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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被毛泽东思想剥了裤子

pioneer · 2009-01-0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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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被毛泽东思想剥了裤子

——评茅于轼的《1978:平反之年》

pioneer


    近日,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1978:平反之年》。文章公开承认:“我是被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茅老精英韬光养晦几十年,终于“图穷匕现”,在英美主子面前,交了“实底”,公然站在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被右派精英妖魔化了30多年的“反右”真相也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下面就来赏析一下茅老精英呈给美英主子的“表忠书”。

    “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由此可知,茅老精英“平反”之时,并未提出过异议。然而,在右派已据强势的30年后,向英美主子“交心”“表忠”的时候,就变成一幅铮铮铁骨,耿耿忠诚的“革命家”形象:“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诚然,一个抗日英雄被日寇“平反”,一个基督徒被伊斯兰教“平反”,……这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是奇耻大辱。所以,蔡和森被敌人钉在墙上也不肯屈服,赵一曼被敌人折磨的不成人形也意志如铁,布鲁诺宁可烧死也要坚持真理,……但是,像茅大英雄的这种“低成本,无风险”的“革命形象树立法”,不知打完折扣还能剩下几文钱?

    再看茅老精英当件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他自已说“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果然是精英,其骨子里的奸商基因不知超越长眠于地下的烈士几万倍。

    茅大英雄攻击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时说:

    『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

    好一个“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

    看来,有必要先给茅老精英普及一下法律知识,——以前是我们太高估了他,总以为他懂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的范围包括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现阶段,人民的外延应更广泛些,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茅于轼公开宣称“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不赞成、不拥护和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茅于轼在主张分裂祖国,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宣言书上率先签上大名,——就是不拥护祖国统一的叛国者。所以,茅已经是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提醒茅于轼先生:旗还没换呢!)的公敌。哪个国家公敌可以享受那个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呢?一个国家打击自己的敌人,能算“政治迫害”?应该叫惩办内奸。

    茅老精英理应感谢毛主席的宽厚仁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如果毛主席地下有灵,看到今天中国的局面,也应后悔当初对内奸的政策太过宽大。

    自从右派“平反”以来,以社会主义“改革”之名,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实,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窃取劳动人民建设果实,在人大、政协中排挤工农代表,阴谋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请问:这些行为哪一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茅等却未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也不见茅于轼为此捍卫过法律的尊严。实际上,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度上的茅于轼,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国家和法律,只把自己当作“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公民,尊守的却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集汉奸、国贼、买办、骗子、罪犯于一身,却能在其“敌对国家”中活的有滋有味,穷古今中外,未尝闻也。

    杨师群本人都承认,所谓学生告密一事只是他个人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就这么个“莫须有”自我抄作事件,竟又被茅老精英堂而皇之的拿到他那个臭气熏天的文章里,当作宝贝供洋人观摩。张口民主闭口法律的茅大精英,竟然连“以事实为依据”这个最基本的法律准则都不懂。还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口沫四溅地一面阔论“法律”,一面抛出其法盲观点:“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可见,其心子之黑、面皮之厚,确已独步千古。

    茅大英雄又攻击说:

    『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

    在共产党的“残酷暴政”之下,茅老精英竟能活到80多岁还不死,生命的顽强不能不令世人惊叹;而且,其雄纠纠的昂扬斗志,简直令青年人也自愧弗如。但是,茅老精英是靠喝“西北风”活下来的吗?

    毛主席1957年10月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讲话中说: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伯钩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

    1966年12月18日,江青在接见大专院校代表座谈:

    『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绍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讲是主席说要搞的,那只能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全总主任、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象广播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可以随时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是培养奴隶主义。』

    连“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这和以茅老精英为代表的满口“人权”“人道”主流经济学家倡导的“优胜劣汰”“丛林法则”,实在成鲜明的对比。谁更人道呢?

    茅于轼闪烁其词,还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露出他反劳动人民的嘴脸:

    『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

    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

    原来“老百姓”只包括精英,一旦“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就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蒋介石治下,连年水灾,穷人卖儿卖女,却被你们美化成最民主的时代。改革以来,贪污腐败,人民丧失一切福利,沦为“奴工”,只要精英分子不“挨整”,“老百姓”很幸福,社会就很和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张五常语)”。

    无产阶级专政是专政人民的吗?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到: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

    本人曾在《批xxx章》中说:“宪法明确的无产阶级地的领导地位,不是共产党一党制定的,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共同协商制定的”。

    有人争议:“您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民主党派,呵呵...  也就是给共产党当陪衬吧。装装样子。社会团体,中国有象样的社会团体吗?人大,政协。 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请问是实情否?自己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 哪里来的公平?司法不独立,媒体被领导。请问怎么行使监督权,如何保证人民知情权??!!”

