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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是如何失去的?——兼谈唐山围殴女性事件

非一非二 · 2022-06-1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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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是产生黑社会等黑恶势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就像围着粪坑打苍蝇一样,黑社会等犯罪也是禁绝不了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阶级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分散的原子、碎片,只能单独面对罪犯,能不能指望上警察、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就靠运气了。

  唐山黑恶分子围殴女性事件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人们愤怒于犯罪分子在大庭广众、灯火通明之下的极度嚣张,也感叹那么多人无人相救,敢斗歹徒。

  于是有人说女性晚上最好不要出门;有人说要加强法律打击力度,最好再来一次严打。前面的说法,让我们想起多年来专家们的办法,比如加强个人保护意识,学习防身术等等;避免激怒罪犯,不要同罪犯硬抗,以免受到伤害;更有专家建议要顺从罪犯,如果女性遭到强奸,就要亨受过程。这些方法,或许对某些个体,确实管用;但对于大多数人,对于人民群众,有用吗(作者本人并不反对人们习武)?其实只是助长犯罪分子的气焰罢了。至于再来一次严打,也许能收效于一时,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再说我们不是经历过一次严打吗?从那以后的社会现实来看,这些现象是减少了,还是严重了?就像反腐一样,被判刑的贪官可比毛时代多的多了,效果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毛时代只杀了张子善、刘青山等极少的人,就制止了官场腐败呢?就像马门列夫老师的说法,现在的反腐,好比围着粪坑打苍蝇,能打尽吗?还有好多问题,如娼妓问题(应该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从五十年代初取缔妓院后,在改开前再死灰复燃过吗?还为此搞过“运动”,或诸好此类的“专项行动”各种“整改(治)”吗?

  有人说,黑恶势力横行,就像回到了解放前。徐明天先生在公众号中说,在八十年代引进关于黑社会、高利贷的香港影视剧之前,人们尚不知黑社会为何物,以为是影视剧中编的故事;现在的现实黑恶比当时影视剧中更为触目惊心。

  有专家说,出现黑恶势力、官场腐败等现象(还可以举很多例子,如娼妓遍地、赌博盛行、毒品泛滥、拐卖人口、各种高利贷等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国外都是这样。这专家真是放屁,言下之意就是前三十年经济没有发展。不过这专家还是不小心说了一些实话,这几十年是发展了经济,不过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而已。在私有制下,才使得这些现象死灰复燃,不可禁绝。这些都成了“新常态”,与国际接轨嘛。

  私有制是产生黑社会等黑恶势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就像围着粪坑打苍蝇一样,黑社会等犯罪是禁绝不了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阶级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分散的原子、碎片,只能单独面对罪犯,能不能指望上警察、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就靠运气了。一是因为有时犯罪只是几分钟内的事,警察不可能时时处处在你身边。二是你制服了罪犯,有可能犯了罪。你要具备高超的武功,既能制服罪犯,又不对罪犯构成伤害,还要避免罪犯的事后报复。既要有相当的技术能力,又要把握罪犯的真正动机,还要把握交战时机。这太难了,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许多擂台运动员也在街斗打斗中栽了跟头(当然有擂台赛并不等于街头搏杀的原因在内)。昆山反杀案,如果不是网民的强大舆论,绝不会有正当防卫的判决。邓玉娇最终被免于刑事处罚,也相当不易。至于被判了刑的,就更多了。所以才有人寻求像教父一样的保护者为自己伸冤,但教父这样的人并不总是正义的化身,因为他是黑社会头子。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甚至需要教父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特别像黄赌毒这样的产业)。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法律主要针对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反抗(这就是人民成了维稳对象的原因),至于有些犯罪,只要不危及阶级统治,能容忍的就容忍。能把阶级斗争转化为族群斗争、恐怖仇杀、宗教矛盾,冤冤相报何时了,统治者甚至乐观其成。

  那么,坏人气焰嚣张,好人窝囊受气,没人敢同犯罪分子积极斗争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社会是如何失去的?或者得到这样的结果,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毛时代,失去了公有制,失去了阶级共同体,失去了集体共同体。相信了个人奋斗的梦想,相信了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欺人之谈。

