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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20章

东方直心 · 2022-11-24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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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章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医来

  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

  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话说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人似可解放了。”

  3月13日,英国政府受到美国的影响,在北京和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英国同时宣布: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二号文件》,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巡视南方的《谈话纪要》。

  据纪登奎回忆说:“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的《谈话纪要》,现在公布的毛主席指示,都是经过加工的,许多重要的东西都给删去了。我最反对的就是断章取义,把毛主席的好多东西删改得不像样子。”

  吴德也在回忆中说:“那时张春桥为了不突出他个人,提出在传达毛泽东指示时,不要提到他。”

  中共中央在《第十二号文件》的通知中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50年来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3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纪登奎后来说:“这个通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也是他们最后定稿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曾经对我说:‘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我的思想吃得很透,总结我的理论要点也很精粹。林彪反对他们,林彪有这个水平吗?陈伯达也没有这个水平呀!是他们在嫉贤妒能,这些人在工作能力上没有一套,但是在搞阴谋诡计上却是非常能干的。你也要看一看我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是张和姚最后定稿的,总结得很好,这对你来说,也会有作用的。’”

  现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最后定稿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全文抄录如下: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这10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主席逐次讲了10次路线斗争: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3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4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搞光了。从1931年到1934年,这4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1、4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30万人,到陕北剩下2万5千人。中央苏区8万,到陕北只剩下8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搞成。”

  “再就是1970年庐山的斗争。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同志的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以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录音。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1959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但是她的言论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传声筒,但是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再增加一些人,这就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2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的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要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4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情,还要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颠倒了?”

  “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将退位,小兵回营。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诫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开不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还是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写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1条,八项注意的第1条与第5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1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1条和第5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4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少数。清除的不过1%,加上挂起来的不到3%。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的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再说3月25日,毛泽东在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享年63岁。

  据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她打铃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哭泣着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车。”

  关于对谢富治的评价,《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

  1972年4月上旬,国务院第八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内务部部长曾山两位老干部,因病救治不力,在一周内相继去世。在老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指示卫生部对疏散在各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普遍进行了体检,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卫生部组织了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50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做了体检。其中,有不少人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的。尔后,还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社论中还写道: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1972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获准到北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她哥哥前往北京。

  此时,已经从南昌回到北京的王震,托人把毛毛叫到他家里,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情况。他对毛毛说:

  “我要向主席和中央上书,请你父亲出来工作。”

  5月间,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全党发表他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著名的信件。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原信已烧毁,此次发表的是周恩来保存的那一份抄件。其内容本传前面已有抄录,这里不再赘述。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各方面的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他首先就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作了说明,他说:

  “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据张耀祠回忆说:批林整风汇报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代和说明问题的机会。第一天,会议有汪某某同志(原文如此——笔者注)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代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

  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一直开到6月23日才结束。

  5月间,周恩来在体检中发现患了膀胱癌。医疗组马上把他的病情报告给毛泽东。张玉凤观察到:在逐字逐句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毛泽东当即在病情报告上批示道:

  “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恩来同志的医疗工作。”

  毛泽东又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关于治疗问题,他对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说: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医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他的要求是“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1972年6月27日晚,首都体育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在6月25日来华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代表斯里兰卡小朋友,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小象。周恩来宣布中国儿童赠送斯里兰卡小朋友一对白唇鹿。

  国家体委为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了精彩的体育表演。宾主边看边谈,气氛非常融洽。

  6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对毛泽东说,她有3个孩子,并拿出3张照片给毛泽东看,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当即在照片上一一签了名。班达拉奈克夫人又拿出一个签名薄,请毛泽东为她本人签名。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了“毛泽东赠班夫人 1972、6、28”。

  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自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体弱多病,深居简出,能到他身边汇报情况的人很少,甚至连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想见他也很难。而王海容、唐闻生却能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常常见到他。毛泽东对她们二人也非常信任,让她们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听取她们的汇报。

  1972年7月7日,毛泽东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道: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现在跟英国搞好,我赞成,要团结起来才好,有时吵架是难免的,但总应该大团结,小吵架。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7月11日下午,毛泽东的恩师、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季范先生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关为王季范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向王季范先生敬献了花圈,他在花圈的飘带上写着:

  九哥千古! 毛泽东敬挽

  7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和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全体成员。

  7月19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罗克珊·维特克,向陪同她的中外友协工作人员表示,希望能见一见江青。于是,对外友协就向周恩来呈送了一份报告。周恩来考虑到维特克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对中国也比较友好,就将对外友协的报告批转给了江青。他写道: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果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

  周恩来

  江青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先让接待人员把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转告给维特克,并把重要的部分读给维特克听,让维特克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以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然后,抽出了不少时间,和维特克进行了交谈,回答了她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

  后来,维特克记述了她和江青的交往情形,她写道:“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六十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身高不过5英尺5英寸(大约1.70米),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1英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细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

  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称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装束的风格、剪裁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部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们都可以竞选总统!’”

  “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60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她解释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7月21日,早在4月下旬从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回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的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月22日,毛泽东在陈云的来信中批示道: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7月24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和王殊谈话。

  早在5月间,联邦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通过中国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访华。不久,施罗德便获得了中国方面的邀请。7月间,施罗德率团来到北京访问。毛泽东指示从波恩召回王殊,进一步了解联邦德国政府的动态。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

  “西方有些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些人还在幻想祸水东移。”

  他列举了中外史上一些声东击西的战例,接着说:

  “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双方的大军都摆在欧洲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受到美苏两霸争夺的威胁,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毛泽东说:

  “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谈得还不错。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在谈到中国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那件事时,毛泽东说:

  “那个文件,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他们那边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毛泽东还说: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吸收。”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辅助。”

  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委派王殊为中方谈判代表,联邦德国外交部委派其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在波恩举行建交谈判。双方于9月29日达成协议,并草签了建交公报。

  欲知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设想落实得怎么样,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和周恩来等人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这的确是一个防修、反修的好主意!倘若那时候真的“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找一批年龄在30至40之间的杰出的工人、农民代表,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再配备一些好的“老年、中年干部,这样的一个领导班子在毛泽东指导下工作几年,逐步充实、稳定下来,中国肯定是有希望的!只可惜理想和现实总有很大的距离。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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