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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飞:当代社会思潮与中国文化建设--读《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

何雪飞 · 2011-01-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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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思潮与中国文化建设

--读《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何雪飞

再有半年多的时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岁华诞。这轰轰烈烈的90年,大体可分为30年革命斗争,30年社会主义建设,30年改革开放。尽管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透过各种意识形态的人所看到的历史与现实图景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但所有观察敏锐的人恐怕都不得不承认眼下的中国与世界正在进行剧烈的变化与调整,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或者说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新的时代。

云杉同志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一文高屋建瓴,是对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系统性、战略性、前瞻性思考。为了在下一个30年中,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强国、文化强国,在当前特殊历史背景下,总结中国共产党3个三十年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显得尤其必要。下面就学习云杉同志的文章谈几点体会。

一、从历史经验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1840年以来,中国逐渐沦为资本主义列强欺辱、瓜分的对象。从那以后,找到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使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就是历代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主要历史责任。而中华民族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伴随着曲折的历史实践逐渐深化。洋务派着眼于“科技”、“经济”、“物质”层面,大搞新型工业,加强国防,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确,经济实力的差距的确是中国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晚清中国的GDP从数量上虽然远远高于大英帝国,但中国的GDP是蚕丝、瓷器、茶叶等为主,而英国则是蒸汽机、轮船、大炮。倾全国之力打造的亚洲先进的“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海战中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思路宣告彻底破产。随后中国人将变革的焦点集中到了政治制度领域,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废除帝制,实行西方政体。辛亥革命后,中国搞了十几年的西式“宪政”,结果是党派林立,政客遍地,军阀混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国家竟然越来越衰败,人民越来越贫困,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吸血越来越厉害。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华民族才迎来了一线曙光。

正如云杉同志文章中所说: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回顾近9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总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发展壮大,并力挽狂澜,彻底扭转中华民族的命运,归根结底在于,她代表了最先进的阶级,创造了最先进的文化。

晚清政府之所以屡遭列强欺辱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经济、军事的落后,不如说是政治、文化的腐朽。北洋水师的军事实力丝毫不差于日本海军,但却一败涂地,关键原因在于清王朝官僚阶级的腐朽、糜烂与软弱。当时世界列强主要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他们凭借优势的经济、军事势力向全世界扩张势力,有利于缓解国内阶级矛盾,也最符合资本寡头的利益。西方资产阶级打垮了王权、驯服了教权,为了追逐更高利润、掠夺更多资源、消解西方社会劳动者的反抗,西方资产阶级向东方扩张侵略,“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东方的统治阶级总是被西方的资产阶级斩落马下,表面上是由于生产力落后与武器落后,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前者被后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俘虏。东方大国的统治者要压制本国劳动者的反抗、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西方资产阶级投降(一些小国反而有更多的独立空间)。于是,宗教与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者(封建地主)总是向直接的露骨的剥削者(资本家)投降,并向后者转化,成为后者在东方的代理人。按照这种模式,一个全球统治体系得以形成。

而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一则经济、军事实力落后,二则政治、文化腐败,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更加激烈,因此面对列强的侵略压榨,统治阶级为了实现本阶级利益最大化,其首选不是向外来侵略者反抗而是向他们下跪,“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联合外国资产阶级共同欺压本国人民。因此绝大多数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无论是官僚地主还是资本家阶级)都表现出了软弱性、买办性。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整个上层阶级已经彻底腐朽,而中国又是西方各个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掠夺的主要对象,因此要想学习德国日本那样,依靠上层精英,通过社会改良的方式逐渐跻身世界强国的途径实际上已经被堵死。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直到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一步步从社会上层精英逐渐下移,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也从晚清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变为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再变为孙中山直到最终是毛泽东们组织下的中国工农群众。

近代以来,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真正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宗旨。遥想那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一种史无前例的文化氛围中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赴汤蹈火,他们将中国人民真正组织与团结起来,按照毛主席的话说,是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得到了“人民”的真正拥护,拥有了无穷的力量,战胜了最强大的敌人,中华民族的面貌才从此焕然一新。是的,人民群众中蕴含了无穷的伟力,但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组织其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就是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己任,他们或者鄙视蔑视人民,或者将人民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看不到人民中的无穷力量,也无法唤起这种力量。

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上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相比,硬实力远远落在后面。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赢得胜利靠什么?靠的是软实力,靠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靠的是崇高的精神力量,靠的是真正能够扎根于人民得到人民的彻底拥护。总而言之,靠的是先进的文化。

为什么北洋水师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惨败于日本,日本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却败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国民党蒋介石拥有军事、经济优势却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迅即土崩瓦解,而美帝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主却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败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根结底在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文化优势和道德优势: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的共和国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用藏民的话说是为了解放人民的“金珠玛米”(菩萨兵)。因此毛泽东可以在军事、经济实力远逊敌人的情况下做到以弱胜强。所以归根结底不是毛泽东的智商比蒋介石高--蒋介石自己也很清楚,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他学不来,更做不到。蒋介石也曾派兵到敌后搞游击战,结果这些惯于欺压人民的国民党老爷兵由于脱离人民而一败涂地。相反毛泽东的八路军却在敌后依靠人民发展出大片大片根据地,敌消我长,将大部分日本军队拖死在根据地周边,彻底扭转了二战的根本格局。这就是精神的差距、文化的差距。

