最终，还是没能拯救整座城市的沦陷（1937年11月12日）。
到1945年4月，我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已发起了大规模春夏攻势，歼灭日寇逾十六万人，收复县城逾六十座，扩大解放区逾二十四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逾千万。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于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十九个解放区，拥有人口近一亿，正规军逾九十万人。
而不断进口美械美援的蒋记国军，此时仍然在丢失城池，“打回长三角”更是无稽之谈。
当时的长三角更是早已被“网红”（法西斯界的网红）汪精卫所占领，凭借其“与皇军共存”的躺平政策——“东亚民族非团结无以自卫、非互助无以共存”、“中日双方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共存共荣东亚复兴”（汪精卫与近卫文磨共同发表的《宣言》）——把持着沦陷区。
这就是“群体免役”——群体向日寇投降，也就是群体免去同日寇的战役，“曲线救国论”出炉。
早在抗日初期，汪精卫就表现出十足的投降主义、投机主义，号称“让十九路军先上”，背地里却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汪精卫传》1994年版117页）。
而在抗日中期，已是汪伪的他更是要求中国人早上不许说中国话，全民每天一大早就要开始说日语（汪伪教育当局出台《小学校日语课程调整原则及过渡办法》，每周日语六小时，国文仅四小时），这是其标志性施政。
历史已经证明，抗日，投降主义的放开躺平是不行的，一座城市沦陷，日寇就会迅猛地外溢到下一座城市；
同时，崇洋主义的迷信武器装备、迷信洋人洋器，也是不行的。
抗日，只能依靠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人民战争思维的游击策略才能真正的淹没敌人。
日寇绝对不是“大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的惨烈程度绝非北伐可比，不要总想着“抗日会影响经济发展”。
这一点，“世界的上海”就曾给出过反面教材。
当年在四行仓库战斗中出现过一个险情：位于仓库东南角有两座巨大的工业煤气罐，一旦炮火击中，将会危及英美的公共租界，租界内遍布着洋行洋商。
于是英美照会中国守军，让军队撤离、放弃抵抗，守军一开始表达了拒绝——结果，心系英美租界安全的蒋介石竟然屁颠屁颠得答应了，第一时间给谢晋元下达了撤出四行仓库的指令………其英美买办代理人的做派真是一丝不挂。
谢晋元率部撤退到公共租界后，日寇指挥官松井石根当即指示英国方面：“当谢晋元部撤退到英租界后必须全部缴械，并限制行动自由。否则，这支部队退到哪里，日本皇军将追击到哪里……”
一直被蒋介石心心念念、寄予厚望的洋人，轻飘飘得就顺从了日本人的指示，缴了谢晋元部的械！同时还以实质性软禁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孤军营”。且由于谢晋元部并非英国的俘虏，英国人拒绝提供伙食，导致谢晋元的部队在英国租界内不但被没收了武器，连生活都无法保证。
撤军不抵抗，经济是保住了，洋商洋行是保住了，买办资本全都保住了——然而军民的性命也没了，沦为日寇肆虐下的鱼肉。
所谓“世界的上海”，不论宣传得多么精贵、多么特殊，请记住一点：将日寇覆灭、将每天被日寇屠刀下的伤亡人数降下去，这才是抗日之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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