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六）
第三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及共高潮的斗争。
相持阶段的有条件的到来
武汉广州陷落后，日军已侵占了半个中国，控制了大部分主要交通线和大城市，国民党则基本上被赶到了西南和西北的后方。日本侵略者认为蒋介石政府已不能对它造成多大的威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骄狂地提出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野心，同时又宣布：“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有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加拒绝。”这祥，它就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把战争初期采取的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成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企图借此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的招降声明一出，立刻就从国民党那里得到响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代表马上赶到上海，在十一月中旬和敌方代表秘密会商，接受了敌人的招降条件，实行所谓“日华共同防共”，中国承认满州国，允许日本驻兵和日本人在华居住和营业自由等等，并无耻地把这些说成是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潜离重庆，经由昆明到达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这时，敌人把事前商定的条件在二十二日作为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发表。然后，汪精卫在二十九日发表所谓“艳电”，公开响应近卫声明，宣称要按声明的条件和敌人进行“和平之谈判”。由此，汪精卫及其一伙党羽就公开实行了对日投降，并且劝说蒋介石也接受这些条件。
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然不是国民党亲日派所能出卖的。敌人对国民党改变策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敌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广大的土地，但是战线越来越延长，兵力越来越分散。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却迅速发展起来。这使日本政府感到国民党虽然不能阻挡住它的进攻，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却是可怕的。于是，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用到解放区战场。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时，敌大本营在《关于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后战争指导的一般方针》等文件中，就一再强调“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确保主要交通线”。为此，一九三八年秋冬，敌军就对华北各主要根据地展开了残酷的“大扫荡”。一九三九年春，华北敌军又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军事上提出了“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从此，敌后战场逐渐变成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妥协投降，领导敌后军民，不顾艰苦困难的条件，英勇地展开反“扫荡”战争，不断打击敌人，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军民，决不允许国民党出卖祖国，妥协投敌，就迫使蒋介石不敢公然和汪精卫走上同一条路。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表面上说要继续抗战，但是却在会上说明“抗战到底”的“底”，是“复恢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为实现投降摆出了“价格”。他的党羽们也公然制造“日本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等投降舆论。蒋介石还派出密使与敌人在香港、上海等地进行秘密谈判，随时准备转而结束抗战，代之以投降。实际上是徜徉于阴阳之界，徘徊于和战之间，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唱双簧，装红白脸。
蒋介石的这种反革命两面政策，是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态度分不开的。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成立“反共轴心”以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一贯借口“中立”，实行所谓“不干涉”政策，纵容法西斯侵略活动。一九三八年七月，英、法和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企图引德军东向进攻苏联。日本在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的同时，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英美帝国主义也想在远东演出慕尼黑丑刷，企图在维护自已的殖民利益的情况下，促成中日妥协，促使日军北向进攻苏联。一九三八年冬和一九三九年春，英国驻华大使多次往返上海、香港、重庆之间，为日蒋牵线搭桥，企图策动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出卖中国抗战。
但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却使远东慕尼黑阴谋不能得逞。一九三九年七月，英国在有关天津租界的问题上与日本订立《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完全承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日本于五月间在中蒙边境诺蒙坎发动的进攻遭到惨败，不得不向苏联要求停战。因此，远东的反苏战争并没有发生。在欧洲，英、德、苏三国关于集体安全的谈判于四月开始进行。由于英、法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却又企图在东面开一个缺口让德军东进威胁苏联，所以，到八月中旬谈判终于破裂。八月二十三日，苏、德签定了互不侵犯协定。九月一日，希特勒进攻波兰。英、法企图“坐山观虎斗”的诡计失败，不得不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爆发了。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使蒋介石对日本投降难以实现，这一次远东慕尼黑阴谋也终成泡影。
武汉、广州失陷之后，正面战场上敌军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停止，标志着战略阶段的某种转移。毛主席指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下，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了。但是，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军力对比，并未由我之劣势转为敌我平衡，所以“相持”只能是基本上的和有条件的。只要敌军一旦发起进攻，蒋介石军队就会继续退却。一九三九年二月，敌军登陆海南岛，国民党军的防线几天内就全部瓦解。三月，敌军又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江西南昌。六月，广东的潮州，汕头等地也陷于敌手，此后，国民党战场上的这种损兵失地的事依然是不时发生的。
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
蒋介石是随时准备结束抗战，代以投降的。因此，他的政策不仅不是加强团结，改革政治，准备反攻的力量，而是加紧反共活动，强化法西斯统治，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在
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国民党政府明显地实行了它在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转移到反共反人民。
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以后，又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国民党在各地竭力控制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行动，破坏一切群众组织，加强特务统治，限制和镇压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到处进行磨擦破坏活动。又编造雪片一般的所谓“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陕甘宁边区实行封建割据，向外扩张”，乃至“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等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实行分裂。从此，全国各地到处弥漫着反共的黑潮。蒋介石还派出一部分军队，进入敌后，打着发展游击战争的招牌，实际上和敌伪勾结，专门反共。于是，在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到处出现磨擦事件。
