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侠客、勇士、先生、老师、师傅这样的称呼,我更愿喊一声“司马南同志”!
因为,前些年,侠客、勇士、先生、小姐、老师、师傅。。。诸如此类的称谓,似乎有了许多令人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新内涵、新表达。唯有“同志”这个称谓,还是那么的原汁原味,那么的亲切和可信。
我不知道司马南是不是中共党员,但我希望我们国家我们党内有更多司马南这样的同志。
他不说教,不官腔。他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形式,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和胡同大爷大妈隔壁王奶奶们打成一片。现在,我们太欢迎这样深入群众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了。
他不徇私,不谋利。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常常顶着被网络攻击诋毁为“为了出名,为了赚钱”等“骂名”,在公众镜头前倔强地活着,在每天坚持录播的七八个视频中,直言不讳的质疑,指名道姓的批评。现在,我们太需要这样信仰坚定、正直刚毅、无私无畏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了。
他不信邪,不怕鬼。无论是伪科学的“气功大师”,还是伪民族企业的“资本大鳄”,无论是西方文学大奖还是东方黑恶政客,无论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是跪得太久太久、站不起来了的国内一小撮精日精美公知、大神,他都嬉笑怒骂,挥斥方遒,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尽管,被他批评过的某些人某些势力,蓄意开展了一系列恶毒的疯狂反扑,造谣中伤司马南同志及其家人,子虚乌有地编造司马南“老婆孩子在美国在日本”、“骂美国是工作,去美国是生活”、“司马南外逃了”,司马南同志仍然保持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洒脱和豁达,甚至还用中国老百姓特有的幽默和讽刺,自信地调侃戏弄他的对手:能够制造“司马南外逃”的谣言,敢于把驴、石板岩镇、《光明日报》、司马南外逃弄到一起的人,简直还不如驴。。。然后,该去胡同喝茶喝茶,该去河南拍戏拍戏。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莫言诺奖问题的争论,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热点,上上下下都在关注着这场争论。
无论从繁荣文艺批评,还是从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角度,这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争论的核心话题,是毛主席和习近平同志关于关于文艺的前后两个讲话:譬如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莫言同志的一些看法以及对莫言颁奖词的看法。
作为这场争论的主将,司马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多个视频,我认为都是非常客观的理论阐述,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正常的理论讨论。我觉得,这都对当下的文艺批评是健康有益的。中国文艺太缺少这样一种直面问题的讨论了,正因为缺少这样的讨论和批评,所以文艺出现的问题—次次成为大众忧心的文化思想问题。
可就在这样的讨论不断深入的时候,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好像结论和总结性的题为《莫言研究的一次重要集结》的署名文章。
这篇文章,只谈莫言创作的什么规律,什么文学形式等。它表面上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更没有涉及“两个讲话”这个争论的核心话题,好像是个文化学术问题。但是我要说的是,选择这么一个时机,在光明日报抛出这样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显然是有用意的,至少发文章的人是有这种用意的。什么用意呢?那就是像某些媒体人转发时放大甚至虚拟后的结论:“司马南炮轰莫言胜负已分:官媒为莫言发声,司马南逃离北京”。
为了强调司马南的“完败”和“逃离”,文章特别配了三张图片,其中两张说明《光明日报》是中央顶级官媒的权威性,一张是司马南的账号IP地址为河南,并配上了一个厕所,其恶毒用意不言而喻。
【“司马南逃离”一文的配图】
在官僚资本横行霸道的今天,一个文学大神、作协主席,想到国家级媒体上发篇文章,策划个“创意”,实在太容易了。因为无论是官僚,还是资本,某些人都可以信手拈来,左右逢源。
爱,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我们不相信一个人民作协、一个大众作家,爱国、爱党、爱军、爱民族、爱社会、爱人民,是用连篇累牍的污言秽语的对党、国家、军队和人民的诋毁、攻击、讽刺、抹黑来实现的。一个什么国际大奖是靠恨国、恨党、恨军、恨人民得来的。
今天,即便主流媒体如何彪炳他,如何吹捧他,在人民心里,绝不会笃信!老百姓是不可能轻易被这些忽悠的!联想问题的争论,老百姓选边站在司马南一边;如今莫言话题的争论,相信更多的老百姓同样会选边站在司马南一边!因为朴实的中国老百姓更愿意选择正义、光明,厌恶黑暗、恶毒!
回看司马南若干个关于莫言话题的视频,都是围绕正确贯彻毛主席和习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前后两个讲话,如何认识当下文艺现状,如何实现习主席要求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歌颂人民和劳动创造者,讴歌伟大的时代。这个主题非常明确。
关于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有一段特别著名的论断,“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
说到这儿,毛主席话锋一转直接批评:有些人对人民的事业,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冷眼旁观、毫无兴趣,他只关心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根本不愿意歌颂人民,更不愿意在大战背景下为人民鼓舞斗志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蠢虫,革命人民和革命队伍实在不需要这样的人。
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又做了诸多精辟论述。他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这一段段的讲话,听来那么深邃而亲切,那么通俗而晓畅。
司马南反复强调的,就是如何继续贯彻毛主席这个讲话,特别是贯彻习主席与延安讲话一脉相承的历次文艺讲话。
2020年,当时疫情形势严峻,社会充满恐慌的时段,人民是需要树立信心,是需要鼓舞斗志的,但确实就有那么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文章,表示对那些歌颂英雄的文章不感兴趣,公开呼吁湖北某报纸不要再刊发这样的文章,发什么呢?要发鼓励允许“骂街”的文章,鼓励“不满”的表达。这里某些人说的骂街,绝不仅仅是对工作的批评,而是要借助群众的某些意见,搅乱整个舆论场,好像越乱越好,这与善意的批评和寻找灾难原因完全是两码事。
今天,在媒体表达方式多样化的今天,人们发表意见的空间与延安时期已经天差地别。但不管多么纷繁复杂,概括起来,用思想形态划分,无非两大类,一类是主流的舆论,直接为人民抗灾服务,比如包括很多自媒体在内的大量文章,它让人民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大灾面前如何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病毒进行坚决的斗争。许多画面和故事可以说可歌可泣。这大大鼓舞着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大灾的信心和决心,比如那些盖满红手印的请战书,那些悲壮出征的图片,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奋勇向前的英雄,那些夜以继日艰苦战斗的科学家,等等,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宣传,坚定了信心,减少了恐惧,奋勇抗灾。许许多多的故事,大涨人民的士气。这属于歌颂之列。这类文章中,也包括对大灾原因的追问和思考,对官僚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对各种领导机构的行动的有效监督,等等,这都是我们宣传舆论的主流。
至于关于颁奖词的问题,是这次讨论的另一个核心,司马南同志以原文为基础,讲得非常透彻,人民群众也最为关注。但光明日报对这个核心话题也同样只字不提。这又谈何总结?
总之,无论是歌颂吹捧某些落马贪腐官员,还是暴露丑化故土故园的“驴和猪的声音淹没了人声”、“人吃人”,白纸黑字面前,原本我们其实无须争论和讨论!
当下中国,像司马南这样有情怀、有担当、敢直言、说真话,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理论批评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有千个万个关心国家意识形态和思想建设,又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基的思想纯洁、立场坚定、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我们这个党将更加的兴旺发达,更有生机和活力。
籍此,我们向那些保卫过中国主权、保卫过中国经济、保卫过中国社会、不听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花言巧语让中国人民独立自强的英雄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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