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星火”存在的可能，并不一定会产生“星火”，最起码不一定会产生“有序”的“星火”。“有序”的“星火”的产生，必定要建立在有组织、有引导的基础之上，这就要加上“人为”的力量。
今天，我们来聊聊毛主席给出的五个原因中的第二个，即“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
为什么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会是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呢？
那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于是也就有了组织的力量；曾经有过工农兵群众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于是也就有了斗争的经验。
毛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曾说：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
存在过组织的力量，存在过斗争的经验，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仅曾经做过，还形成了一定的经验。这种经验，会给人一种“有把握”的感觉，因为这里的人们，相较于其他地方的人们而言，有了更多的思想上的觉悟、更多的组织上的历练经验。
这也就是说，相较于其他地方的人们而言，他们相对来说更“有把握”。这种“更有把握”，也就促使他们更有勇气、更有能力去发动革命，点燃“星火”，并保存“星火”。
我们都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出现，要远远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出现。
在一开始的时候，当工人们感觉是机器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时，在被逼无奈下，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捣毁了机器。可在不久后，他们就发现：捣毁机器，并没有改变什么；相反，被捣毁的机器还以一种更高的水平，更能抢夺他们工作岗位的水平，再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捣毁机器的革命，可能因为工厂主的打击而遭受失败；就算捣毁机器的革命胜利了，其反抗剥削与压迫的革命行动最终还是会失败，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即隐藏在机器背后的剥削与压迫的问题，即由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所带来的剥削与压迫问题。
这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出现了，其最终演化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科学的，为解放无产阶级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出现之后，无产阶级的革命便迎来了新生，迎来了胜利。
其为何能够如此？
因为它在失败的教训中汲取了养分，因为它总结了之前的革命运动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成立了可以带领大家走向胜利的组织。
总之，它们在“无序”的失败斗争经验中，总结出了科学的理论，成立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使原本“无序”的斗争，在加入了“人为”的力量之后，变成了“有序”的斗争。
这样一种脱胎于感性之中的理性，使认识的水准大大地向前迈了一步，于是由其指导的实践也必然会向前大大的迈进一步。
在毛主席那个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早就存在了，还在苏联取得了革命实践的胜利，且又在中国这篇沃土有了初步实践的经验，这种实践的经验不仅造就了革命的组织，还造成了革命的斗争经验。
如此，其争取革命胜利的“把握”又岂能不大得多？用这些经验、理论来指导的革命实践又岂能不往前迈出更大的脚步？
于是，我们也就不能怀疑：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一定会是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
之前，有同志跟我说：这个世界，越了解真相越抑郁。无论是身边的事也好，还是社会层面的事也好，亦或是资本剥削层面的事也罢，对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了解越深，也就越感觉到不幸福。
他感觉到不幸福，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为了明晰导致此种不幸福背后的原因，学习了许多，思考了许多，比我们很多人做得好；可他依旧感到痛苦。为什么？用我给他的回答来说，就是：“没有找到力量，没有找到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
力量来源于哪里？
力量不仅来源于书本，不仅来源于革命先辈的革命实践经验，更来源于自身的实践，更来源于自身的革命实践经验。
当然，现在的我们，谈革命的实践可能还为时尚早，可如若只谈实践，只谈觉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实践，那可一点都不早。
毛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还说：“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
现在的我们，如若能够更深入的去研究革命先辈的革命实践经验，并将其总结凝练成，可以指导当前实践和未来实践的指导思想。难道，我们竟然不能从这些当前和未来的实践中摸索出属于自身的经验来？有了这些实践为基础，有了这些经验为加持，难道待时机成熟时，我们竟然不能有所作为？
肯定是能够摸索出经验的，肯定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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