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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胡星斗《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一文(四)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 2009-04-03 · 来源:乌有之乡
胡星斗评析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无知、无赖、无耻文人的疯狂表现  

——简评胡星斗《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一文(四)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胡星斗的文章中写到:  

4、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  

第一,按现在的说法,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全国实际上可以划为右派的只有96人,因为1978年没有改正的平反的右派只有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应文、陈仁炳等共96人。552973个右派,划错了552877个,划错的占99.98还多,并以此来说明反右扩大化的严重程度和否认反右运动的必要性。我们大家来想一想,如果全国只有96个人是右派,我们的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实在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了,全中国的政见如此高度的统一,那好比佛祖、上帝、真主、耶稣、天主都统一了,那真是一件宇宙奇迹!中国如此大同,那么政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事实是如此吗?一个家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无论大事小事,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少,有分歧的多,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国际国内、军事外交、工业农业……,对各种方针政策的认识都会那么高度的统一?这不是天方夜潭吗?这不是一相情愿吗?我想每一位读者都会得出自己的正确答案!  

第二,当时,右派借我党公开整风的时机,向党猖狂进攻。右派言论简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党政分家”,“政企分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要管党”, “轮流坐庄”。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经过浴血奋战刚刚从反动政权手中夺得政权的执政党。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要通过各级党的组织、而且还要通过各级政府来贯彻执行的,是要贯彻到各行各业包括企业中去的。“党政分家”,“政企分家”,岂不是要把共产党架空,变成一个名义上的执政党,实际上的傀儡政党吗?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要管党”, “轮流坐庄”,更是赤裸裸的在叫嚣让共产党下台。大家都知道,无论什么政党在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刻,都会奋起反击的,共产党也是这样!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就不能反击这种明目张胆的攻击吗?难道把千百万革命者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战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轻而易举的奉送吗?“反右”运动是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时的!这是不容丝毫质疑的!如果对此抱有怀疑和反对的态度,那就决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人民的敌人!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不是就有人说什么“党政不分”要改革,什么“政企不分”要改革,其结果呢?经过三十年的时间,大家都看的很清楚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遇到红灯还要绕着走,什么国家的利益,什么集体的利益,统统不讲,只讲个人的利益,只讲少数人的利益!党的指导思想变了,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变了,所以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也已经是名存实亡!这些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第三,不能用反右扩大化来否定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如同一个人面临着杀人凶手的打击,在生死存亡之际,正当防卫打死了行凶者一样,不能用防卫中打死了行凶者来否定受害人的正当防卫!同样的道理,不能用反右扩大化来否定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平反专业户邓氏、胡氏虽然用反右扩大化来攻击反右运动,并借此来否定毛泽东,但是总的来说却没有敢全盘否定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邓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中就说过;“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邓讲这样的话,是很耐人寻味的。令人联想到邓所说关于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是头脑发热,难道我们就不发热的话。关于反右,毛泽东制定了许多的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关于反右的讲话中清楚的看到。那么为什么会有“扩大化”的错误呢?这是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黄允升主编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逸事》中第287页至289页有一篇文章,我全文引用在这里,或许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  

错划右派“要平反!”  

在1963年初的一次周末晚会上,当听到崔英说道许多地方在反右运动中不执行政策,打击陷害同志,许多人被错划成右派,运动有扩大化的错误时,毛泽东停下了脚步,气愤地提高了声音说道:“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  

   

毛泽东平时工作异常繁忙,只有每周的周末晚会算是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了。  

1962年12月间,在一次周末晚会上,见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休息,崔英便立即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新来的,在秘书室工作。”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端详着她的面孔,说:“新来的?好像见过面嘛!”  

崔英很惊诧毛泽东的记忆力,于是告诉他: “1955年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乙区办公,夏天在乙区游泳池游泳时,见过您。当时,主席还问过我‘怎么学会浮在水面上仰卧的?’呢”  

毛泽东凝神听了后,说:“奥,我说见过面嘛,7年怎么就会忘记呢!”说完,毛泽东示意要崔英坐到他身边的沙发上,亲切的问,“你是哪里人?”  

