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八）
第五节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整风运动的准备
我们党创立以后，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经过和机会主义路线的不断斗争，直到伟大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彻底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从那时以来，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地胜利前进。党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策略等方面，都有了正确的完整的路线，党不仅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而且还规定了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硕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发展。党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一条真理：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
（宣平说：至理名言。）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机会主义路线仍然不断地从右的或“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只有坚决同这些危害革命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并且彻底战胜它，正确路线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路线，这时虽然已得到纠正，但也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地加以清算，特别是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就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表之后，王明还把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加上三版序言，重新出版，为错误路线辩护。《论政策》一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也受到党内一些人的非难。同时，党的老干部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迫切需要提高马克思宁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抗战以来，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新党员有很可爱的革命极积性，但又带着不同程度的旧阶级和旧思想的烙印，迫切需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理论是路线的基础。要彻底纠正一条错误路线，不但要进行组织上的整顿，而且还要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整顿。要贯彻执行正确路线，也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为基础。为了使全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必须开展整风运动，把两条路线斗争提高到理论上来加以解决，从思想理论方面打败错误路线，彻底摧毁错误路线的理论基础。只有把思想上的路线搞正确，才有可能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这是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是正确路线彻底战胜错误路线的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已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善于把它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的任务，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个指示并没有正确地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整风运动，不对党员进行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端正起来，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政策和策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毛主席、党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准备。一九四○年底，从各地抽调了一些负责干部和“七大”代表来延安学习。一九四一年三月，重新出版了《农村调查》。毛主席在序言中严肃地批判了那种“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错误态度，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强调必须“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题作了重要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正是这个主流，保证了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但是，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和这种主流背道而驰的、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这个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指出：“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实行和提倡的是理论和实际分离。“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毛主席号召全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此，毛主席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以及根本改造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的任务。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之一。它为开展整风运动提出了战斗的纲领，作了重要的政治动员和理论准备。全党整风运动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报告精神的指引下全面地展开了。
这时，抗日战争正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我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一九四○年中，侵华日军以几乎一半的兵力使用于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一九四一年，更增加到以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进攻解放区。三月，日寇和汉奸在华北提出所谓“治安强化”的口号，妄图巩固他们对占领区（敌人称为“治安区”）的统治，加紧对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所谓“准治安区”）的“蚕食”，和对我解放区（所谓“非治安区”）的“扫荡”。在“扫荡”中，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八月，敌伪军十万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伪军五万人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对晋冀鲁豫、晋绥和山东等根据地的“扫荡”也大大加强了。对华中解放区，敌伪除了进行“扫荡”、“蚕食”以外，从一九四一年年中开始，还进行了反革命的“清乡”活动。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在日伪加紧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猖狂地实行“曲线救国”。大批国民党官吏和将领投敌反共，整师整军的顽固派军队换上了汪伪军的旗号全力进行反共战争。同时，蒋介石又增派军队包围抗日根据地，加强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根据地军民。本来就微薄不堪和拖延欠发的八路军、新四军军饷，从第二次反共高潮一开始便被全部扣发。加以华北广大地区连续发生的水、旱、虫灾，更增加了解放区的困难。在内外敌人的进攻和封锁之下，抗日队伍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有的地区的军民不得不以树叶草根充饥。这种严重的困难局面，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中一直延续着。抗日根据地缩小了，解放区人口由一亿降到了五千万以下，华北解放区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由四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少到三十多万，新四军由十三万五千减少到十一万，干部损失很多。
世界法西斯势力也猖獗一时。法西斯德国占领了西欧之后，一九四○年开始侵入东南欧。一九四一年春，席卷巴尔干。这时，美英又一次玩弄远东幕尼黑的阴谋，企图实行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的局面。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十二月八日，日本袭击了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向英美宣战。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菲律宾、关岛、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缅甸、荷属东印度等广大地区。一九四一年七月和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先后同英国、美国签订了共同对德作战协定，最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成线。
在抗战形势极端艰苦，斗争任务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毛主席把领导整风运动作为带动全党一切斗争任务的中心环节，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中国革命的航船经过曲折的航道驶向胜利。
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