在李鸿章、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眼里,只看到经济军事的力量,看不到更利用不了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他们被日帝美帝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当然不知道日帝美帝的根本弱点和他们一样是脱离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终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他们面对外来的西方资产阶级侵略者只能主动或者半主动地依附、投降。

当年汪精卫们卖国也有一套似乎可以自圆其说的逻辑:因为经济上军事上比日本、美国落后,打不过人家,因此投降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最好的选择;政客们搞焦土抗战等于祸害人民,而只有投降日本美帝才能最大程度保全百姓利益,才是真正的爱国爱民。早年的汪精卫和如今的刘晓波的逻辑可以说如出一辙。直到今天,还有林思云、章诒和之类的自由派文人要为汪精卫翻案。

这种汉奸、买办、投降逻辑是落后国家剥削阶级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精英主义价值文化的必然结论。强盗、征服、侵略逻辑则是发达国家剥削阶级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精英主义价值文化的必然结论。

历史结论是,无论是希特勒、东条英机、布热津斯基们的强盗逻辑还是汪精卫、蒋介石、刘晓波们的洋奴逻辑,都在毛泽东的人民逻辑、人民文化面前不堪一击。高呼人民万岁并真诚实践这种无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的毛泽东战胜了世界上的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

正如云杉同志的文章所说:【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有没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反映着一个政党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近代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这种文化能够得到高度认同、坚持、落实与发扬广大,我们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反之必然是遭受清政府、国民党、苏共那样的亡党亡国之下场。

二、新中国60年来文化建设的得与失

云杉同志文章说: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逐步清晰的过程。】

【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凝结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讲软实力、文化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正如毛主席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我们现在讲“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

1、“老祖宗”为何不能丢

革命传统革命文化等“老祖宗”不能丢,不光是因为她是“老祖宗”,而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一定程度上讲,要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些“老祖宗”必不可少。

改革开放时代,始终存在要不要老祖宗的争论。

多年以来,以普世价值派为代表的极右思潮利用主流媒体极力散播各种歪曲性的舆论,影响广泛。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抛弃马列毛等老祖宗,就是要与中国革命和毛时代做彻底切割,要彻底颠覆当前宪法党章,按照《零八宪章》之类的东西,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对于这种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奉若神明的“普世价值”思潮,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毛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宪法》一直在修改中。然而,无论怎么修改,宪法的精髓--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不能篡改。人民大众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毛泽东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的结果与必然。毛泽东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建立了共和国,而当今改革者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于毛泽东。中国的改革的合法性在于,改革领导人将改革定性成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遗产的继承上,需要建立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上。体现在当前宪法里面,便是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为主体经济,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为国家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为国家基础等等——这些对国家主体特征的描述相对于毛时代而言,是一种保留与继承。

比如当前《宪法》规定: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改革开放时代与毛时代才是一个整体。如果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走向了彻底美国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整个社会必然两极分化。那么这种改革就丧失了他的合法性,这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资本主义复辟,是一种非法的颠覆政权的政治行为。

改革开放后,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层面,都坚持经济上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政治上人民民主专政,工农阶级是国家主人。毛时代及改革开放时代的探索都是为了解放人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只有这样,毛时代及改革开放时代才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在性质上有根本性差异的两个社会、两个政权。

综上,党章、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决定我们无法将改革开放与毛时代及中国革命做切割。党章、宪法规定,改革开放的中国,仍然必须继承与发扬中国革命与毛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遗产,在主体特征上与毛时代社会保持相似性、统一性。党章、宪法规定,改革开放的中国,从根本上仍然是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要稳步地、不断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如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老祖宗当然不能丢。

2、正确总结两个时代的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会出现要不要老祖宗的争论,之所以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这与毛泽东在前三十年的一些失误有密切关系。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日趋严重。面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反抗,中国的统治者选择向强大的西方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国外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本国大资产阶级)日益勾结起来,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19年,青年毛泽东当时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这个人目睹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看不得劳动者受苦。当他初入长沙城时,沿街的乞丐及城头悬挂的造反者的头颅给了他强烈的震撼。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终于认识清楚劳动人民才是历史与文明的创造者,他终于认识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传统文化在毛泽东那里得到升华和扬弃,于是他崇拜的偶像也从孔夫子、曾国藩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从此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烙上了深深的“人民至上”的文化印记。

高度重视及保持我党的“文化”先进性,高度强调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价值观,强调党员要为人民服务从而破除改造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是我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但是,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毛主席晚年犯了脱离实际的极“左”错误。回过头来看,毛主席晚年搞起“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其深入骨髓的革命文化发展到一种极端状态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说“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由于中国反革命势力——三座大山是如此之强大,集人类最反动势力于一体,中国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成为世界劳动人民有史以来最成熟的党,成为最彻底革命的党。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从他成为党的领袖开始,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源泉、力量源泉,更是共产党的道义源泉。从教育每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到牢记“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直到文化大革命,显而易见,毛泽东整个一生高度重视文化主导权问题。毛泽东深知消除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困难。毛泽东奋斗的一生,在他自己看来,可以说都是在和这个价值观所主导的精英们奋斗的一生:第一件大事,将认真实践资产阶级文化、利己主义哲学的三座大山的总代表蒋介石赶到了几个海岛上。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试图彻底消除资产阶级文化利己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影响,号召全党“继续革命”。

