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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北大教授尹保云如何在《炎黄春秋》栽赃马克思

作者:无碌无福 发布时间:2014-05-20 来源:强国论坛 字体:   |    |  

  第一篇批判尹保云的文章,由于天然反感这些人依仗话语权,一贯象庙里吃着供奉诬蔑着佛祖的的败类,你不要想象他们是什么自称的是搞学问的,他们的东西不属于认识问题,而属于骗术问题,所以我在第一篇文章里都不用看他们写的原文,就能大致说出这类人所写的被许多捧臭脚的所谓文章到底什么货色。下面我贴出原文,看看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民对这位北大教并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学术造谣的批判。

 

  对尹保云文章的批判(原文附后)

  整篇文章,栽赃是手段,什么启蒙思想都是要把读者引向非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向去。尹保云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反对否定过去所有历史,反对否定所有过去的一切人类文明,包括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这是明显的栽赃。

  因为,就从理论认识上看,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应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要,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过程,否定和继承的统一是历史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认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方法。这种辩证史观,立足于客观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把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泥沼里解放出来,真正意义上赋予了社会学以科学的内涵,把所有人类的思维和实践统一到一个客观的辩证的科学的体系里,请问尹保云教授,这样的学问哪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哪来的否定一切或者肯定一切?一个号称的马克思主义教授,挂羊头卖狗肉算是可恶之极,现在竟然连所挂羊头都公然造假,挂假羊头卖臭狗肉,这哪是做学问,所以我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最下流的学术造谣。

  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学说作为方法,把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的原动力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生产力的进步不会自然导致社会全面进步,只有社会制度或者说生产关系随之革命,达到一定的平衡,然后是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导致平衡被打破,新的对旧有制度的否定因素在增长,导致新的革命产生,而这些社会制度的革命,都是体现在阶级斗争之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非来自于马克思本人或者共产主义者对平等自由公正的主观愿望,而是人类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终结,不是说人类社会所有矛盾消失,而是导致人类社会产生阶级斗争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消失,阶级对立和差异消失,一切构建在这一基础上的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说教就毫无意义,所有在阶级社会或者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被统治阶级用来桎梏麻痹被统治阶级的神学,皇权,普世价值等等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变得肤浅可笑。

  尹保云的无耻还表现在,他用资产阶级的那套东西,来解构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胡编乱造马克思主义,妄图把马克思主义编入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在遇到实在无法绕过的东西,完全采用栽赃办法,戴上标签批判标签,比如,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授,竟然说西方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类似于基督教的历史目的论,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不论东西方的,说简单直白一点,他就是阶级斗争和解放的学问,适用于阶级,而不是地域,尹保云把类似于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学棍们的东西拿来批判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里的表现,但他们是搞着阶级斗争否定阶级斗争,并且把他们那一套定义为永恒的普世的真理,这才是尹保云之流的反动本质。

  尹保云在最后的篇幅里,完全堕落成历史上一切反动文人一样,诬蔑作为历史创造者和历史进步推动者的劳动人民,把轰轰烈烈的人类进步斗争的历史叫暴民政治,一切对腐朽反动的东西的革命,都是违背尹保云们精英史观或者说剥削阶级史观的东西,但尹保云无法否定象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等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理解或者说愿意理解的其实就是他们已经背叛但还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这没什么奇怪,资产阶级除了自身的利益,那还会有丝毫的公正可言?

  整篇文章,尹保云在虚无着这样一个历史,一个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和他们豢养的文人掩盖的无书的历史,历史是劳动创造,历史更是有劳动者所创造,革命是劳动者对反动腐朽制度的消灭,虽然历史条件的限制无法达到的终点,历史在斗争中逐渐接近它,马克思主义无非揭示了这个被统治阶级虚无了的历史事实,尹保云们想虚无的也正是这个逐渐显露出来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

  尹保云通过盯住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挫折和瑕疵大作文章,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如果要用这个逻辑来否定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那么,我们每天都能举例出云超过尹保云所说百倍的东西来,资本主义虽然鼎盛全球,但否定它自身的东西也在增长,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遇到挫折,但新生的生命也会茁壮成长,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尹保云之流虚无不了。

 

  尹保云原文:

  文章来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作者:尹保云 原标题: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

  最近一些报刊杂志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批评,指出当前国内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认识论根源以及社会危害。“百度百科”还推出了一个新写的“历史虚无主义”词条,全面地介绍了目前的各种批评观点和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偏激或片面的思想方法,它妨碍人们对历史的准确认识。对这种思想方法加以批评纠正,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目前对“历史虚无主义”批评并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中国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仍然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它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历史观,使人们不能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恰当的理解和判断,从而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思想阻力。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般特点

  顾名思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否定过去的历史,认为过去的历史中没有好东西、没有意义。它一般针对大的单位的历史,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在世界历史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评价,它把中世纪描绘得一团漆黑,以至于形成了“黑暗的中世纪”的流行说法。其实,中世纪的历史时间很长,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经历了近1000年时间。中世纪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结构、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对科学研究和思想探索的迫害,等等,这些事实难免把历史学家引向对中世纪的否定。但中世纪也有另一面,尤其是其晚期有很多的新事物出现,比如自治城市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兴起、现代大学的建立等等。二战后的学术研究对这些事物给予重视,从而对以往的偏激观点做了一些纠正。