对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早已进行封锁和破坏。他们阻止革命青年去延安，并由特务机关在西安、兰州设立法西斯主义集中营，加以速捕和囚禁。同时，在边区内部，开展所谓“点线工作”，发展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活动。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在陇东地区制造土桥、庆阳事件，破坏边区政权。在绥德专区，利用他们还保存着的专区及县的行政机构，大肆进行反共活动。五月，在边区周围大规模地修筑由沟、墙和堡垒构成的封锁线，断绝边区与外界的交通，准备发动军事进攻。
在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抗日游击战争一开始，国民党就破坏统一战线，到处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冀中的张荫梧，山东的秦启荣这些反共专家，都是在一九三八年春，根据地刚开辟时就开始搞“磨擦”活动。以后，国民党又委派所谓省、专区等政府官员进入敌后，妄图向共产党“收复失地”。他们还宣称要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政委会等抗日政权。一九三九年四月，山东反共专家秦启荣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干部战士四百多人，制造了博山惨案。六月，河北的磨擦专家张荫梧袭击八路军在深县的后方机关，惨杀我指战员四百多人。在华北各根据地到处发生了这类惨案。张荫梧与敌军和华北伪治安军勾结，共同进攻八路军，无耻地自称“曲线救国”。这种政策立即为蒋介石所推广，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陆续投降敌人，改编成伪军，在“曲线救国”的名义下公开反共。从此，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经常处在日军，伪军和反共顽固派三方面夹击之中，使斗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了。
在华中地区，国民党除在皖南限制新四军的活动，在江南敌后极力破坏我军的东进抗日之外，一九三九年起，又到处破坏新四军的后方机关。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制造震动全国的“平江惨案”。
所有这些反共活动与围绕和战问题闹得甚嚣尘上的投降倾向，成了当时政治形势中极为严重的危险。为了反击这种逆流，毛主席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的重要文章，号召“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的周恩来同志写信给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提出了严重抗议。七月七日，党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一日，延安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纪念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发表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强烈地提出“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并针对蒋介石妄图利用“统一”的名义消灭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鲜明地提出了要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的主张。大会打电报给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议平江惨案，要求取消那秘密流行、并成为各地磨擦事件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毛主席又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一系列著作中，教导全党要提高警惕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毛主席指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强调必须坚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重要的政治原则，重申了我们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努力去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力争时局的好转。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自卫原则，以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我们党面临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一九三九年六月，毛主席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分析反投降斗争形势和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对付可能的突发事变，引导革命的航船绕过险滩和暗礁，驶向胜利的前途。这样，革命的实际运动迫切要求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这个重要的任务已经历史地提到党的面前来了。
准备自己，也就是加强党的建设。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群众中威信迅速增长，大批革命新生力量要求参加党的队伍。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专门作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定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力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和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一年多以来，党的组织工作随着革命斗争的迅速展开，而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但是，由大批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新组织，还不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有提高水平的问题，老组织也需要进一步巩固。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党内也混进了不少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三九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规定在一个时期中，一般地停止党的发展，而把整理、紧缩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且特别指出，要把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纠正各种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观点，当作巩固党的中心一环。
毛主席十分重视从政治上思想上建设我们党的问题。十月，党中央出版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专门刊物《共产党人》。毛主席亲自写了长篇的发刊词，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毛主席指出，要解决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问题，这是与党的十八年斗争历史分不开的影并且深刻地分析了我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党的建设问题。
毛主席揭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因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被迫分裂统一战线。并且总结了这种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也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十八年来，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重性，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他们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不懂得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被迫分裂统一战线时，又不懂得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重新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这两种机会主义，都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调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学习这个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揭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我们党经过了参加北伐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斗争，才逐步学会了和坚特了武装斗争的。不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不把各种斗争组织到以武装斗争战胜敌人的总目标中来，就不能真正理解怎样建设我们的党。