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多么重啊！在73岁时的1966年，他抱着“跌得粉碎”的决心，发动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搏击，十年凯歌。1976年9月9日，他撒手尘寰，告别了人间。
毛泽东的谢幕，不仅带走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让他的夫人、侄儿和一大批战斗在各个岗位的积极分子遭到了坐牢、判刑、开除、免职、降级等处置。风云难测，道路曲折。
但是，对这场由亿万人民踊跃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不是用行政法律手段就可以很快解决了的。几十年来，在国内国外、党内党外、政府民间等围绕着他干的第二件事的认识，发生着严重的分歧，产生着很大的争论，可能会像秦始皇的郡县制和焚书坑儒一样，要在后人的中间长久地争论下去，不断地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世界。
在华夏大地，被誉为“红太阳”、旗帜和灯塔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甚至耗尽精血仍不终止，并坚持把它作为遗产交给后代子孙呢？这个提问是惊天的，好似黄钟大吕的震响，可以触及人们的灵魂。在时针嘀嗒的几十年中，却是一人一解，百人百议，也是分歧大，争论多。我们认为，以目前的情况看，要想破解这样的疑问和难题，只有从毛泽东最后十年的讲话、谈话、批语、电报、书信、诗词、题词等珍贵文献中，才能探寻出比较全面、正确、权威的解答。因为，他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句批语，作出的每一首诗词，发出的每一封电函，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达。从这里，我们不仅能看见一颗博大而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心，还能深刻地领悟到他为什么要搞这场浩瀚运动的根本原因。
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系统真实地读到毛泽东的这些文献，我和同伴们几十年来像蜜蜂采花一样，不辞劳苦，到处奔波：1，常跑图书馆，大量翻阅图书、报纸和期刊，收集抄录。2，常利用网络，在电脑和微信中搜寻。3，不断走访众多的藏书家，获得所需。4，不时光顾书店、书摊和网上的新旧书店，选购可用书刊。5，悉心购买稀缺的内部资料和当时的绝密文件。
对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我们都认真多次地讨论、甄别和考证，才把它们列入应在的年、月、日中。经过年复一年的冒严寒、顶酷暑，日夜笔耕，精心选用，细心编排，终于汇集注释出了这部多卷本的“文革第一书”。
特别珍贵的是，书中保存着一些原汁原味体现毛泽东晚年文献的真实文字，校补了许多所谓正史、实录类书刊修剪隐抹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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