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斌的《红旗谱》系列三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从北伐战争前后到全面抗战开始时期北方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堪称红色经典作品。系列小说中的第二部《播火记》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九一八事变”之后发生在河北保定的“高蠡农民暴动”展开的。
旧社会的农村，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群众深受“霸道们”的欺压。大伙为防汛筑堤，集资购地48亩，“保南名门”的当家人恶霸地主冯兰池就要假公济私地据为己有；运涛、大贵兄弟们捕到了对贫困的农家来说价值不菲的一只奇鸟“脯红靛颏”，冯家人看到了也要骗夺过去；因诱夺运涛、大贵的“靛颏鸟”没有得逞，冯老兰（即冯兰池）就公报私仇，以村长的名义把大贵拉了国民党的壮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参加共产党的运涛被反动派逮捕，父亲严志和为了探望儿子，不得不把自家的唯一一块“宝地”卖给了趁人之危的冯家……
有压迫就有反抗！为了反抗恶霸地主的压迫，也为了聚集抗日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进行了“反割头税运动”，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也进行了旨在抗日救国的“二师学潮”。虽然“反割头税运动”取得了成功，但是“二师学潮”却被暴露了狰狞面目的反动派给血腥镇压了。于是中共保属特委决定举行“高博蠡农民暴动”，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嚣张的反革命屠杀。农民群众踊跃参加这次暴动。暴动开始时很顺利，刚组建的游击队战士对反动堡垒“冯家大院”发起攻击。虽然冯老兰负隅顽抗，但英勇的战士们经过激烈的战斗还是攻占了冯家大院，冯老兰的儿子冯贵堂带着家丁夹着尾巴仓皇逃走，冯老兰被游击队逮捕，后来被处死，得到了他应得的可耻下场。然而，由于举行暴动的游击队武装刚刚成立、初次参加战斗，因而战斗经验不足，在反动派正规军队“陈贯群旅”的镇压下失败了，队伍也被打散。暴动虽然失败，却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武装革命的“火种”。
列宁说，“工人阶级是从切身利益当中领悟革命真理的”，我想参加“高蠡暴动”的农民群众也是如此。冯老兰之流的土豪劣绅平时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不择手段地剥夺农民、压榨农民，使自己“发家致富”。对他们的欺侮、巧取豪夺，农民有冤无处申告，在黑暗势力的统治之下，还得对他们毕恭毕敬、低声下气。然而在暴动之后，完全“变了天”，贫苦农民平时惹不起的、凶神恶煞般的恶霸地主竟灰头土脸地成为了阶下囚，贫苦农民真正地体验到了“翻身做主”、“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游击队开仓放粮，平时农民辛勤耕作，却被地主坐享其成、搜刮去的劳动果实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回到了自己手中，在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面前，他们又怎会不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走呢？
是斗争就得有牺牲，暴动农民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亲身经受了这种牺牲。暴动领导人宋洛曙牺牲在战斗中，暴动农民朱老星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下，严志和也在战斗中多次负伤，然而这些牺牲并没有动摇农民战斗下去的意志，斗争再次来临的时候他们又义无反顾地、勇敢地站了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平时欺压他们的土豪劣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洪流下，即使他们使尽阴险狠毒的手段，也不过是螳臂当车，难逃失败的命运；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是他们求得自身解放的唯一道路！
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试对小说中的描述做个假设，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积极参加的“高博蠡暴动”，农民就不会意识到自身潜藏的伟大力量；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人民群众就至今还得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大概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斗争，迈出了那一步，也许就会发现这一切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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