“东北辽宁省人。”  

“那你一定学过日文了?”  

“学过7年半。”  

69岁高龄的的毛泽东当时正在学日语,于是,就让崔英和他一起背诵日文的51个字母。崔英因长期不用,背的很不熟练,有的字母发音也欠准确。毛泽东一边背,还一边帮她纠正发音。背完,毛泽东对她说:“学过7年半,有基础,应该继续掌握这门外语。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崔英。”  

毛泽东风趣的说:“那么你的爱人姓张了?”  

崔英一时楞住了,茫然不知所措。  

毛泽东不等她回答,又面带笑容的问:“你读过《西厢记》吗?”  

这时崔英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毛泽东引用的是剧中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两人都会意的笑了。接着,崔英又回答毛泽东的问话,说自己的爱人原在中宣部工作,当说道1960年下放到安徽基层锻炼期间,因医疗事故而去世的经过时,毛泽东立即非常关切的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几个小孩?几岁了?”当毛泽东听说她32岁,有两个男孩,一个10岁,一个7岁时便说道:“你还很年轻,孩子还小,有人帮助你照料小孩吗?”崔英答有婆母帮助照顾。毛泽东又问:“你一个人拿工资家中生活有困难吗?”崔英说国家发给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对婆母生活也有长期补助。毛泽东点点头,放心地说:“那就好嘛,那就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吧,要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说句跑题的话,毛泽东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很实际,很体贴,很温暖,没有任何虚情假意的成分,确实感人啊!与某些人的做秀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啊!]这些话,对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党员,确实感人至深,以致崔英流着眼泪说:“太感谢主席了,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两周后,1963年1月间,在另一次周末晚会上,崔英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不太会跳舞,但很喜欢听轻音乐。当慢四步的旋律响起来之后,她快步走到毛泽东身边,请他跳舞。他一边和毛泽东踏着舞曲的节奏像散步似的缓缓散步,一边向毛泽东谈起了压在她心头多时的有关右派申诉信特别多的问题。为了阐述的透彻,他还例举了3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政策,甚至打击陷害同志,把一些好同志打成右派,本人不服,不断给毛泽东来信申诉,寄希望于他和党中央为他们平反的情况。  

毛泽东听着听着,停下了脚步,问他,“划成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崔英回答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定案材料,才更加清楚地证明很多好同志被错划成了右派。接着,她又连珠炮般地说;“这么多的右派申诉,主席知道不知道?下边有扩大化的错误,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说,详情不太知道。崔英还告诉毛泽东,对右派的申诉信件,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听到这里。毛泽东有点气愤地提高了声音问道:“谁说的?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并当即要崔英转告秘书室领导,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报送给他。后来的结果却并不如人意,当由崔英执笔起草的全国各地右派申诉情况的综合报告初稿刚刚送给秘书室领导审阅,还没有上报到毛泽东那里时,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下一个周末晚会的前一天,她却突然接到了调动工作的通知,让他立即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调出中南海,调离毛泽东身边……她起草的那份材料也始终没有送到毛泽东手中。[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哪位“领导有指示”?这位领导反正不是毛泽东!崔英离奇的工作调动,那份材料的最终下落,说明了什么呢?大家是不是应该认真的想一想呢!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错误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第四,对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时至今日人们的认识并没有达到一致,全盘否定者有之,全面肯定者有之,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一致。因为,有些人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来变化的,而且很可能是根本的变化。例如,当年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中的邓xx、彭真、扬尚昆、胡耀邦等人,在毛泽东去世后,他们的认识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变化。有人只看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否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有人只看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从而对党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产生怀疑。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不顾历史事实,诬蔑发动这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的“大阴谋”,胡星斗之流就是这样的别有用心者。但是,更多的中国人是公允而客观地评论其功过是非的,我们来简略地了解一下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背景,让历史事实说话吧。  

