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霍英东长孙霍启刚发声表示：“大家都很清楚我的立场，我是坚决爱国的，并要旗帜鲜明地勇于斗争。”霍启刚称，“不要因为害怕这种说法或者这种情况而缩退。”
霍启刚发声的背景是李嘉诚计划向由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出售43个港口，《大公报》猛批李嘉诚不爱国。霍启刚的这一表态明显是针对李嘉诚的。
然而，这一表态似乎没有得到大陆网民的认可。在知乎的相关答题下面，400余条回答，几乎是一边倒地嘲讽霍启刚吃“爱国饭”，还有不少人为李嘉诚喊冤。
李嘉诚向美国出售港口运营权当然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行为。
当年大陆国企要买李嘉诚的港口，李嘉诚没有答应，那时的出价并不比现在贝莱德的出价低，况且彼时李嘉诚占有的巴拿马港口的股权仅为目前的一半，所谓“在商言商”是说不过去的。
李嘉诚对美出售港口的时机，正是美国已经对华全面发动经济战之后，这些港口和码头的控制权和经营权成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的重要战略资源；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李嘉诚的行为无异于资敌。
然而，知乎却没有出现一边倒地谴责李嘉诚的现象，而知乎只是大陆网络舆论生态的一个缩影。
霍启刚是不是在吃“爱国饭”，是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咱们暂且不评论；但是，大陆网民在李嘉诚卖港口事件中并非一边倒地讨伐李嘉诚，甚至还有不少人为李嘉诚喊冤，这样的局面恐怕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了吧？
其实，这样的局面在香港并不陌生。
六年前香港的事让人记忆犹新，事情的起源固然有美英势力作祟的因素，但香港的民生之困却是触发事件的根本因素，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香港的小学生曾写过一篇题为《李家的城》的作文：
“屈臣氏、百佳、和记电讯、7-11、惠康...... 看着一间一间诚哥旗下的物业，我心中有无比的感动。香港内一切的商店，不论是哪种的类型，全是诚哥带给我们的祝福与钦赐。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当然，香港传说中的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李嘉诚、李泽楷、李泽钜。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为香港建起力场、为打工仔遮风挡雨、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事实的确如此。
李嘉诚家族作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帝国，其产业布局虽然经历了近年来的资产调整，但仍然控制着香港房地产、能源、零售、电讯等多个关键领域。例如，长实集团仍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商，香港电灯公司和电能实业垄断香港约50%的电力市场，屈臣氏集团和百佳超市至今是香港无人可以撼动的零售巨头……
彭博商业周刊曾用一幅图简洁了当地说明李嘉诚等富可敌国的香港“四大家族”是怎样控制700万市民的生老病死。
正是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何鸿燊这样的资本巨头让香港的贫富差距和裙带资本主义程度冠军常客，财富集中度接近80%。
也正是他们制造了香港广大普通市民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制造了香港年轻人的前途无望：
然而，香港的年轻人却不去恨给他们制造困境的李嘉诚们，反而将矛头指向港府和大陆；不仅如此，他们还与李嘉诚眉来眼去，李嘉诚家族旗下的企业还为他们提供物资。
这样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笔者在上篇谈李嘉诚的文章里十年之前的舆论疯狂吹捧李嘉诚，把李嘉诚奉为成功学典范的，这并不是个例。
五年前，赌王何鸿燊去世的时候，大陆媒体亦给了很高的评价：
何鸿燊是怎么发家的，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当上了“赌王”的黑社会，依然是“黑社会”；然而，当上了“赌王”的黑社会，却可以成为座上宾，可以成为各路媒体膜拜的“神”。
何鸿燊死的时候，还有人拿他与李嘉诚做对比，来论证何鸿燊是“爱国”的，是“进步”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当梁振英为了解决民生问题，触动了大鳄们的利益的时候，何鸿燊痛责对方向董建华“献出八万五衰计，一棍打死班有钱佬，打冧地产市场”，更是直言：“若他（梁振英）日后做特首，我第一个放弃香港……他最憎有钱人，我要返澳门。”此等“爱国”的何鸿燊要置香港700万底层市民于何地？！
以此类推的话，霍启刚的“爱国”表态能有多少含金量也就不难看出来了。
当李嘉诚、何鸿燊们依然是“座上宾”的时候，也就不能怪普通的网民“不爱国”了。
李嘉诚的“不爱国”又不是一次两次了，而舆论场对他的讨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而这有什么用呢？
回到本文的标题，假如毛主席还在的话，他会如何对付李嘉诚呢？
笔者觉得，毛主席必然从改造香港的社会关系做起，打倒李嘉诚们的资本霸权，就算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至少也要一步步逼着李嘉诚们把不义之财吐出来，把民心争取过来。
那时，舆论上讨伐李嘉诚才能一呼百应，“在商言商”的李嘉诚也才会真正忌惮，毕竟民意没了，市场也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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