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毛主席、党中央继续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准备。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党性锻炼的问题。鉴于我们党长期处于农村和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占据很大比重，容易产生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中央在决定中要求全党同志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锻炼，使我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八月，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意义，并对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作了重要的部署。九月，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克服主观主义，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干部的一次整风会议。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规定中央及各解放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和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问题。毛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并领导各高级学习组。十二月十七日，中央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以后又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纠正了干部教育工作中违反正确路线的错误。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重要演说《整顿党的作风》，向全党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伟大号召。从此，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了。整顿三风，从思想上清算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是王明路线，这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原则，以便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
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这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用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而在当时，教条主义则是主要危险倾向。王明一伙就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那不过是吓唬、欺骗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实际上他们从来也不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从来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从中引出结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相反地，却把某些书本上个别结论，当作天上掉下来的灵丹妙药，以为只要得了它，就可以包医百病。这样，他们的路线和政策便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反映这种客观规律和人民要求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轻视马列主义的指导，结果往往被教条主义所俘虏，并成为他们的助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为特征的，都是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只有克服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党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贯彻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为了战胜主观主义，毛主席向全党提出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任务。“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数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又严正地批判了党风中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李立三的一言堂，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得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领向产生排外性，妨得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为了克服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号召全党同志要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为全党进一步规定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以及几部分军队、几个地方、几个部门之间的正确关系。
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毛主席为整风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强调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患后，治病数人”的方针。毛主席在解释这个方针时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准则，既区别于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了团结大多数的原则。这个方针，要求在进行党内斗争时，实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在实践中第一次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接着，二月八日，毛主席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党八股也是一种洋八股、洋教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党八股这个形式主义，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文风也是党风的一个方面，它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我党历史上，围绕着文风问题进行的原则斗争，是和两条路线斗争分不开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就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么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就要原形毕露了。只有彻底破除党八股，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才能得到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党的事业也才能向前推进。
毛主席的这两个重要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论述了清除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的问题。分析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两个报告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是领导整风运动的基本文件。同年，四月三日，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接着，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六月间，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全党展开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
政治路线的斗争，总是要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的。抗战以来，王明周扬之流在延安和解放区各地，通过报纸、刊物、文艺作品、书籍，以及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阵地，狂热地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胡说什么提倡学习马列主义，就会妨害创作情绪，写不出作品来。他们以反对功利主义为名，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主张以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作为文艺的理论基础，鼓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他们提倡所谓“暴露文学”，宣称“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他们在“写熟悉生活”的口号下，反对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专门去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条文艺路线，是“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为王明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混在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等，在周扬的纵容下，积极配合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向党发起了进攻。丁玲、陈企霞把持的《解放日报》副刊，成了反党的前沿阵地，发表了大量反党反人民的毒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作。周扬本人也赤膊上阵，抛出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坚持推行王明路线，公然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这批毒草一出笼，就博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喝彩叫好，被当作反共宣传材料，大量印行，有的还被改编为剧本上演。
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思想文化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对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伟大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出席会议，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五月二日，讲了“引言”，二十三日，又讲了“结论”。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批判了王明、周扬之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订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的战斗纲领，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读的经典文献。