毛泽东早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党中央进北京之前就说过:“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的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做官。不管多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可就成了李自成了。”毛泽东还说了“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当李自成”的话。可是,有的人进城了,当官了,当了大官了,生活上腐化堕落,经济上贪污浪费,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坚决的行动!这可以从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中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在与为刘青山、张子善说情的某高级干部谈话时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杀不杀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对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的谈话时说:“非杀不可!挥泪杀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毛泽东后来还说过:“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1956年,国际上出现了苏共二十大、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了反共逆流。在国内,共产党内存在着的一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骄傲自满的思想作风,在处理党与群众、干部与群众关系时,有部分党的领导干部采用简单粗暴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  

 1956年11月5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它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3 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会后,毛泽东在视察济南、南京、上海等地的过程中多次谈到整风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1957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指出,整风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 4 月29 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专门讨论了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 4 月30 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和各方面党外人士四十多人,毛泽东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办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谈话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195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1957年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 1957年5 月16 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说: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 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谈话清楚的表明,开展全党整风,完全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所采取的措施,整风的目的以及所规定的方法都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说,在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党的干部蜕化变质问题上,在如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从未有过一刻的放松!从理论到实践毛泽东都是长抓不懈的!而且是以身作则的!毛泽东到底是某些人所说的“暴君”呢,还是一位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领袖,历史事实可以说明一切!人民永远想念毛泽东!但是,总有那么几个人疯狂的污蔑毛泽东,例如胡星斗之类,历史事实都唤不醒他们的良知,这也是一种无奈,这可能与他们只有“兽心”而没有“良知”有关吧。  

在整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态度,使党外人士打消了顾虑,他们以帮助共产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批评、有益的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整风运动的初期是健康的、卓有成效的。针对整风运动中提出的问题,1957年5月,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由此看出,毛泽东和党中央是真心实意欢迎党内外各界人士的善意批评建议的,并且是认真地听取并切实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现实中确确实实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他们把党内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批评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看成天下即将大乱,乘机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杀气腾腾地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他们到处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他们攻击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党政要分开”;说什么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们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选择,这就好得多”;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诬蔑国内情况“一团糟”,“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让共产党下台”;他们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说什么“中国再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说什么“三害”(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提意见”。(以上右派言论来自于网络资料)  

当时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是些什么人呢?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敌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部分人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坚持反动立场的人,由于土改时家庭的剥削分子被清算、斗争、管制或被镇压,因而他们对党有刻骨仇恨,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一部分人虽然是本人属于劳动人民出身,但有政治历史问题或刑事犯罪问题,曾被批判、处分或判刑,对党长期不满,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人,但是他们的活动是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事实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激化的具体体现。这些右派分子的能量是不小的,影响很大。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中间派动摇彷徨,分不清大是大非,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闹事的事件,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思潮,且有蔓延之势。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避免全国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一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展开了坚决的反击!这对打击资产阶级右派的嚣张气焰,争取广大中间派,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维护社会安定,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由以上的简单叙述,我们党开展的整风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反右斗争为了解决敌我矛盾!胡星斗所说“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纯属无稽之谈!  

第五,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原因概括的说,有的地方、部门、单位领导干部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的指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认真地、严格的执行中央的有关的政策和规定,有的地方、部门、单位党的领导干部还擅自另立划定右派的标准,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部门、单位党的领导干部,老虎屁股摸不得,利用反右派之机,排除异己,陷害、打击、报复干部群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部署开展全党整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六,毛泽东和党中央为错划的“右派分子”作了大量的平反改正工作。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进入扫尾阶段, 12月 8 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毛泽东指出,这样做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12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1959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建国10周年时,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一般都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1960年、1961年,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全国又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1962年夏,中央统战部提出,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分子帽子。从1959年到1963年间,党中央曾先后给五批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累计为30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  