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也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毛主席教导全党：“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正确处理革命武装斗争，是党的建设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这两个特点，都为我国革命所有，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正确地理解这两个问题，决不能靠抄袭任何现成的公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现结合起来。毛主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全面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我们党的建设过程，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党的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经过革命斗争的反复实践，经过反对党内错误路线斗争，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党对于理论和实践有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统一的理解，就能胜利地领导和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一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这种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给了我们党以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雄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以这三大法宝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
《〈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光辉著作，是毛主席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它鲜明地指出：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才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巩固党。这是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是和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完全对立的。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不久，一九三九年七月间，XXX在延安马列学院抛出了大毒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闭口不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却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大谈唯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修养”，要人们关起门来“吾日三省吾身”。这种离开当时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修养”经，其目的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腐蚀党。这样的建党路线，只能使我们党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党员“修养”成资产阶级伪君子、两面派，以适应蒋介石“溶共”政策的需要。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共产党人〉发刊词》，实际上是对XXX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深刻批判。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
在准备自己、也准备群众、准备舆论的斗争中，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更深入更完全地结合起来，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伟大的理论著作。
国民党顽固派从加紧反共投降活动以来，便更进一步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一九三九年又发起了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高叫“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它的目的都是妄图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反共声浪一时甚器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民族资产阶级也摇摆不定。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同时，全国的民主宪政运动也在开始展开。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须要加以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道路也须加以批判。这也使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更直接的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只有从理论上彻底弄清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才能正确地指明中国的出路，把全体革命人民组织起来，去打倒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
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战胜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错误的政治路线总是以错误的理论为基础的。抗战以来，王明从“左”跳到右，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时也在理论上宣传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他鼓吹要发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这些所谓“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叫嚷要原来敌对的阶级、党派、军队，都在“仁爱”的旗帜下“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党的六中全会之后，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这一类荒谬的理论宜传并没有终止。XXX、陈XX还公然抛出《论共产党员修养》和《新人生观的创造》、《三民主义概论》等修正主义大毒草，继续毒害党和人民。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介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问题，用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已变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了。
为了解决这个伟大任务，毛主席在这个时期作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亲自主持编写了干部的政治理论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根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论断，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
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伟大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了全面的科学论述。这部著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问题，更加完整地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