《讲话》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光辉思想，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为千百万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剥削者服务？这是马列主义文艺路线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它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历史观的斗争。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强大工具。它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的目标和任务，服从于党在一定时期中的纲领和路线。因此，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断增强路线斗争观念。
《讲话》精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全面地论述了文艺与现实生活、文艺创作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转移立足点，学习和总结亿万工农兵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讲话》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调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设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这是对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虚伪性的尖锐批判。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各种错误言行，坚决斗争到底，努力做到：“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为了更好地发展革命的文学艺术，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斗争，必须掌握文艺批评这个有力的武器。文艺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淮，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杜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为文艺批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最后，毛主席号召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而且尖锐地提出了究竟按照什么阶级的面貌建设党、改造党的问题。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些人就必然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要求人们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道：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党的队伍，“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只有积极展开这种斗争，才能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纪元。延安和各解放区文艺界，立即掀起了学习《讲话》、实践《讲话》的热潮。以王明、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受到了揭露和批判。大批革命文艺战士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革命文艺开始把抵抗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作为创作主题，小说、诗歌、杂文、报告文学、剧本、歌曲、木刻、漫画等，都开始反映革命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由一个贫农创作出来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许多村庄都成立了村剧团或宣传队。采用陕北秧歌及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创造出的秧歌剧和大秧歌，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在秧歌剧运动普遍开展的基础上，涌现出了歌剧《白毛女》这样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戏剧。对旧戏刷的改革工作，在毛主席的“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也开始进行。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在戏剧舞台上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旧剧开了新生面，成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
毛主席、党中央在发动整风运动的同时，领导解放区军民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在各根据地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强党、军队和革命政权的建设，夺取抗日斗争的更大胜利。
一九四一年以来，日寇在对根据地频繁的“扫荡”中，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人力物力遭到巨大的损失，加之长期战争的消耗使人民负担日益加重，遂使根据地的物质困难十分严重。同时，在敌人实施分割、封锁的蚕食政策下，根据地被缩小，敌之合击与“扫荡”也随之更加频繁，我们在抗战以来迅猛发展中所形成的庞大的组织机构，已逐渐不能适应敌后战争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兵精政简以减轻人民负担，解决战争机构与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矛盾，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党中央在一九四一年十月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精兵，就是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充实编制，加强地方部队和发展民兵，并且加强整训，达到短小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简政，就是要求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十二月十七日，党中央在《关于太平祥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中，进一步强调了既能支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并且指出：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
各根据地遵照中央的指示，把精兵简政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当年冬天，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就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四。十一月七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主力军大力实行精兵政策，同时大力整顿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甚至实行主力部队完全地方化。指示规定，在各根据地建立军区和军分区的独立建制和指挥机关，以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民兵武装的领导。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虽然主力军暂时缩小了，却大大加强了地方武装的领导和民兵工作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而且健全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推动了人民战争的发展，也为主力军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大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基础。
解放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向前发展。各根据地经过精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只占全民人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军政费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随之减轻，并且部队、机关人员积极参加生产，深入基层，不但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干部、战士的群众观念，也密切了军民关系，改进了思想作风。经过精兵简政的战争机构，适应了当时敌后斗争的环境，不仅在粉碎敌人合围“扫荡”中行动轻捷，应付裕如，而且由于组织精干，战斗力强，为执行全面对敌斗争方针，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事实证明，“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敢的政策，是一个极其置要的政策。”（《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它对于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发展人民力量，都有很大的意义。
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解放区军民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对于在抗战期间，我们将遇到极端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毛主席早有预见，多次指示对此必须有精神准备，一切要从长期打算，并指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必须依靠群众，依靠自己，'以“自力更生”的方针，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在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党必须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战胜财政经济困难。各根据地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极积行动起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一年三月，原来守备在绥德分区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向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用树枝搭草棚，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揭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光辉的一页。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在一九四二年也广泛开展起来。几万机关千部、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员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发展自给经济。边区政府办了不少自给工业，机关团体纷纷组织机关生产。组织群众生产的工作也逐步开始。一九四二年，南泥湾的部队生产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边区开垦的荒地即达二百万亩。一个广泛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开始形成起来了。