  如果还是公有制经济,不独黑社会,像腐败,黄赌毒,高利贷,拐卖人口等等,绝没有泛滥成灾的土壤和空间。那是一个人民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各种犯罪分子如过街老鼠,夹紧尾巴做人的时代。那是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绝不会出现见义勇为者甚至只是受害者单打独斗,他人漠不关心,充当麻木看客的情形。因为集体的力量,正气压倒邪气,人们不怕坏人,反而坏人怕的是好人;因为集体的保障,如果有人见义勇为负了伤、甚至献出生命,绝不会有后顾之忧。一般也不存在向犯罪分子负法律责任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法律是保护人民的。

  首先是失去了公有制经济,恢复了私有制经济,恢复了雇佣劳动,才有了这些丑恶现象(不独是黑社会)产生的土壞和空间。经济基础变了,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人们的道德观念、文化思想等等都要发生变化。于是对于普人来说,做一个冷漠自私的、精致利己的“守法公民”成了人们明哲保身的最好选择。下面主要说说资产阶级是怎样在法律问题上达到他们的目的的。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受法律的束缚。人民在公有制的保障下结成了牢固的阶级共同体、集体共同体,对敌对阶级实行阶级专政,这些并不只是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等的职能。不仅阶级斗争,同反革命做斗争,就是同一般坏人做斗争也并不只是警察的权利。

  在私有制社会中就不一样了,由于剥削阶级的反人民性,人民就没有这样的权利,或者要限制这样的权利了。君不见抗战中蒋介石就不允许人民抗日,实行片面抗战政策,因为他怕武装人民。更不用说和平时期,只是打击一般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凭什么赋于屁民使用武力的权利。《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命根子是脖子上的一块通灵玉,剥削阶级的命根子就是他们的权力,如法律制度,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这是他们须臾不可离身的东西,失去这些东西,简直比要了他们的老命还要不得了。平常老百姓连染指都不行,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看一眼都不行。于是,这些东西要“专业化”了,只能由“专业”的人去做;可不能做那授人权柄,太阿倒持的蠢事。于是,菜刀也要实名制了。

  资产阶级,除了废除公有制,实行私有制,把人们变成只为自己、原子化的一盘散沙外,在阶级和法律问题上也跟列宁和毛主席背道而驰。于是,借着要法治,不要人治;以法治国;把法律交给专业人士;除了法律,任何人无权裁定与法律相关的事物;警察、法官、律师等要专业化;法律不讲道德等等,把人民的权利一再限制、剥夺。像官僚专业化,管理专业化,技术专业化,军队专业化,都是借着美丽的包装,行欺骗人民,限制人民权利,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的东西。于是有了昆明火车站5名恐怖分子致31死、141伤的重大惨案发生。只有5名歹徒,火车站那样人员众多的地方,却无一人反抗;如果人们展开发抗,区区5人根本致死致伤不了那么多人。很像抗战时数量不多的日寇能够屠杀或驱赶数量众多的中国军民。这次唐山案件也有这个特点。还有“政府要做民营企业家的店小二”,“谁和企业家过不去,我们就和谁过不去”,“企业家犯了罪,能不抓的绝不抓,能不判实质性的罪,就不判实质性的罪”;这才有了讨薪女工周秀云被警察扭断脖子、阆中公审农民工“恶意讨薪”的事件发生。法律为谁服务再也明显不过了。这次唐山打人案中有的罪犯就是企业家。

  不要说那些案件,就说一般的案件中,见义勇为者或受害者自己受伤固然不幸,就罪犯受到伤害轻者花医药费,重者吃官司,也让一般人承受不起,反抗不起,见义勇为更是不敢。因为在资产阶级眼里,反抗、见义勇为也是法律分让给人民的一种权利。

  为了将主要方面对付人民群众,瓦解阶级共同体,消散集体共同体,只能提出所谓的“以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那一套;为了应对日渐严重的犯罪问题,只能搞严刑峻法那一套;于是法律越来越多了。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一个私有制社会,那么那的法条、折腾真能防治犯罪吗?对于一个普通人,分别某人某事是否违法犯罪,过去只要凭借道德就大体可以了;因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可是现在却有点不好判断了,因力现在文明了,“法律不讲道德”了。至于那些“成功人士”、“企业家”、黑社会流氓恶棍,更得精通法律,或者聘请“法律专家”,怎样才能游走于法律边缘,钻法律空子,一句话,怎样做恶又不受惩罚。所以,说犯法者都是些不懂法的人,我是不全信的;做大恶者必是那些精通法律的人,窃钩者诛,窃国者候,就是说的这些人;可是少数有些人,或者他们的奴才,就不能保证事事时时处处做一个太平绅士了。所以胡锡进才会良药苦口、老婆心多地经常劝这些人,要低调,要低调。你看胡锡进多贴心啊!