第七,在反右运动和反右扩大化问题上的某些错误认识:(以下引用的一些错误说法来源于一些网络文章,特此说明。)  

一:“毛泽东的理论失误”论。有人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关于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有争论的。要把这个问题说情说透,那将是一篇大文章,恕笔者笔力有限,只能点到为止!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没有任何“重大失误”,连“失误” 也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以及后来的几十年中国的历史,以及当今中国的社会,都以无数血和泪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主要矛盾的分析和理论是无比正确的!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二,“形势估计错误”论。有人说:“1957年春夏之交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过分地夸大了敌情,这是导致反右派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有人说:“毛泽东在这时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他几个月前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鲜明地指出极少数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危险性,但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夸大了右派势力的力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上的错误。”有人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当时形势缺乏冷静、科学的判断,反右派斗争的部署和进程很快被扩大化了。”以上说法,简而言之,就是说毛泽东对1957年国内右派的分析是主观主义的,缺乏冷静、科学的判断,把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过分夸大了右派势力的力量,导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右派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猖狂情况,笔者在前面已经有了简单的叙述。难道要等到火上了房顶再救火吗?难道大火没有成为燎原之势就不能救火吗?如果在火势泛滥的初期开始救火,就是错误的、严重的、夸大的估计了火情吗?难道病入膏肓再治病吗?难道右派的猖狂进攻是毛泽东主观主义想出来得吗?所谓“缺乏冷静、科学的判断”,这种可以针对人世间任何事物,貌似永远正确的、永远适用的说法简直就是废话、屁话。反右运动过去几十年了,说这种话的人出来“冷静、科学”的判断一下,决策一下,当时右派的猖狂程度,我们应不应该反击?应该如何反击?是关起门来反击,还是发动群众共同反击?是温情脉脉的反击,还是给予严厉的反击?你尽可以再“冷静、科学地判断”上一百年,拿出一套无懈可击的、八面玲珑的、十全十美的、中国的党内党外、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满意的办法来,让大家也见识一下你那高明的东西嘛!我可以断言,说这种话的人,再过一万年也拿不出这样的东西来!说这话的人,只不过是个只会嚼舌头,不会干实事的小丑!更为可笑的是,有人竟说:“国内出现一股反社会主义思潮,极少数右派分子蠢蠢欲动,有些人杀气腾腾,但强大而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动摇不了的,推翻不了的。”这也是一句可以评为世界之最的——最为愚蠢的话。难道让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面对着杀气腾腾的右派熟视无睹吗?无动于衷吗?无所作为吗?所谓的强大和巩固是相对而言的,无论任何“强大而巩固”的政权面临着杀气腾腾的敌人也不能无动于衷啊!你如果真的是无动于衷,那么所谓“强大而巩固”的政权就会毁于一旦,就会成为昨日黄花!就会化为泡影!说这话的人,连“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针尖大的洞,斗大的风”这样通俗的道理都不懂!说这种话的人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敌人钻进无产阶级内部的奸细——内奸!说这种话的口气,我听着好象有些熟悉,是我联想到什么人说过的“飞进几个苍蝇来”“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话!时至今日,飞进来多少苍蝇?影响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全国人民有目共睹!

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论。有人说:“毛泽东违背了自己刚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有过激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有人说:“对右派性质的判定,在7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中,还是讲‘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同时指出: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这在当时是比较清醒的正确判断。但是,过了几天,毛泽东否定了这个估量,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43页)这种观点其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反右派的斗争根本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的矛盾斗争,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如果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把共产党赶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那将是天下第一号的大傻瓜,是愚蠢到了极点!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敌我矛盾可言呢!另一方面,把局部地区、局部单位、个别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也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关于反右斗争的谈话、指示、文章有若干篇,现在不是什么绝密文件,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毛泽东在处理反右斗争中,把哪些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问题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了?请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举上几条实际的例子,哪怕是一两条也好,让我们大家心服口服嘛,不要泛泛而谈,帽子不小,实际上空无一物!  