同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总结了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规定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决定财或的是经济，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解放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这一方针，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
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推动生产的发展，建设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又一项重要政策。毛主席指出：“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惠，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自洛川会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后，各解放区都先后公布了有关的法令，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减租减息，获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但各地在执行中还存在着政策不够统一和工作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着右的或“左”的偏向。为了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党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具体的全面的规定。它的基本原则是：(一)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二)减租成息之后，又须交租交息，并保存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对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租息也须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的条件下，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减租减息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才能胜利地进行这一场斗争，因此，必须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加强农民团体，依靠群众自己起来开展斗争。各解放区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热潮。通过这个运动，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推动了根据地的其他各项斗争，使解放区革命政权从根本上获得了巩固。
斗争形势的发展，要求在各根据地中正式确立党的统一领导。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适应根据地日益缩小和被分割的严重形势，发挥党政军民的共同力量，更好地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各根据地必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每个根据地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并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各地区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中的党员或团员，必须服从上级和同级党委的领导，执行其决定。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从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由于整风、生产、精兵简政等工作的伟大成就，各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使解放区军民充分地动员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成为一个强大的战斗整体，为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造成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九）
第六节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由于整风运动的初步胜利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统一领导等重要政策的逐步落实，一九四二年底以后，解放区就开始从严重的困难中逐渐走向恢复。这一年十月，毛主席指示晋绥地区积极发展游击战争，结束根据地因敌军侵蚀而逐渐缩小的趋势，并且提出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战斗口号。这个伟大口号，立即变成了各抗日根据地共同的行动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军广泛发动民兵围困敌军据点，大力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伪势力，摧毁伪政权。同时机动地使用主力军，并和地方武装、民众相结合，粉碎敌军的“扫荡”，相机拨除敌军据点。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侵入我根据地时建立的据点，一个个被挤掉。从一九四二年冬天起，华北解放区战场就开始结束了敌军的入侵，而逐渐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华中解放区，严重困难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都比华北迟一些，但到一九四三年春，敌军大规模“扫荡”也以失败告终。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有了飞跃的发展。根据地的人民，男女老幼齐动员，普遍参加自卫队和民兵。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到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晋绥地区，抗日军民创造了许多“挤”走敌人的斗争方法。在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民兵英雄大摆地雷阵，严重地打击了“扫荡”的敌军，推动了地雷战的发展。在冀中平原上，地道战在反击敌人的反复“清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各种游击战争形式，也都有了新的发展。由于群众武装的广泛配合，主力军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到一九四三年底，八路军重新发展到三十三万九千人。新四军发展到十二万五千余人，根据地的人口又上升到八千余万人。解放区战场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看，发展和变化的情况就十分复杂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中、苏、英、美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加强。但是，这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在对抗日本的同时，加强了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关系。蒋介石被任命为联合作战的中国战区总司令，美国空军正式进入中国作战。二月七日，美国决定给予蒋介石政府五亿美元贷款。三月，美国派遣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租借物资继续涌入中国，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大量地训练军事人员。美蒋还合办镇压革命人民的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美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以美帝为后台老板的蒋介石，一方面，继续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另一方面，依靠美援加强它的军事政治力量，发展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极力巩固它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统治区中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腐朽和反动在继续加深。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仍以又打又拉的手段，引诱蒋介石投降。一九四一年四月，敌侵占了浙东宁绍地区。不但对蒋介石的故园财产不加破坏，反而加意保护，敌酋烟俊六还派遣代表到奉化祭祀蒋的祖坟。一九四二年五月，敌军发动浙赣战役，经金华、兰溪，占领了供美国空军使用的衡州机场。接着又从南昌出动东西夹击，打通了浙赣铁路。但不久又部分地退出了。一个又打又拉，一个若即若离，蒋介石投降的危险仍然存在着。
在欧洲，一九四二年秋，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红军在伏尔加河上英勇地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进攻，经过艰苦的斯大林格勒城市保卫战，在十月间突破德军包围，十一月十九日展开全线反攻。到一九四三年二月，全歼德军三十三万人。这个战役是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发展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本来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便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能力了。但是，尽管如此，英、美依然迟迟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只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北非实行了一次对于欧洲战场并没有多大影响的登陆作战。因此，一九四三年春德军还能在苏德战场发动了一次局部的反扑。这个事实说明，在欧洲反法西斯阵线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