毛泽东在做第一件大事的时候,由于自己在物质力量上身处十分弱势的地位,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统一战线,重视团结与包容。以往旧有的革命,包括毛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其动员群众的根本逻辑,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反饥饿、反剥削、反压迫、求解放,仍然是满足群众“利己主义”的愿望,只不过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劳动人民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是天然正义的。许多革命者参加革命、参加造反,归根结底是为了捍卫个人的利益、追求自己的解放,而只有如毛泽东等极少部分革命者—即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团队--才是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解放,并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而一旦政权在手,毛泽东则将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强调到极致,从而忽略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人群、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这表现在毛时代,经济上追求单一公有制和一大二公,分配上追求平均主义,而文化上终于在文革期间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大搞“狠斗私心一闪念”、“破私立公”、“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改造运动。毛泽东甚至敌视军衔制、敌视合理合法的收入差别,竟然将比较平等的八级工资制视作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清楚,毛主席一生艰苦朴素,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其晚年鉴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教训,出于担心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惧,毛泽东过于夸大了党和国家的阴暗面,他对各级领导干部、对各个共产党员要求过于苛刻,将一些整体上比较好的干部视作资产阶级分子,而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家也趁机兴风作浪。更荒唐的是,毛泽东甚至将那种要求干部彻底无私等极端苛刻的要求加在了普通群众身上。“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只是毛泽东的浪漫想象。实现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彻底决裂,那是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的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允许大部分群众和一部分干部自私自利,将个人物质利益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甚至是首位。因此,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局部范围内存在的合理性。

事实是,即便是在毛时代,像雷锋、焦裕禄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秀党员也是少数,而像毛泽东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则更少。

文革的失误在于,按照所谓“狠斗私心一闪念”的标准,绝大部分干部群众都不合格,似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于是,文革期间很容易搞成“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事实证明,文革恰恰伤害了一大批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衷心耿耿的老干部。

改革开放后,出于对文革错误的反思,国家将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需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整个社会从到处都“狠斗私心一闪念”当然不对,但是如果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泛滥,到处都是“精神空虚”或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甚至“美军来了,我带路,拿美元”之类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哲学,这是不是更不对?更关键的是,党内不少高级干部被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侵染,腐败分子层出不穷。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趁机发展壮大,如果任由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整个国家就走了满清王朝、国民党政权的老路了。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再像文革那样,逼迫每个干部甚至每个人去当雷锋当焦裕禄当白求恩。普通群众,尤其是生活贫困的普通群众,优先考虑自己的物质利益是天然正义的,这正是共产党干部应该注意且遵循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一大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们也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文化侵染,于是高薪养廉却越养越贪,他们过于看重自身的物质利益,抛弃了革命文化,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样的腐败分子在金钱收买下很容易蜕变为为西方敌对势力服务的汉奸,这样一批党员干部客观上变成为潜伏在党内的汪精卫、蒋介石、叶利钦。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恰恰是要命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曾说过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对改革开放的误导,眼下中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基尼系数比美国还高,中国新生资本家阶级的暴富速度恐怕也是举世无双。外国资本垄断了绝大部分产业,自主创新乏力,经济安全问题突出。国企私有化政策导致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几千万工人下岗。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导致民生三座大山使民怨沸腾。由于人民贫困,内需不足,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催动房地产泡沫及向西方廉价出口资源,经济增长得不偿失。党中央其实早在10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要防止两级分化及自主创新等问题,近几年更是高度重视,但是这些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看起来却困难重重。

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鼓励改革者:要大胆闯、大胆试,错了再改回来。但我们看到,纠正普世价值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给改革开放带来的误导、破坏是如此的困难。因为普世价值派、新自由主义派官员们所犯的错误不是一般的认识性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由于经验不足、理论不足,对客观实践的复杂认识不足,所犯的错误比比皆是。解放前如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解放后如大跃进的失误等等,可以说,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失败和挫折中不断吸取教训,进而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些错误很快得以纠正的原因在于,当时共产党的文化传统还在发挥有效的作用,大部分干部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信仰,他们还要革命,还要反剥削、反压迫,还要解放人民,服务人民,因此认识上出现偏差、实践中出现偏差很容易纠正过来。但普世价值派、新自由主义派官员所犯的错误却与此不同。当年,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博古等搞左倾冒险主义时,他们主观意识上还认为自己是在搞革命,认为自己的方法、实践能解放劳动人民。但是在今天,那些极力推动中国与美国接轨,大搞国企私有化、盲目引进外资、大搞教育医疗住房私有化产业化、大搞所谓政改(其实就是要让资本家彻底控制政权)的普世价值派和新自由主义派官员,他们早已经抛弃了共产党的革命文化,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与宗旨,早已经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他们蜕变为腐败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及汉奸洋奴分子,他们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由主义逻辑,崇拜的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和金钱选举游戏。而只有将中国推向殖民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才能无法逆转”,这些资本主义改革者才能获得最牢靠的利益保证。