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指出：中国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虽然革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是已不属于旧的范畴，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了。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并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钱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这个光辉论断，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正警告。如果它们顽固地坚持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就必然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结果。这也是对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深刻批判。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阶级投降主义，便必然会滑到反革命方面去。第三条道路或者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毛主席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以及这两步之间的正确关系问题。这时，蒋介石雇佣了几名托洛茨基匪徒，大肆鼓吹“一次革命论”，胡说什么一切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之内了，共产主义应该“收起”云云。针对这种叫器，毛主席科学地阐明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区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三民主义，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宣扬“一次革命论”的目的，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任何革命，为投降日寇制造舆论。同时，毛主席又总结了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经验，完整地论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并且明确地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毛主席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政权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国家所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建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不仅从思想上政治上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且完整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前进的航向。这些著作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关于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关于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毛主席在从事伟大的理论斗争的同时，还领导全党为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危险，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O年春，蒋介石为了准备投降日寇，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北省东部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人五六百人。十一月十一白，国民党军和特务一千八百多人围攻河南省确山县的新四军留守处，残杀伤员和军人家属二百多人，造成了确山惨案。就在这时，国民党举行五届六中全会，秘密决定从以政治“限共”为主的方针，进而实行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这样，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发展到公开实行军事进攻的程度，第一次反共高潮就此开始了。
这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原来在抗战初期，在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山西成立了群众抗日团体牺性救国同盟会（牺盟），组织了抗日武装决死队（新军）。在蒋介石的策动下，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秋和日军直接勾结起来，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共事变。十二月初，阎锡山在晋西假说发动冬季攻势，要接受我党领导的新军配合出击，同时制造谣言，诬蔑新军“叛变”。并且调动事先集中的六个军的兵力，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消灭新军，乘势进攻解放区。这次反共高潮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对陕甘宁边区的直接进攻。蒋介石在十二月底，指令胡宗南部向边区大举入侵。胡部出动陆空军配合进攻，强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五个县城。并且集结大军，准备进攻延安。在绥德专区内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肆意进行破坏活动，接应胡宗南部的进攻。这两次东西相应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把延续了一年的反共磨擦活动推到了高潮。
对于反共顽固派的这种猖狂进攻，毛主席领导全党进行了坚决斗争。新军在八路军支援下，给了阎军以重大打击之后，分头进入晋西北和太岳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军也从此正式编入了八路军。十二月二十五日，八路军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罪行，从政治上进行了反击。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由华北前线回援陕北，协同留守兵团，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驱逐了盘踞在绥德地区五个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巩固河防，消除了内敌，并且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成一片。
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毛主席及时地指示全党掌握正确的策略。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为党中央写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指示，全面地分析了政治局势，指出当时形势的特点，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抗战方向，在对立的斗争中，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必须对一切投降反共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的全国化，另一方面，也必须认清还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有利条件，可以迫使国民党顽固派不易完全妥协投降，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因此，党的总方针，应该是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高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警觉性。除了坚决反击顽固派的军事、政治进攻之外，还必须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毛主席亲自领导全党贯彻党的这个总方针，向反共顽固派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汪精卫和日寇签订了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四O年二月一日，延安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讨汪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并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为题发表讲演，并为大会起草《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这些文件，声讨了汪精卫的反共卖国罪行，也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活动大张挞伐。同时向全国发出号召，要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二月二十日，延安举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主席又亲自出席，并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为题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毛主席尖锐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口谈宪政、实际上坚持法西斯专政的欺骗宣传，指出我们现在需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是经过同反动派的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毛主席的指示，给全国的宪政运动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我党的这些强大的政治攻势，对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原注：《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是汪精卫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其主要内容有：一、东北割让给日本，把蒙疆（指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二、汪伪政权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三、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四、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五、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还在继续进行。一九四O年二月，冀南地区的国民党石友三部完全投降了日伪，勾结敌军向八路军进攻。接着，蒋介石又在三月指令朱怀冰等部和日伪军配合，在晋东南地区分三路进攻太行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我一二九师在多次劝导，顽军仍执迷不悟的情况下，奋起自卫反击，歼灭朱怀冰三个师和击溃石友三部，彻底击败了这次进攻。