就在这种形势下，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提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完全从积极的革命的意义上同意了这个提议。五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宣告，完全同意这个提议，“自即日起，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决定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和它对中国革命的支援，并且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已变得十分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各国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比较其存在更加有利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很久以来，党就已经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决定自己的路线、政策和行动。抗战以来，在敌后经过空前艰苦的斗争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不假外力、独立创造出来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增强，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国法西斯。他们将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
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蒋介石又喜又怕。喜的是可以不费力气，乘机捞取胜利果实。怕的是法西斯国家垮台，人民力量增强，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更加孤立了。为了消灭人民力量，维护反动统治，国民党在一九四三年春起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由汉奸代写的臭名昭著的反动小册子《中国之命运》，拼命宣扬法西斯主义，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全书的主题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同时，极力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孔孟之道的中庸哲学，作为他的反动的理论基础。这是一套系统的法西斯主义理论。黑书一出，国民党政府立刻通令全国机关团体、学校、军队一体诵读。既用以加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统治，又为新的反共高潮作奥论准备。接着，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全面发动反共高潮。六月九日，国民党特务、托派张涤非在西安召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电文，叫嚷什么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七月六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这个消息。接着便百犬吠声，到处发出了这种反共叫器。同时，蒋介石加紧反共军事部署，妄图在陕甘宁边区发动闪电式的进攻。胡宗南指挥的三个集团军，早就已经有两个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到六、七月间，又把担任黄河防线的一个集团军中的两个军调回，参加包围陕甘宁边区。这样，国民党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反动军队，已达到六十万人之多。反共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新的反共高潮发展到了顶点。
（原注：执笔人陶希圣，随汉奸汪精卫投降敌人，一年之后，又在一九四○年初杨队回到重庆，并即成)蒋介石的和思想代言人。）
与此同时，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原来早已降敌，五月，又由敌方派回重庆进行诱降活动。蒋介石亲自加以接见，并与之密谈。事实证明，反共与投降始终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进行了强有力的斗争。《中国之命运》出笼后，我党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七月七日，延安三万人举行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反共军事部署，惩办特务，讨伐国民党投降将领，审判日本诱降密使吴开先。解放区到处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的抗议运动，军民一致动员起来，掀起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热潮。同时，我军为实行自卫反击，作了充分的准备。
七月十二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对反共投降的阴谋作了尖锐的揭露，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并且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准备进攻边区和中央社发表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两件事都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八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日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用共产党抗击着大部分敌军和全部伪军的事实，驳斥了蒋介石的诬蔑。同时揭发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五十八人和“副总裁”以下的中央委员二十多人降敌的罪行。这个鲜明的对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个伟大真理。
我党的这些政治斗争，帮助广大人民认识了蒋介石的本质，也得到了中间派的同情，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也使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国际形势也对他不利。我党的全国抗议运动展开后，世界进步舆论也一起谴责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动。这时，法西斯意大利于九月无条件投降，苏联正准备发动新的攻势，投降日本必无出路。这些因素，使蒋介石不熊不暂时罢手。九月，国民党先后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党参政会的三届二次会议。一面通过诬蔑共产党的反动决议，一面又唱起“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调头：实际上，是被迫暂时放弃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野心。这一次新的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十月五日，毛主席在为《解放日报》写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中，对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党今后的政治动向作了精辟的分析。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也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命运。但是蒋介石丝毫不想走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道路，“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告诚一切爱国的和革命的人们，必须对局势的发展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运动本身的发展，到一九四三年秋季以后，逐步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继续认真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在整风的基础上审查干部，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肃清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指示中说：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而又在性质上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前者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在反“扫荡”，反顽和战胜物质困难斗争的同时，把整风运动推向深入。
时事政策学习，是深入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党组织是处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加上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流毒也还没有肃清，以致不少党员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还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对中国现阶段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缺乏完整的认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领导、对工人农民为主体、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认识不清。有的同志甚至看不到蒋介石反动派的本质。政治思想上的这些倾向，妨害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为在党内进行阶级教育，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各地在深入整风的过程中，都按照中央的指示，结合反顽斗争进行了时事政策学习。
时事政策学习的中心内容，是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前途的问题，是从政治上分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清除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思想影响，进一步清除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广大干部和党员批判了《中国之命运》，学习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道路》以及《从九一八到七七》、《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一笔总账》等文件和材料。同时，结合检查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的情况，尤其是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进行学习和讨论。这个教育运动，帮助全党全军正确认识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头子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分清了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区别，了解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认识了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之命运，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得解放，理解了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这对于推备全党迎接正在到来的复杂的斗争，确立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整顿思想作风的基础上，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解放区有准备地先后开展了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帮助广大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组织观念，经受了一次严格的政治思想锻炼和组织上的审查，挽救了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人使之重新做人，也使隐藏在党内的叛徒、托派、特务，在群众的揭发检举之下暴露了原形。