总而言之,共产党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丢掉自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丢掉自己的信仰。哪怕是一时认识上出现全局性的失误,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当,将中国经济搞成了资本主义,也不是什么根本性的大问题。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团队的信仰还在,革命文化还在,纠正这些失误并不困难。换而言之,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信仰、宗旨不变色,不被西方“转基因”,我们经济上真的搞了一段资本主义、经济上走了一段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正如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经济政策不是消灭地主和资本家,而是减租减息,活跃市场交易,保留了大部分经济剥削和基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要政权不变质,一旦时机允许,消灭剥削,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就很从容。

三、当代社会思潮与中国文化建设

云杉文章说:

【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虽然各种各样的文化表达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始终占据主导。】

【特别要看到,中国还面临着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应当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拓展我们的战略利益。】

【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时”,今天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

【我国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展开,外来文化大量涌入,这既给我们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带来机遇,也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带来挑战。】

【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与无孔不入的渗透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的影视作品、主流媒体等无不体现着他们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相比之下,我们有的传播媒介、文化作品却没有他们做得那么自觉、那么巧妙,有的甚至宣扬“讲责任太累”、“讲崇高太虚”,贬损、亵渎、消解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念,误导和扭曲人们的是非标准、美丑标准。】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新的观念、新的意识不断生成,这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活力。同时,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外来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社会思想意识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社会思潮也更加纷繁复杂。】

1、文化安全防线失守:极右思潮大泛滥

由于全党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对文化安全、文化建设问题不太重视,长期存在邓小平所说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弊端。因此,消解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全盘西化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改革开放时期趁机发展壮大并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改革开放。当然,出现这种局面的历史根源仍然是前文所述的毛时代的“极左”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出现了极左思潮与极右思潮相互攻击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的局面。

客观上看,文化大革命所伤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多能够正确对待历史。像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黄克诚、彭真、王震等在改革开放时期都坚定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也有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受了点冲击,则对毛主席、对党、对社会主义产生刻骨的仇恨,他们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去总结评价历史,而是将个人利害得失看作高于一切。用李慎之的话说,叫做“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因为由于革命中的失误导致他们利益受损,这些人便要仇恨革命、仇恨毛主席。这批人以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杜导正等人为代表,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能够在全社会泛滥,其国内根源便是这些党内的高级干部。

在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杜导正等人看来,文革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自由”、“财产”、与“人权”,因此拼命鼓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吹普世价值思潮,要在中国彻底实现经济与政治的私有化。这批人自称是“两头真”:早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跟着共产党走了几十年,因为文革中受了点苦,到晚年猛然回头发觉还是蒋介石对,中国还是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分子往往在革命高潮时投机革命,在革命退潮时摇身一变投机反革命,追名逐利是其根本动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史无前例的挫折,赵紫阳、李慎之之类的高级干部在中共党内大批出现,一点也不奇怪。这批人为了追逐个人名利,竟然连形式逻辑与历史常识都不顾了:

1、“自由”“财产”“人权”都是有阶级性的。封建地主、腐败官僚和资本家们如果拥有“自由”“财产”“人权”,劳动人民就没有“自由”“财产”“人权”。劳动人民几千年斗争得不到解放,归根结底在于受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影响,即使是造反成功,不过是换了一批新的统治者而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高尚的革命者进行革命造反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人民的“自由”“财产”“人权”。也只有毛泽东这种人才是人类解放的旗帜和希望。李慎之们晚年所追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念,恰恰是人类的枷锁。

2、“财产权”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才是第一人权。在一个社会里,生产资料的控制者,同时也必然是媒体、政府及军队的控制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没有“自由”和“人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都被资本家阶级垄断,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不占有生产资料。资产阶级凭借这种生产资料所有权,它可以不提供任何劳动而获得绝大部分生产利润,这其实就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资本剥削。因此工人阶级被马克思称为雇佣奴隶,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劳动人民没有真实的自由和人权。

由于计较个人得失、追逐个人名利,赵紫阳、李慎之等人晚年终于弃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而去,而对蒋介石、胡适等美国洋奴认祖归宗。可见,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如果文化改造不彻底,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念还在头脑中潜伏,就很容易成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手中猎物。

当然,极右阵营中也有一些骨干并不是被文革刺激才从毛主席共产党的拥护者变为极右,而是一直坚持极右立场的美蒋余孽(即美帝-蒋介石集团余孽)。如当前右翼代表茅于轼公开声称57年反右运动中他“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他“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正所谓“魔眼看人,世人皆魔”。这些自由主义官员、学者因为自己信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那么共产党的革命文化、高尚文化在他们眼里便是骗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唯有个人自由、个人利益重要,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便严重背离了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正是这批力量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自由主义极右思潮的泛滥。

2、“妖魔化毛泽东”与文化转基因

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等极右思潮的泛滥给改革开放带来极大的破坏。其路径便是从文化防线入手,逐渐攻破经济防线、政治防线。正如云杉文章所强调的,文化安全问题极其重要。

可以说中国文化安全防线一旦失手,势必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苏联在解体前,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安全程度远远高于当今中国,但是由于苏共内部文化安全防线被攻破,苏共高层意识形态出现紊乱,进而导致苏联的亡党亡国的悲剧,随后就是苏联地区人民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方面受到史无前例的损害。可见,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从文化防线进攻,进而瓦解社会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已经成了一个普遍规律。

西方敌对势力攻破我们文化防线的一个关键突破口,便是对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中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进行彻底颠覆。