顽固派在军事上受了挫折，在政治上又陷于孤立，终于不得不收缩它反共的魔手。至此，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七）
第四节 人民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论政策》等著作的发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解放区战场的反“扫荡”战争。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加强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继续同敌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和“扫荡”，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同时，在斗争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到一九四○年七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五十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八十万人，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已经达到大约一万万人。我军抗击着侵华日军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八和伪军的全部，总数共达七十万。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已经成了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解放区战场已经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
在华北，八路军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四个大的战略区。
晋察冀边区：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我边区军民粉碎了五万敌军的二十五路“围攻”，毙敌七千人，伤敌万余人。一九三九年，日寇在春季大“扫荡”被粉碎后，十月间，又在北岳、冀中两个战场上发动了冬季大“扫荡”。敌人对北岳区分兵十二路进行围攻。我军除分路阻击外，并深入敌后作战。十一月三日，日军第二混成旅团头目阿部规秀中将，从涞源派出一个联队约七百余人，向我军进攻，被我围歼于三岔口山沟里。阿部接到求掇急电后，倾巢而出，向我军反扑。结果，陷入了我军布置的包围圈内。阿部规秀犹如一条受了伤的疯狗，率领残部一千六百多人疯狂向北突围。在黄土岭、上庄子一带，又被我阻击部队截住。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名将”，东冲西突，
到处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阿部及其以下五百余名官兵均被我军击毙。日寇哀叹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到十二月中旬，我军共打死打伤日寇四千多人，俘虏日伪军二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冬季“扫荡”。这时，晋察冀边区已发展到同蒲路以东，正太、德石路以北，张家口、沽源、承德以南，山海关以西，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之各一部，划分为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冀东五个区。
晋冀鲁豫边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军粉碎了三万敌军对冀南的进攻。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九月，在反击敌人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中，又歼敌近万人。这样。发轫于太行山上的抗日游击战争，便扩大为西起同蒲、汾河，东至渤海，南靠黄河，北沿正太、德石路的一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划分为太岳、太行、冀南、鲁西、冀鲁豫五个区，包括山西的东南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黄河以北部分以及山东的西部。
晋绥边区：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初，我军粉碎了敌人春季大“扫荡”后，于一九四O年二月在晋西北召开了第一次晋绥边区行政会议，建立了晋绥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又粉碎了敌人的夏季大“扫荡”和冬季大“扫荡”，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山东区：一九三九年三月，罗荣桓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西南部。我军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投入战斗，首先攻克了敌伪重要据点郓城西北的樊坝。四月下旬，敌人动员了泰安、兖州、济南、东阿等十七个城市的守备兵力六千多人，坦克一百辆，在其山东最高指挥官的率领下，分兵七路，向我军驻地泰安、肥城一带山区的陆房包围靠拢，妄图一举围歼我军。五月十一日，我军连续打退了敌军多次冲锋，毙伤敌军一千三百多人后，乘夜四面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次日，敌军在炮火掩护下窜进陆房，不见我军影子，惶惑地叫道：“八路军天上飞去了！”最后，只得拖着一批尸体，狼狈而归。八月，我军再次在古梁山泊附近歼敌一个大队。一九四○年一月，又击退敌三万余人的进攻。山东地方游击队也于一九三九年统一了编制，有力地配合着主力部队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全区有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五块抗日根据地，包括津浦路以东之山东省的大部地区以及河北和江苏两省的各二部地区。
在华北我军反对日寇的斗争胜利发展中，却受到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顽固坚持王明路线的XXX，背着中央，从一九四○年八月起，擅自调动八路军一百十五个团四十万兵力，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次战役，错误地把正在发展中的游击部队过早编成正规军打大仗，进攻敌占交通要道，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在敌人面前暴露了华北我军的实力，违反了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适应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这一严重错误，造成了华北我军尔后作战的许多困难。同时，在“扫荡”和反“扫荡”的尖锐斗争中，敌军也极力加强它对铁路沿线的控制，侵占了一部分县城、主要集镇和交通要道。敌军还按照所谓“囚笼政策”的需要，加强修筑公路线和一小部分铁路线，到处筑碉堡，安据点，大挖封锁沟，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和包围。华北敌后斗争的困难正在逐渐增加起来。
要坚持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有重大的意义。从抗战一开始，毛主席就强调要建立敌后民主政权。但是，由于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干扰，有不少地方并没有真正建立起革命的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上右倾路线的影响，边区以下的地方政权的情况却是复杂的。绥德等区的行政权力把持在顽固派手中，还有不少县份是国共两方各自派有县长的。在河北省，冀中、冀南都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竟从遥远的后方任命了一个所谓“省政府主席”，要在敌后复辟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而忠实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XXX，竞然大张旗鼓地予以欢迎。在山东，从一九三七年冬起，我党就发动游击战，逐步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没有及时独立地建立人民政权，顽固派却打着“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招牌，指挥秦启荣之流反共专家，到处进行反共屠杀。历史经验证明，不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就不可能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王明路线的不要政权的错误，正好适应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需要。