  由于没有了公有制,没有了阶级共同体、集体共同体,才使得黑社会犯罪猖獗,犯罪分子极为嚣张,我是流氓我怕谁,相反的是人们不敢反抗,不敢见义勇为。在毛时代,在那个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的日子里,在那个风清气正的社会里,犯罪分子都是躲在阴沟、见不得光的屑小之徒,不要说人民警察,武装民兵了,就是普通群众,街道大妈一声怒喝,也要屁滚尿流,抱头鼠窜。

  公有制之下,人与人是共生合作关系,人与人要互相关怀、帮助、支持、原谅,也必然会这样。而在私有制之下,人与人要无事无时无处不激烈争夺。赢者通吃,输者无生存资格。整个社会充满撕杀、陷阱、暗算、勒索、欺骗。赢者高人一等,输者低声下气。人和野兽,没有区别。私有制社会,一切文化、教育、文艺都在宣扬美化这些思想。一切法律、制度、传统、风俗、习惯都在固化这种思想。在私有制之下,对于正义,就算有人良知未泯,想有作为,在法律和金钱的压力之下,迫于势单力孤,也会无奈止步。

  最后,就人治和法治,严打和运动再说几句。说毛主席爱人治,不依法治的人,本质上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人民的权利。希望大家不要被其迷惑。资产阶级真的做到只依靠法治,不依靠人治了吗?就说这次案件,要不是网友发声要求,他们会怎样处理,还真不好说。这样的事太多了。聂树斌是怎样被冤判的?明知是冤案又是怎样才被昭雪的?被冤固然是人治,昭雪又何尝不是人治?

  说毛主席爱搞运动,不靠法治,而某人的运动同毛主席的运动能相比吗?真的做到了只靠法治,不靠人治、不搞运动了吗?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以后,毛主席好象在黄赌毒黑方面,没有专门搞过运动。某人的严打,是不是仅仅为了治安而搞的运动?他在某些地方否定了运动,却在反面又偷偷恢复了运动,还说这样的人懂得矛盾,懂得辩证法,不是很可笑吗?其继任者搞的这样那样的“专项治理”、“专项行动”还少吗?在战争年代,王明等要么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冒险主义,要么畏敌如虎,采取逃跑主义;要么极“左”,要么极右。毛主席在中美接触后说,打仗时要防”左”,谈判时要防右。有的人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时不能采取正确的进退方法,要么冒进,要么投降。都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可他们又是怎样“张”“弛”的呢?在站桩中也有类似的道理。站桩要体会正确的松紧矛盾,即筋的相对紧张拉伸(但不同于平常如舞蹈杂技等的拉筋),肌肉的相对放松,不用拙力而能放松用力,松而不懈,紧而不僵是也。而错误的做法是,筋用不上舒展的力,肌肉用拙力,关节相压迫。用腰椎盘凸出做一下说明。腰椎凸出就是腰椎关节因为不能保持自然挺拨的姿势(懈了),而导致各关节互相压迫(僵了),时间长了,腰椎关节突出错位。这个病,有所谓的牵引疗法,但怎比得上站桩的功用。你看,你若不能体会正确的松紧矛盾,不等于这个松紧矛盾就不存在了,它会以错误的方式,以松懈、僵紧的方法表现出来。彼亦一矛盾,此亦一矛盾,彼此亦一矛盾也。

  像解决腐败、娼妓等问题一样,毛主席也解决了黑社会问题,某人及后继者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挑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利用矛盾倒是真的。成为“新常态”,与国际接轨,然后说这是世界难题,这倒是某种诚实。

  又徐明天先生说毛主席能解决这些问题,真是高明。而我要说,当然高明,但这只是一方面。因为他是按马列毛的方法解决的,是从阶级,所有制等问题上,做为一个整体,一以贯之,来解决的。这又是大道至简的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从术上着手,就是办法想尽,也是枉然。就是毛主席也解决不了,因为毛主席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讽刺某人的说法)。因为这是围着粪坑打苍蝇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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