四,“方针措施策略错误”论。有人说;“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精神,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多次党内指示,制定反击右派的策略。其中心就是要让右派任意鸣放,使其充分暴露;党员和左派暂不发言,准备后发制人。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采取先纵后抑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当右派言论出现以后,即在适当的范围,采取适当的形式给予批驳、反击,并辅之以正面引导和其他转化工作,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事物都有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本来面目和罪恶目的也有个暴露的过程,人民对此也要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方针政策也要有的放矢,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是起码的常识。试问持有这种错误观点的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丑陋面目和罪恶目的如果不暴露,人民群众如何提高大是大非的认识能力,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如何制定方针政策呢?  

五,“听不得不同意见”论。有人说:“由于党在巨大的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听不得不同意见,把善意的批评当作恶意的攻击,骄傲情绪的滋长严重地妨碍了党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根据这段话的关键语言“骄傲情绪的滋长严重地妨碍了党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来看,很显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在说“党”,在说“党中央”,在说“毛泽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错在什么地方了呢?一方面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就是要听不同意见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党像共产党这样大的气度,大张旗鼓的,公开的号召党内外各界人士给自己的党、给执政党的领导人提意见!所以说“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这种指责的根据根本就不存在!无的放失焉能正确?另一方面,“不同意见”都要听吗?治党治国,大政方针,政党众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七嘴八舌,难以统一,凡是不同意见都要听,要执政党何用?问题的关键是要听正确的意见!从善如流!这一点,没有人比毛泽东做的更好!那些用“听不得不同意见”为由头来攻击毛泽东的人最好还是闭嘴吧!  

六,“反对温情主义错误”论。有人说;“  8月1日 ,毛泽东估计: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右派人数将逐步增多。9月2日,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说:‘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已有3000余人’,并批评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的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错误。一再强调反对‘右倾情绪’,反对‘温情主义’”,“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党中央曾发现一些单位把划定右派的标准放宽了,提出过‘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但是,在实际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没有付诸实行。而且其所强调的重点是反对‘温情主义’,反对‘右倾情绪’。这样,已经发现的扩大化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之所以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因为制造这种观点的人在有意的歪曲基本的历史事实。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就指出过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也决不要扩大化。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来不得温情主义。由此可以看出,某些人刻意不提党中央关于“也决不要扩大化”的指示,刻意不提“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的狠,来不得温情主义”这个完整的指示,而片面只提反对“温情主义”,把此作为反右扩大化的原因之一,这是歪曲,这是别有用心!试问持有这种错误观点的人,难道面对资产阶级要把共产党赶下台,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推翻的猖狂进攻,还要大讲什么温情吗?那时侯如果讲温情,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啊!  

七,“右派分子的划分标准很难执行”论。有人说:“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了划为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应划为极右分子的主要是右派活动中的主谋和骨干分子。《标准》还指出了‘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六种情况。应当肯定,这样的标准,政策界线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存在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再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这样的标准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这样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完全错误的。持有这种错误观点的人一方面说“这样的标准,政策界线还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又说“这样的标准很难真正贯彻执行”,这岂不是自相矛盾?难道不清楚的标准才好执行?再进一步说,什么样的标准既清楚又好执行呢?世界上有这种十全十美的标准吗?此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就算是马后炮,说这种话的人,你现在制定出几条反右标准给大家看一看,看看有多高明嘛!我断定这种人说风凉话、纸上谈兵一个顶仨,作实际工作是要打个大问号的!执行标准中出现的错误和制定的标准错误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第八,关于“反右”运动,请读者在看看毛泽东的讲话吧,或许你会对这场运动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彩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你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加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有两三个五年计划,估计也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提供的原件刊印  

注释〔1〕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原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为“本报评论员”。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六月十二日,此文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又将署名改为“毛泽东”,时间定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此文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次公开发表。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1-433页)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七年7月9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治,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注销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它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克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七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八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祁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注释  

  [1]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章第五节。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6--46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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