这个运动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也使各级党组织能全面地掌握干部的情况，为更好地进行教育工作，培养和选拨干部创造了条件。思想作风上的整顿使党在思想上进一步纯洁起来，审查干部则使党在组织上纯洁起来，这就使党更加巩固，为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夺取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审干运动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总结了我党历史上肃反工作的经验教训，排除了刘XX、彭X之流对审干工作的干扰，指导审干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规定了审干的路线和政策。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在机关的肃反斗争中，坚持实行“一个不杀”。以促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以便使大多数的问题由机关、学校自己处理。毛主席指出：审查千部和全体工作人员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千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实行这个重要指示的结果，陕甘宁边区的审干运动发动了群众，正确地贯彻了政策，取得了很大胜利。由于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和陕甘宁边区的成功经验，各解放区的审干运动都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反对主观主义，改造党的作风的过程中，毛主席进一步总结反对王明路线斗争的经验，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为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号召全党清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毛主席在决定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个教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又把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决定把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对于提高全党干部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水平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整风运动使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军民更加团结。一九四三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地方拥护军队和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运动，改进和加强了军民关系。根据这个经验，一九四三年十月，毛主席指示全国各解放区，在一九四四年春节期间普遍地开展一次军队人员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全体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运动，并在以后每年举行一次。从此，“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的运动广泛展开。为了促进军队和地方各自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提倡在运动中要“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这个指示的执行，在解放区军民之间，进一步建立了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关系，也大大提高了人民军队的政治素质。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大生产运动在各解放区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在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三年春节期间，著名的劳动模范发起了生产竞赛，并迅速推广开来。三月，中央西北局指示各地党委开展生产竞赛运动，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组织生产，从此，全边区工厂农村的生产竞赛发展得热火朝天。边区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发动了起来，组织到生产劳动中去，形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十月，毛主席为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要求敌后各根据地的“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毛主席在指示中指出，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在这个指示的推动下，一九四四年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连游击区中也创造了发展生产的好经验。减租减息是发展生产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一九四二年，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减租，但是由于地主的拖延对抗，干部和群众的经验不够，减租并没有完全彻底的实现。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切实核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发现那些没有减和减而不彻底的问题，实行完全和彻底的减租。强调指出：“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解放区普遍检查了减租政策实施的情况，深入开展了减租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建立或改造农会组织。减租减息斗争的发展，对于巩固解放区，加强对敌斗争，发展生产运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解放区的面貌。一向贫瘠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实现了“自ji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本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发展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边区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许多地方做到了三年可积存供一年食用的余粮(“耕三余一”)，并向“耕二余一”前进。较少担负作战任务的边区留守部队，做到了粮食、被服、经费全部自给，并且大大改善了战士的生活。敌后各解放区条件比较困难，但是也实行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作战部队也按照不同的情况达到了自给一半和一小部分的程度。全军兵强马壮，士气旺盛，由敌伪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造成的物质困难克服了。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普遍参加生产，大大地改进了工作作风，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群众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婆姨娃娃，一起上阵，你追我赶。在这种大潮裹挟之下，懒汉二流子也得到了改造，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白天，开荒的歌声遍野，晚上，纺车和机声盈耳。全解放区沉浸在一片军民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空气中。这一切就形成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就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象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群众建立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群众自愿参加的集体劳动互助组织。这种集体劳动组织，除了互助合作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综合性合作社。通过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及时地总结了这个经验，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它不仅起了把群众的力量组成劳动大军的作用，而且形成了集体化的萌芽，在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农业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主席向各解放区农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并要求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共产党员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克服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
大生产运动的胜利，是党的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一九四五年一月，陕甘宁边区举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进一步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毛主席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同时，由于领导大生产运动，我们党在实践中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毛主席十分重视这种经验，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党学会了领导生产运动，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并把学会做经济工作，作为夺取全国胜利、学会管理城市的重要准备，向全党发出号召：“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全党学会领导经济工作，有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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