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纠正错误路线的干扰，指导解放区政权建设，毛主席在一九四○年三月为中央写了党内指示《抗日据据地的政权问题》。指出，“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这个文件，对我党要建立的政权的性质、三三制原则和施政方针，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个指示，结束了王明路线的不要政权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纠正了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各敌后根据地普遍加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太行、太岳两根据地和冀南、鲁西、冀鲁豫几个根据地，在一九四O年八月建立统一的行政联合办事处，形成包括五个地区的晋冀鲁豫边区。一九四一年正式选举成立边区政府。在山东，一九四○年底建立了战时行动委员会，作为山东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原来已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加强了政权建设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改选。十一月，举行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演说，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进一步树立了典型。各个战略区的形成，各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加强，对于华北敌后抗日斗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
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战的发展
当敌军以主要力量对华北我军进行扫荡战时，新四军正在长江两岸积极实行战略展开。东进江南的第一、二支队在基本上建立了茅山根据地之后，一九三九年初开始，一面东进武进以南的滆湖地区，一面北上经营扬中、苏北。五月，主力一部组成东进纵队，越过沪宁路，开辟江阴、无锡、常熟间的三角地区和阳澄湖地区，挺进上海、苏州近郊，六月夜袭了虹桥机场。十一月，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任指挥。长江北岸我军，五月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同志任指挥。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的津浦路东和路西建立了根据地。由河南东进的游击队，开辟豫皖边区，以后又编成第六支队，进入淮北开胖根据地。另一支游击队在鄂豫开辟工作，以后组成鄂豫挺进纵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党中央鉴于华中我军已经实现初步的战略展开，决定进一步大力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一月，江南新四军组织挺进纵队，向苏北扬州、泰州地区进军。同时，八路军二万多人，由山东和冀鲁豫地区陆续南下，增授淮水和皖东北的新四军。这样就造成了由北、西、南三面协同开辟苏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形势。
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工作，是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首先，在皖南领导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项英依然拒绝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持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人民军队。一九四○年五月四日，毛主席专门为中央写了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批评了项英的错误。毛主席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必须坚决实行发展的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偏，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并且告诫项英，对于反共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必须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这个指示下达后，在苏南，陈毅同志立即贯彻执行了。但是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使皖南新四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在西北和华北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被击败后，就把华中变成了新的反共磨擦活动的重点。盘踞在苏北的韩德勤部拒绝团结抗日，从一九四○年三、四月起，不断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李品仙部一起，向我皖东和皖东北根据地进攻。大别山的桂系顽军还围攻我在鄂中、鄂东坚持游击战争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国民党并提出要在安微、江苏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军撤往皖南，企图额占江北，割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各个击破。这些地方的我军，在江北指挥部指挥员张云逸同志和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同志的领导下，都坚决实行了自卫的原则，坚持了抗日根据地，并坚决地拒绝了国民党要四、五支队南下的“命令”。
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给日军造成了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的有利条件。就在国民党驻鄂、豫、皖三省的军队大部用于磨擦战争时，从一九四○年五月起，华中敌军发动了鄂豫战役。国民党军队稍作抵抗便一败涂地，六月前半个月中，连失襄阳、荆门、沙市、宜昌，敌军前锋直进到三峡门口，国民党军退缩到恩施一角。武汉失陷后还剩下来的大半个湖北省，这时又精华全失。千百万人民，被勇于反共、怯于应敌的国民党顾固派委弃于敌军的屠刀之下。
针对这种形势，为了督促国民党对敌抗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中，提出了正确解决抗战进程中的两党关系问题的建议。宜言声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县境内，与一切抗日军队协同作战。但要求国民党约束其部下，不采取足于引起冲突的行动，以保证抗日战线上的团结一致。但是，蒋介石不仅对这种合理建议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在七月中旬向我党提交所谓“中央提示案”，要八路军、新四军“扫数”集中到河北和察南、晋北的一个狭小地区去，而且要“所有纵队、支队及其它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结束”。这个狂妄的方案，不仅要人民把大片已经收复了的土地交给敌人，要人民军队停止抗战，而且妄想把人民军队赶到一个狭小的地带，假敌军之手一举而消灭之。这是蒋介石的十分阴险毒辣的狼子野心的暴露。
但是，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不会上蒋介石的当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继续在敌伪顽军的夹击下，有力发展华中敌后抗战。一九四○年七月，陈毅同志领导的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与挺进纵队会合，建立苏北指挥部，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如皋等五县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在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之后，也在南下的八路军支援下东进开辟淮海地区。但是一贯不打日本，专一反共的顽固派韩德勤部却集中苏北的顽军，大举向南线我军进逼，扬言要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北。我军苏北指挥部根据协同对敌作战的愿望，按照韩德勤的要求退出姜堰，并一再退让到黄桥，并提出强烈要求，希望他们停止进攻，协商合作抗日。但韩德勤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认我军团结抗日的行动为可欺，继续向我军进犯。十月初我军奋起自卫反击，进行了黄桥反顽战役，歼灭了进犯的顽固军主力。蒋介石和韩德勤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他们妄想消灭新四军苏北部队，却以他们自己的失败促成了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稳固。从此，华中敌后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华南，从广州失陷后，以东江地区红军游击队员、省港工人、学生为主要成份，组成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他们不断打击敌伪军，先后在淡水、东莞、惠阳、宝安等地建立根据地。一九三九年春，在南海、顺德、中山一带也开展了游击战争。