    这也许是事实。他没有否认“无产阶级地的领导地位,不是共产党一党制定的,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共同协商制定的”。他只是说,“民主党派是给共产党当陪衬,装样子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中的右派确实是违心的,不得不承认的。所以后来又反悔了。我想说的是,无产阶级地的领导地位是无产阶级自己争取的,并非是谁施舍的。而且根本无需别人承认,因为江山就是劳动人民打下来的,新中国就是劳动人民建立的。其它民主党派只不过是来“咸与维新”罢了。蒋介石执政的时候,他们连参政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反倒臆淫起老蒋的“民主”来了。

    毛主席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鲁迅先生也如是说: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

    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为防止劳动人民的胜利成果被党内外的投机分子窃取,重演历史上“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的轮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宪法。而且,为了捍卫人民民主专政,不惜得罪一些老革命和大部分当权派、精英分子,并做好了“粉身碎骨”的准备。

    鲁迅先生曾经预言:“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言。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之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

    1949年,平民舍命改革之后,自己吃杂合面,倒给上等人安排了炒饭,可是上等人想吃的是鱼翅席。茅老精英说:“肉不够吃就涨价”,先保证有钱人吃。结果被毛主席掀翻在地,茅老精英“骑在人民头上”的想法落了空,就像一个恶毒的怨妇,咬牙切齿地骂了毛主席30年多年。

    毛主席去世了,茅老精英如愿以偿,联合党内外投机家,用“糖衣炮弹”腐化的共产党,窃取了劳动人民建国30年的劳动成果。然而,作贼心虚,他们尽管虚张声势地叫着:“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其实,他本人也不相信,何况人民?而且,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无产阶级专政”,虽已名存实亡,但仍然令他们如芒刺在背。“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这就道出了他的真心话。修宪和分裂中国就成了他们保住既得利益的唯一方法。茅于轼打着“老百姓”的旗帜,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想把当前广大人民群众种种不满情绪,引向已被他们“摸黑”的共产党,借机打倒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自己却一脸的“民主”“博爱”“人权”,企图置身事外。在鲁迅先生的眼里,他们的德性尚不及一只苍蝇。——“但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屎之后,似乎还不至于颀颀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在茅于轼的嘴里,仿佛腐败分子不包括其它民主党派,那么政府机关里的民主党派官员就“两袖清风”了吗?鬼才相信。共产党脱离了群众,平民的国家为什么就得请你们资产阶级来“两党”或“多党”执政?他们一提资本主义制度,就说“美英的政府”多么廉政,但我们也还看到了“菲律宾”“北洋政府”的腐败。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府也有过最廉洁的时代,不就是被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腐化的吗?做事必先做人,就凭这些中国人眼里的无赖、美英眼里的奴才,不管什么好制度,都得让他们走歪。他们根本不具备英美政治家们的国家意志和民族主义。中国人民一定要觉醒并行动起来,恢复完善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建立健全“网络大字报”,监督腐败分子和卖国贼,捍卫人民的当家作主权。

    茅于轼现已不再抵赖什么“冤假错案”了,假面具一揭,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就彻底露出。毛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就看见了他们隐藏在裤裆里的“狐狸尾巴”:

    『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

    茅于轼不等见阎王,就迫不及待地向美英主子“表忠心”加“邀功请赏”了:我不要共产党平反。我就是确确实实、堂堂正正的铁杆反社会主义右派。主子,您瞧我多有“骨气”!

    毛主席曾经说过,要把右派当做“反面教员”。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

    在毛主席著作这个照妖镜下面,一切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魑魅魍魉”无可遁形,终于被剥得赤条条裸行于世。以“反面教员”的身份向全世界宣告:毛泽东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是“走社”和“走资”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谓毛泽东“为了个人的权力,不惜搞乱国家”等等,只是他的敌人从排泄系统里发出的臭不可闻的气体。


..........................

附: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1978:平反之年

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强之路。

  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所以我更关心的是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据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但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给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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