苏联的文化防线被攻破进而亡党亡国开始于斯大林的被妖魔化,而中国的文化防线被攻破则开始于毛泽东的被妖魔化。也许若干年后,如果我们总结中国亡党亡国的根源,那一定是中国文化防线被攻破,而敌人的核心任务就是“妖魔化毛泽东”。

毛泽东先是将西方垄断资本的在华代理人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随后又在朝鲜越南两个战场让美帝脸面丧尽,阻止了美帝继续扩张的步伐。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妖魔化斯大林,国际共运陷入混乱后,又是毛泽东扛起了反抗美帝的革命大旗。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有史以来的最大敌人。毛泽东也成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剥削压迫的最光辉的一面旗帜。在毛泽东有生之年,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无法打败这个东方巨人,那么毛泽东死后,如何在中国及世界消除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消除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大隐患,就一定会成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重要目标。而作为西方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新代理人,中国的普世价值派官员、学者及媒体则成为这项任务的具体执行者。

被曝光的美国中情局“十戒”(形成于1950年代)中第一、二、五、九条分别是:

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他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

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第五条:“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台词来攻击他们自己。”

第九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中情局“十诫”已经在中国大面积实践——大大小小的诋毁毛主席形象的造假书籍、文章不断在海外及国内的报纸、刊物、网络上广泛流传。近年以来,在美国敌对势力的运作下,“妖魔化毛泽东”的文化转基因工程得以实施,逐渐形成了海外民运刊物、网站为造假中心,以国内报刊(《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及汉奸文人(如高华、徐友渔、秦晖、沈志华、李锐、李慎之、杨继绳等)为深人加工、深入开发中心,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凤凰网、凯迪网(猫眼看人论坛)、天益网、新浪、网易、腾讯等网络媒体为传播主平台,兼以地下印刷非法资料为辅助手段的一整套攻破中国文化安全防线的机构。而我们所观察到的,也仅仅是一个庞大链条的小小分支而已。

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为了推倒挡在他们面前的巨人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

多年以来,他们炮制了诸如:毛泽东导致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反AB团与富田事变),毛泽东的夺权阴谋导致西路军的失败、皖南新四军失败,毛泽东不会打仗、红军全靠朱德,毛泽东打胜仗全靠情报准确,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后使用阴谋导致杨开慧被害,《沁园春.雪》作者是胡乔木,大跃进期间有三千万人被饿死,毛泽东鼓动了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女友众多生活淫乱,毛泽东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毛泽东使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迫害要为此负责,毛泽东挑起了文革期间的武斗,毛泽东的稿费高达亿元,毛泽东的身高才1米72等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谣言。将毛泽东的整个一生全面颠覆。毛泽东在主流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下,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毛泽东时代成了上下五千年来最黑暗的年代。在极右普世价值派官员控制的主流媒体制造的主流话语中,文革、文革造反派比蒋介石、汪精卫、日帝、美帝还要坏。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毛泽东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生活腐化,荒淫无耻,屠杀了几千万无辜百姓,迫害了几亿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

笔者就毛泽东形象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做过广泛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凡是对政治、历史话题感兴趣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已经被上述“妖魔化毛泽东”的文化转基因工程所洗脑,许多人直接阅读过相关非毛化的材料,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是道听途说,但是却比较相信这些传言。可见纵容“妖魔化毛泽东”已经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危害。

毛泽东是共产党与共和国的奠基者。可以说一旦将毛泽东妖魔化,就彻底颠覆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而作为其对立面极右普世价值思潮便可以开始趁机扩张泛滥。

3、文化安全防线失守的严重危害

当前,西方垄断资本所极力传播的极右思潮泛滥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危害,同时也给西方垄断资本带来史无前例的战略利益。

第一、 催化了大量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堕落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要防止官员腐败,需要两套机制。一是官员自身的免疫力,官员自身要有一定的修养、道德、信仰。二是监督制约机制,来自下层人民群众的监督及来自上层的监督。如果官员们完全没有良知,他们想要要突破一切底线、一门心思追求个人利益,任何法律、任何制度、任何监督制约机制都不会起到作用。

共产党干部要拒腐防变,靠的是干部对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信仰,靠的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对国家的感情。但是如果共产党干部受到“妖魔化毛泽东”文化战工程的影响,那么在这些干部看来,原来共产党所谓神圣伟大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谎言。假如连共产党及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是一个生活腐化、堕落无耻、追逐个人利益的小人,如何让这些干部去坚守那些骗人的理念?在中情局的这种心理暗示、心理催眠状态下,腐败、堕落,就是干部们的唯一选择。如果一个基督教信徒,突然发现原来所谓耶稣是个骗局是个邪恶的魔鬼,其精神世界必然陷入混乱。有人研究过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爱戴毛泽东、崇拜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的,这些腐败官员几乎都是中情局“妖魔化毛泽东”文化战工程的受害者。

历史上中国人传统道德信仰的导师是孔夫子。毛泽东则是孔夫子的否定之否定,升华版。建国后,中国人在道德信仰方面的导师就是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经人人必读、人人会背、人人实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是无数人真心坚守的信条。毛泽东本身光辉、伟大的革命实践,更是干部及人民学习的榜样,毛主席的这些教导真正地记在了他们的心上。在那个时代,由于毛泽东是伟大而神圣的,毛泽东、共产党所代表的道德与信仰也是伟大而神圣的,共产党的信仰曾经吸引与团结了千千万万的人。