抗日武装力量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并以淡水为中心，在二十多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一年，发展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在海南岛上，一九三八年冬，原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独立队。日寇入侵之后，游击队奋起抵抗，并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壮大。到一九四一年，发展到数千人，成立琼崖纵队，在儋县、临高、琼山、澄迈一带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坚持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人民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迅猛发展，是和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地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分不开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仅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联合，而且还和一部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从这个统一战线形成之日起，毛主席就强调指出，在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中，右倾机会主义、即阶级投降主义将是主要危险倾向，并且领导全党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党着重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时，“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被掩盖着，到了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十分尖锐时，这种过左的错误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而且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
这种过左的倾向，表现为忽视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就会全面破裂，全国性内战即将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不适用了。从这种错误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出发，便不能不在政策和策略上出现一系列错误。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不懂得适可而止，不懂得在目前条件下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还不敢完全投降日寇、彻底与我党分裂。不善于区分顽固势力和中间势力，并忽视对后者实行团结和争取的方针。不注意争取知识分子。过分打击愿意抗战的地主以及资本家、商人等。在政权工作中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作用。甚至反映到军事行动上，不坚决执行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认为国共合作即将破裂而主张向国民党军队驻防地区发展。这些倾向还没有发展成一条错误路线，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以后的一个时间中，却成了妨碍正确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主要危险。
毛主席领导我党正确地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在继续反对右的倾向的同时，针对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党注意纠正开始变成主要危险的“左”的倾向。一九四○年三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重要报告，全面地论述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同年十二月，毛主席又写了党内指示《论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策略方针，并且详尽地规定了一系列的重要政策。这些著作完整地表明了毛主席的策略思想。
首先，毛主席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抗日战争中划分为进步、中间、顽固这三种政治势力的特点，完整地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论政策》)的策略路线。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革命的基本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动革命的群众运动。这是我们一切斗争的立足点，是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是党的一项极重要的政策。“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置的态度。”(《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但是，要实现这些任务，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就是：我们有充分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对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方面同他们的反共投降政策作坚决的斗争。“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团结他们共同抗战。这三者是党的完整的策略原则的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要正确贯彻这种斗争策略，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毛主席强调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以为斗争会使统一战线破裂，而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求团结，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对顽固派的投降反共政策作坚决斗争，才能阻止投降和内战的全国化，借以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但是，以为斗争的手段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统一战线可有可无，这种“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也是错误的。
为了实现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这个总任务，我党不仅要尽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且要充分利用顽固派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顽固派还没有公开的全面的破裂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应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中，其时间越长越好，这对于坚持团结抗战是有利的。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思想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各种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主席制定了统一战线中反对顽固势力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出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必须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也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而是利用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对顽固派斗争要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以后，应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并主动地同他们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双方实行休战，而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时，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总之，“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论政策》)为了实现这个基本原则，克服“左”的右的倾向，毛主席还规定了党对于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这些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是总结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结晶。毛主席教导全党，必须记取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样两种极端政策的教训，实行综合联合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一套完整的斗争策略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它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
