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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马克思哲学中生产逻辑的确立

仰海峰 · 2019-06-11 ·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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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又一次重要转变,即从生产逻辑转向资本逻辑,实现了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真正跳出古典经济学家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窠臼。在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要历史地位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其面临的理论问题,以便更为深入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展现《资本论》的哲学思想。

  按照我的理解,自1845年开始,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即以生产逻辑为主导的理论阶段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阶段。前者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后者以《资本论》为标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确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经过《哲学的贫困》中历史性思想的确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劳动本体论与资本逻辑并置的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了资本逻辑,并以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将自己的哲学推进到一个不同的层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批判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打破了思想独立性的哲学神话,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了从生产逻辑出发揭示社会存在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的基本构架。在上述的思想逻辑进程中重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方面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生产逻辑的理论构架,另一方面能够重新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一、通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之途

  如果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1845年前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受鲍威尔自我意识思想的影响,从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面对理论与现实问题。从理论建构层面来说,马克思以自我意识学说为基础,探讨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差异,强调理性自由,特别是个人的理性自由。从现实批判层面来说,这种自由的理性意识成为马克思评论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案的理论基础。在林木盗窃案中,本该从理性出发的国家,在现实中沦落为私人利益的工具,这使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都不足以面对当时的问题。1843年夏在克罗茨纳赫,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在现实历史中,市民社会决定着所有制形式,黑格尔哲学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这里发生了颠倒,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哲学主词与宾词倒置的批判,正好契合马克思此时的哲学理念。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进程中,费尔巴哈的影响日益明显,青年马克思进入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从1843年夏到1845年或1846年时期,这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及青年黑格尔派人员的关系较为复杂,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在哲学上与这些思想家打交道,而且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需要解决如何从基础理论层面实现上述不同领域问题的内在沟通,从而真正建构出自己的理论构架。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随后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思想为基础,以人的解放为理论指向,对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展开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强调,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政治国家是从家庭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但黑格尔从国家理性出发,将家庭与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理性的表现,看作国家理性的外部现实,这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需要以费尔巴哈的方式重新颠倒过来。“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1]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需要对市民社会进行具体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利己主义的战场,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出发,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的场所。“如果在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这些社会存在方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么家庭等等就表现为主体所固有的特质。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但这些实体性东西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东西。”[2]将人从这种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指向。

  在《论犹太人问题》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宗教解放的思想,说到底是将人变成市民社会中的人,即资产阶级人权意义上的公民,而“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人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3]。受私人利益影响,个体处于原子式的存在状态。因此,宗教解放并不是人的根本解放,人的解放就是要回到人本身,而要实现这个解放,无产阶级的革命则是必要的途径。在这个讨论中,虽然马克思在运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但他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明显有着黑格尔的痕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把他人看作实现自己利益的中介,这种利己性的原子式个人,是市民社会中个体存在的状态[4]。这也表明,马克思此时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重要影响,但他不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追随者。而马克思从无产阶级出发来探讨人的解放问题,则表明共产主义思潮已经直接影响到马克思的哲学建构。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正如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才能完成,而在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真正进入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受到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思想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他也在探寻自己的思想之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将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各种共产主义思潮批判融为一体的理论尝试。虽然从哲学基础来说,马克思强调费尔巴哈的奠基性作用,如在“序言”中,马克思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5]但马克思从来没有成为费尔巴哈主义者。在第一章中,虽然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作为自己论述的价值指向,但在具体展开时,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作为逻辑的构架,从而将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批判引向了市民社会的异化劳动批判,这是哲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论述人的解放的新的内涵。不过,这一逻辑建立在人本学的“应该”基础上,并没有超越康德意义上的伦理学的设定。实际上,当时思想发展领先于马克思的赫斯,从货币异化批判入手,从人的本质出发来面对现实,就是以康德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的。赫斯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出发认为:“精神的自由行动,是现代一切企图出发和归宿的核心。……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在德国对于旧的社会组织还理应有一个康德,正如在思想方面它曾经有一个康德那样。”[6]“自由就是道德,因而就是生命规律和精神活动的完成以及对这一事实的明显意识;因此,这不是通过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自然的偶然性,像以往任何创造物的生活中发生的那样,而是自我决定。”[7]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超出这一水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是一个逻辑完整的文本,在这一文本中,一方面存在着从“应该”出发的价值批判,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从现实历史出发的哲学思考。在插入第三手稿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马克思实际上是在以黑格尔的哲学反思自己的哲学前提,即费尔巴哈哲学。正是在这个讨论中,马克思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8]这意味着,要真正理解人的异化,黑格尔比费尔巴哈更有借鉴意义[9]。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开始深入到市民社会的批判分析中,这是费尔巴哈无法提供的,而黑格尔则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一种哲学的参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有非常强烈的历史与现实感,这是马克思能够跳出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基础。在这里,类本质的异化批判理论与现实劳动本身对人的生成和影响的理论同时存在,这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深层结构。可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种双重的批判:在初步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后,马克思一方面以费尔巴哈哲学来批判黑格尔哲学,以求获得批判市民社会的哲学基础,并以此统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共产主义思潮;另一方面,马克思以黑格尔哲学重新考察费尔巴哈的类哲学,以便自己的思考真正地深入到社会历史中。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的哲学批判则体现出他们历史理解的重要进展。在这个批判中,他们一方面揭示思辨哲学的逻辑结构,另一方面则试图揭示思辨哲学的社会基础。针对鲍威尔等人以抽象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