当最伟大的毛泽东被妖魔化后,其他的几代领导人也必然失去光彩。既然之前共产党奠基者毛泽东的伟大与神圣都是谎言与骗局,那么后续的种种“特色”理论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之处,也只能是个骗局。传统文化早已衰落,而毛泽东业已被妖魔化,在改革年代里,共产党这个符号就不再与任何高尚、神圣、伟大的东西相关联。妖魔化了毛泽东,金钱就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信仰。而西方垄断资本家们,才是金钱的主人。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员一旦腐败,必然容易变为汉奸。

第二、瓦解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方式是完全对立的。公有制要有效率,需要公有制的文化环境。毛泽东时代的国企之所以效率高,关键原因是企业内从工人到干部,有一批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与实践者。改革年代,国有企业最终纷纷垮台,极右势力有意扼杀是宏观因素。从企业内部看,干部腐化、工人丧失积极性是微观因素。当毛泽东被妖魔化后,整个社会上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受重创,拜金主义抬头,人人追逐物欲。毛泽东被妖魔化后,文化环境已经不适合公有制存在,剩下的就是国企的瓦解、国际垄断资本的长驱直入,所以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地化才看起来势不可挡。

今天的国企问题多多,这与改革开放后,许多国有企业废除毛时代国企的鞍钢宪法(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有关。

毛时代国企的鞍钢宪法是毛泽东思想在国企管理领域的体现。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三套系统约束干部精英知识精英的堕落腐败,实现国家政治清明、经济高速发展:

1,总结儒家道家佛家传统。通过一系列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文化感召激发干部的公心善念,使干部们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

2、借鉴西方近代的制度成果。充分发动群众,通过“工人参加管理”、“工农代表直接掌握各级政府、企业权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发信”、“检举信”等方式,从制度上约束干部的腐败,使干部腐败、特权行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3、将法家那套严刑峻法用在干部身上。对干部及知识分子的腐败堕落行为惩罚十分严厉。典型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等人。

因此,在整个毛时代,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十分迅速。而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劳动人民。

改革开放后,毛时代的三套防止干部腐败的制度文化逐渐被极右势力废除。92年后,一大批毫无政治觉悟、自私自利的人成为各级国企的领导。而毛时代的工人享有的民主权力又被剥夺,厂长负责制使国企领导将国企变成个人的独立亡国,98年后则发展到国企干部蓄意搞垮国企,进而MBO侵吞国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国企逐渐腐败、进而效率低下,而此时国家对外资、私企则进行大量政策优惠(如减免税收、放纵逃税等等),国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而毛时代的制度与文化则根源于红军、八路军的传统。如果在基本坚持与发展毛时代的文化与制度,国企不可能搞不好。搞好国有企业,难道真的比两弹一星还难?真的比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美帝还难?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八路军、红军的是世界上战斗力最高的政治军事组织。用毛泽东思想搞公有制,也必然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经济组织,毛时代工业化的辉煌成就已经做了最好说明。普世价值派要想在历史上颠覆这个结论,需要彻底消灭整个人类的近现代史的真实记录。

  

第三、促动了中国社会思潮的混乱与分化:瓦解了执政党的政治基础

极“左”思潮可以说是在90年代末期开始萌芽,进入新世纪后逐渐泛滥。此种思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是值得我们认真梳理的。

在对政治、社会一无所知的人看来,极“左”思潮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对毛泽东的强烈肯定以及对文化革命的重新肯定,否认毛泽东晚年犯了“极左”冒进的失误。毛泽东犯了晚年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这不仅是执政党的决议,而且这些结论通过一系列的书籍、杂志、影视等意识形态产品,本来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深入人心。不料“极左”思潮在最近十年时间重新开始焕发活力。

其实,极左思潮的出现与扩张,乃是西化极右势力误导改革开放,大搞市场化私有化外资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

以历史的角度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今天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如汪晖、孔庆东、王绍光、甘阳等恐怕还沉浸在右翼阵营中高喊“全盘西化”的口号,而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反倒成了他们的第一启蒙者。而陈云、王震、李先念、邓力群、魏巍、马宾、李成瑞等老干部虽然不像李锐、李慎之等人彻底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但由于他们在文革中间都受到严重的冲击与迫害所以对文革的负面性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后自然也对毛心存非议,他们认同《决议》,热心拥护改革开放。虽然都反对文革的“极左”做法,但陈云、王震等老左派与李锐、李慎之等伤痕派、老右派完全不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前者参加革命时就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他们反文革是为了国家人民,而不是主要出于个人恩怨个人仇恨,他们与毛没有私仇,也不会彻底背叛共产党。而在李锐、李慎之们看来,文革则是典型的没有个人自由、个人人权,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实际上就是说革命伤害了他们这些小资知识分子,他们反文革主要是在为个人复仇、发泄私恨,所以很容易走向彻底反毛、彻底反共的道路。