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在一九四O年十月开始的。这年四月，希特勒德国占领北欧，五月向西线发动进攻，英法联军不堪一击，在一片混乱中逃往英国，德军进入巴黎，法国宣布投降。九月，德、意、日签定同盟条约，正式形成法西斯三国轴心。同时，日军霸占了越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蒋介石以为日美斗争从此激化，日本将无力侵华，另一方面，日本也以退出龙州、南宁为饵向蒋介石诱降。蒋介石决心利用时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他用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皓电”，大肆诬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强令黄河以南的人民抗日部队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并要五十万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十万人。同时密令大江两岸的国民党军几十万人，准备向我军大举进攻。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大大增加。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这样开始了。
在对付这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我党在一开始即采取了既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又照顾团结抗日大局的立场。十一月九日，我党以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等名义，发出“佳电”，恰当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要我军限期北移的荒谬命令。但是，为了顾全抗战的大局，同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同时，对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公开的抨击，要求解决国共两党间的若干重要悬案。电文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扫清道路。”这些人“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这就向人民指出了时局的严重危险，使人民提高警惕，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这种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的态度，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使顽固派蒋介石陷于被动，而我党在政治上则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同时，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全军紧急动员，为应付突然事变，进行充分的政治军事准备。
但是，奉行王明路线的项英等人，起初不顾背靠顽固派的危险，企图株守皖南，不愿北移。以后，在中央的一再批评下，几经拖延才决定北移，却又违反中央指示，不按中央指出的路线前进，而去和顾祝同商量我军北上路线。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共九千多人开始北移。这时，顾祝同、上官云相早已布置了七个师共八万余人对我军进行伏击。五日，我军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同国民党军遭遇。由于项英指挥混乱，举措不定，以致逐渐被顽军合围。面对着敌人的重兵围攻，我军广大指战员奋战七昼夜，终于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于十四日阵地全部被占。军长叶挺同志最后领导部队奋勇突围时，被窃据东南局付书记职务的饶漱石迫使去和顽敌“谈判”，以致被扣。项英在危急时出逃未成，最后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全军除千余人英勇突围外，其余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性。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反咬一口，于一月十七日发出反革命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二十余万军队向新四军江北部队进攻。第二次反共高潮至此达到了罪恶的顶点。
（宣平说：我想，后面的延安整风可能与之有关。）
事变发生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迅速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二十九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正式重建，并将华中我军改编为七个师。在八路军的有力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坚持和发展华中的抗战。与此同时，我党在政治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二十二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政治阴谋。并严正警告顽固派，要他们“悬崖勒马，停止挑牌”。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等人、停止华中西北的反共活动、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等十二条，作为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行动纲领。我党呼吁全国人民警惕事变的发展，准备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并且严正宣告，无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和全国人民都有责任和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反动派横行到底。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解放区广大军民坚决声援新四军的斗争，痛斥顽固派的反共投降罪行，并为打败顽军的新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要求团结抗战，反对反共内战。许多海外华侨团体为此发出了通电。本来劝我让步的中间人士，这时也转而对我党表示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在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他的英美主子也不愿他完全投降日寇。在内外责难，狠狈不堪的情况下，蒋介石企图用诱骗我党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办法来掩饰他的罪行。我党坚决回击了这个阴谋，拒绝出席参政会。三月二日，我党提出了要求国民党停止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等十二条，作为解决时局的临时办法和出席参政会的条件。我们党的这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阴谋，获得了广大人民包括中间派的广泛同情。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说什么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这实际上已是退兵时的一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面目被彻底揭露，我党的正确方针则得到了国内外一切赞成抗日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我党对顽固派的坚决斗争，也支持和争取了中间派。在这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他们的统治区大规模逮捕进步分子，镇压进步文化活动，实行白色恐怖。中间势力在我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开始组织民主党派。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正式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我党合作进行抗日民主运动。这次斗争的经验，充分证明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英明伟大。毛主席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著作中，再一次强调了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教导全党，要认真执行《论政策》中的原则指示，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善于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有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些总结进一步丰富了我党的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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