老左派虽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在八十年代,恐怕还没有“左”到重新认识毛泽东与文革、反对改革的程度。在八十年后期,出现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西化派集团,这个集团全面认同资本主义理念,甚至意图照搬照抄弗里德曼、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教条。西化派的双轨制、市场化、物价闯关等一系列激进改革政策引起了通货膨胀,而非毛化导致高级干部信仰丧失,以“官倒”为特征的大规模腐败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由于毛时代的惯性影响,在八十年代,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反感腐败追求民主的动力很强。西化派意图利用这种民众的怨气彻底瓦解共产党与共和国,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实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彻底接轨的目标。这便是在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环境下发生的那次著名的“动乱”。应该说,赵紫阳西化集团的出现与恶行,激化了老干部的进一步左转。据说,当时在很多革命元老级别的老干部(如陈云、李先念等)中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赵紫阳就是毛泽东当年要极力防止出现的“走资派”。应该说,在这些革命元老看来,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西化派集团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据说王震晚年的遗言是:毛泽东比他多看了五十年。

极右的“西化派”的影响在92南巡后更加甚嚣尘上,邓小平去世后,一切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主张更是在经济领域大肆铺开,而许多政治运行规则实际上也已经与美国接轨:资本逐渐开始控制权力,官员成为资本家的走狗。这种在左派看来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场景直接刺激了“极左”的毛泽东主义的复兴。比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因为认定由于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当前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而党中央却毫无作为,事实上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他近几年愈发激进,成为“极左”代表。魏巍、马宾、李尔重等人的思路也大同小异。这一“极左”派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是资本家与官僚掠夺工农大众的制度,因此必须反对。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复辟,那么毛泽东当前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举动就是伟大的,他当年告诫人民,如果不打到修正主义将来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良苦用心几十年后才被人理解。

我们通过历史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的关系:极右的西化派越猖獗,极右势力影响中国改革时间越久,中国与美国全球化接轨的后果代价越严重,两极分化的程度越严重,毛泽东主义极左思潮的影响就越大。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在全盘西化派即极右西化派主导下,市场经济突飞猛进,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新生的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成为强势阶级,而劳动者工农群众成为弱势群体,领导阶级地位名存实亡。魏巍、马宾们这个阶段的思想立场此时亦更加激进,尽管这些人在文革中受的苦比谁都多,但他们却出现了彻底反对改革、全面肯定毛泽东和文革的倾向。邓力群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说是反文革的主力,但是其对文革的认识在晚年竟然也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更多地肯定毛泽东,认为文革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错。

进入新世纪,那些尚且健在的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们,如果没有彻底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对毛泽东对文革的看法大多已经与《决议》里所蕴含的彻底否定的情感姿态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高瞻远瞩的,文革实践上没有搞好,被野心家利用是另外一回事。随着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大肆推进、战略龙头产业被外资并购、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被西化派搞垮侵吞、两极分化与美国匹敌,工人农民成为社会公认的第八阶层与第九阶层(最后一阶层是流浪汉之类),“极左”思潮的泛滥已经不可阻挡。而到了这个年代,假如当年的元老们如陈云、王震、李先念等人在世,只要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恐怕也会有不少人同情这种“极左”思潮。

四、筑牢文化防线,急需正本清源

极左思潮出现,还与极右派常年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旗帜歪曲邓小平理论有直接关系。

邓小平理论究竟是什么,当前急需正本清源。邓小平同志通过反思毛时代的极左失误,提出了改革开放。在如何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历史机遇做出很大的理论创新和历史功绩。但是邓小平也一直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毛泽东所留下的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不能发生丝毫改变。另外,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文化传统,如何保证共产党党员干部的信仰不变,宗旨不变,要解决这些当前突出性、根本性问题,眼下仍然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基础理论是共产党的建党基石,邓小平理论本来对这些基石是全面坚持、全面继承的,所以邓小平理论重点强调经济层面的改革。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只强调邓小平理论,而忽略了马列毛,那么共产党便丧失了立党基石,只剩下经济层面的改革创新。其结果必然是“改革无止境,开放无禁区”。只有改变什么,而没有坚持保持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被改得面目全非,改革开放必然走入彻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迷途。更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干部的信仰必然陷入误区。试问,如果将邓小平理论和国际共运及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作彻底的切割,那么如何保证共产党员的信仰?

而中国极右派的策略是以妖魔化毛泽东的方式反毛,而以歪曲邓小平理论的方式反邓。筑牢文化防线,保卫文化安全,除了坚决反击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外,同时也必须反击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

极右派的战略阴谋是将邓小平歪曲包装成一个真正的走资派,只是他讲究策略,讲究时机,不像赵紫阳那样着急,他要慢慢来,逐步地将中国全盘西化而已。他们制造了种种谣言,用这种谣言绑架全党实现他们的全盘西化的图谋。  

应该说,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被这种歪曲邓小平理论阴谋所误导。而这种阴谋无疑将更加刺激极“左”思潮的兴起。

   

比如前几年,香港出版沙士所著的《遗嘱》,其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般人难以分辨真假,极容易相信为真。该书主旨是说邓的遗嘱是中国最终要与美国接轨,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并且将这个遗嘱交托给了第四代。该书及其核心部分内容长期在互联网上流传,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封堵(中国互联网整体上掌控在极右派手里),也不见任何辟谣。毫无疑问,这种局面使那些本来就极度失望的社会主义人士、在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民群众更加否定邓小平及其后来的党中央,向极“左”思潮靠拢。  

   

再比如,极右派核心人物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利用其掌控的《炎黄春秋》常年制造歪曲邓小平理论的谣言。比如09年第四期《炎黄春秋》发表的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的文章中宣称:“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这三句话联系起来看,给人造成唯一的印象就是邓小平其实归根结蒂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全盘西化的。

但是据学者奚兆永考证:“所谓邓小平的三句话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制造的一个谣言。”

另外,极右势力常年累月歪曲邓小平理论的言论可以说汗牛充栋。邓小平理论里有大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担心改革开放走向邪路出现两极分化、出现新资产阶级等内容,这里不再引述。这里仅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某些部分为例: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歪曲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这样,就模糊了生产力、综合国力的性质,为他们大搞资本主义铺平道路。同时,也把提高生活水平的主体模糊化,极右派搞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扩大两极分化,提高了极右派自己生活水平,而降低工人农民生活水平。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邓小平说过不讲姓“社”姓“资”,但他主要是指一个具体的机器,一项技术,充其量是对一个局部来讲,从来没说过在全党全国的路线、道路、方向上不讲姓“社”姓“资”,否则就是违背宪法党章。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不讲姓“社”不姓“资”歪曲为在国家发展道路,在改革路线上不讲姓资姓社。极右派指责马列毛邓派反改革,后者自称为社会主义改革派,而极右派则从来不强调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尽量不用这几个字,像避瘟神一样躲避这几个字。

在南巡讲话中,对于特区,邓是要明确要问姓“社”姓“资”的。而且判断特区姓“社”的原因在于“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当时特区这个全国最资本主义化的地方都是如此,所以邓小平觉得应该进一步改革开放是有现实基础的。那么今天呢?莫说特区,就全国范围而言,公有制还是主体吗?外资还只占四分之一吗?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他们搞的改革开放永远正确,问题都是毛泽东的遗毒。谁要是“看”,谁就是反改革。谁要是纠正改革中的错误,谁就是反改革。假如今天谁要是提出来“证券、股市问题这么多,是否考虑关闭?”这样的问题,极右派肯定给你带上极“左”,四人帮分子的帽子。

   

○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这段话的意思歪曲成“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这句话改成“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有引号的“左”指的都是极“左”。而不带引号的左则包括马列毛邓等理论,而共产党本来就是左派。极右派通过歪曲,达到了他们反党反毛反邓的目的。  

   

○ “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与邓的指示全面对着干。因为要与美国接轨,所以他们鼓吹嫖娼合法化、腐败合法化。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邓小平警告:由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右势力主导改革开放,“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这段很难歪曲,所以根本不宣传,从来不提。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由于这段很难歪曲,所以根本不宣传,从来不提。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同上,根本不宣传,从来不提。

五、结语:改革的首要问题

云杉同志文章说: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改革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战略上不能再犯一点错误。

如何有效引领各种思潮,巩固全党全民的思想基础,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打好基石?毫无疑问,正确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是关键。

当前极右思潮(即全盘西化派、新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派)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最大的敌人。

持“极左”观点的,主要是那些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层工农大众和同情底层人民的中产阶级。我们与极左思潮是人民内部矛盾,需要有效地引导。这种思潮的出现,是极右势力对改革开放进行严重破坏,非毛化、西化势力影响力严重泛滥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些人本来是共产党的铁血核心,他们在极右势力的误导蛊惑下,他们误以为当前全盘西化派极右势力已经掌控了最高权力,因此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宪法,采取了激烈、激进态度。由此产生出来的矛盾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前,极右派势力在利用他们掌控的资源和权力在极度渲染夸张“极左”思潮的危害,他们不去分析“极左”思潮的来龙去脉,也无法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有意误导与阴谋操作,试图裹挟党内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将左派群众当做主要敌人,离间我党和基本群众之间的关系,妄图使这两者火拼,为极右势力、普世价值派和民运势力的活动开辟更大的空间,以坐收渔翁之利,准备颜色革命。

综上所述,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改革开放应该果断进入防右阶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为核心,团结包括极“左”思潮在内的左翼健康力量,要重点清除极右派对于改革开放的误导与破坏,着重提防极右势力上下勾结密切配合发动颜色革命。粉碎他们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搞全盘西化,以思想解放的名义传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以邓小平的旗号反党反宪法反毛反邓,通过造谣、歪曲邓小平理论来破坏改革开放、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的阴谋。

众说周知,当前极“左”思潮并不反对当前的宪法和党章,他们只是认为宪法和党章中的核心条款如四项基本原则、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民民主、按劳分配为主、工农为国家主人等等,并没有得到落实。而极右势力却是要借改革开放在中国落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以从根本上反对中共有史以来的一切宪法和党章,因此才出台与毛时代党章宪法及当前宪法党章完全对立的《零八宪章》。

结论是,只要中国共产党从思想路线上正本清源,真正地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祖归宗,明确要解决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离不开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而且用马列毛的东西解决改革开放中的失误刚好是对症下药;只要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思想上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彻底划清界限;只要中国共产党摆出落实宪法所规定的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姿态,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去复兴公有制经济以改善民生、落实人民民主,引导好、驾驭好、控制好私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路径,使资本家阶级不再祸害人民,也不再影响和控制各级政权……——总而言之,只要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那些持极“左”观点的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层工农大众必然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铁血核心,他们会坚定地拥护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只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最终成功,而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进入稳定发展的崛起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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