  “黑暗中世纪”只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之一。总体看来,它的虚无主义成分并不十分严重,因为它对中世纪的否定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并没有很多的故意夸大。这一类历史虚无主义尽管多少也会带一些主观偏见,但主要还是受到认识高度的局限。在以前,人们没有认识到社会多元结构的意义,把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看作一团漆黑。二战后兴起的结构—功能论提出了新的视角,从系统分化的角度来分析中世纪的社会结构,认为它比起集权官僚制模式更有弹性,能够吸收新事物并容易发生社会变迁。这一认识变化说明,曾经流行“黑暗的中世纪”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一种学术现象,是受到理论发展阶段或认识高度的局限,而不纯粹是故意为之。

  并非所有的历史虚无主义都是这样的学术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古已有之,它在任何民族的过去、今天和以后都会出现,甚至常形成很大的思潮。其中多数都不是学术上的问题,既不是因为一时的知识缺乏或理解错误所造成,也不是一般的偏见,而是带着明显的主观能动性,是故意制造的历史曲解

  这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政治性行为,尽管这个词语目前尚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学概念。除了那些因知识缺乏或方法不当而导致对历史的贬低,以及少数天生对历史冷漠的虚无主义者外,几乎所有把某个历史加以虚无化的行为都带着特殊的政治目的。有两种情况比较常见:一种是把这种方法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突出。几乎每一个朝代的皇帝都要否定前朝的历史,把前一个朝代说得一无是处,而把自己朝代说得一片光明。统治者通过这种手段宣传民众、蒙蔽民众,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让民心归顺;另一种情况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关头,受到变革的压力而产生了对以往事物的过激否定。欧洲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否定、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的否定等等,都带着很多矫枉过正的色彩。基督教和儒教的思想体系都十分庞大,虽然有些思想是对封建主义不合理制度的辩护或支持,但很多内容却涉及的是人们的日常伦理行为,如慈爱、友善、诚实、守信、好学、勤奋等做人原则,都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把它们全盘否定,可能会达到一时的推动思想变革的效果,但就长远看,这种因思想过激而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必然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表现在对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上,也经常被个人、社会组织、政治党派等运用。歪曲对手的历史,把对手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常用的斗争手段。一个社会越是古老、越是传统、越是文明程度低、越是缺乏学术争鸣,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就越是流行。对历史的解说完全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很多情况下,历史总是被随意扭曲的,甚至常常是善恶颠倒、黑白不分的。由于历史虚无主义成为一种常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分歧的办法也只能是“政治的”。人们不可能通过对历史的学术的、科学的仔细探讨来获得一致的、准确的认识,因为争论的性质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中国明朝、清朝的一次次文字狱说明,谁掌握了政治权力谁就掌握了解释历史的权威。没有科学理性的生存余地,也不可能获得对历史的客观认识。

  马克思历史观的遗产

  众所周知,教条主义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摘出一些教条并加以极端化发展。它起源于第二国际,形成于一战期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中形成结晶。

  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要认识其思想根源,需要首先搞清楚启蒙思想家和马克思的区别。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也继承了“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启蒙口号。但马克思与启蒙思想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也反映在他的历史观上。

  国内学术界这些年对“历史终结”这个词十分敏感。福山在1992年出版了社会哲学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重申了现代性的一致性。这本书是以“历史终结”的观点展开论述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强权政体一个接一个地解体或者转型,1990年苏联解体后,喧嚣一时的国际意识形态争论也随之结束;伊斯兰地区虽然固守自己的文化,但其反对自由民主的力量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对抗。总之,在长期的竞争对比中,自由民主制度显示了优势并获得胜利而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来,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而进入一个叫“后历史”的时代。显然,这个观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尖锐对立。正统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现在。

  其实,历史终结论并不是福山的发明。早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就有很多的欧洲学者论述了历史终结观点,这包括康德、孔多塞、席勒、黑格尔、孔德等著名思想家在内。

  重要启蒙思想家之一、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写的《文明与启蒙》一文中写道:“自然驱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达到普世主义的在人们中间实行法律的市民社会”,“这是最困难的,也是人类要解决的最后问题。”康德把人类历史比作个人的历史,分幼年期、青年期和成年期三个阶段。他指出,在青年时期,人类受到自己招致的道德束缚的困扰而不能理性地处理自己的自然愿望。而从启蒙时代开始,人类进入了成年期,开始理性地解决各种问题。人类要解决的“最后的问题”就是建立现代法治与民主秩序,使人类本性所要求的“自由”得以充分实现。这就是说,他认为人类已经进入最后的任务了。在写于同年的《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康德又阐述了类似的思想。他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朝着有理性的进步过程,激情、愚昧和自私就是一直驱赶着理性不断进步的力量,而当理性充分出现之后,这些一直驱赶人类的盲目的邪恶力量就会被征服,而一个太平时代就会出现。

  黑格尔和孔德不属于启蒙时代,但他们基本都是沿着启蒙开拓的道路而继续建构现代历史观。康德只是以哲学的抽象说明了一个道理,并没有那么确定地把历史终结在眼前。而黑格尔、孔德则是明确地把历史终结在他们的时代。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所描述的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在世界范围内运动发展的历史,“精神”由东方到西方,最后在日耳曼世界达到“现代”,也就是完全地认识到了“自由”,历史也就结束了,以后的任务就是“自由”观念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实证主义者孔德则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实证阶段)。孔德也像康德一样把人类比作个人,认为“科学阶段”相当于个人的成年阶段;并且,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即“科学阶段”,而他自己的实证哲学就是代表。

  这些思想家一个接一个地把历史终结在现在而不是未来,这并不是他们认为以后人类社会就停止了、不再有发展变化了,而是对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的抛弃,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人类世俗历史进程的新的历史观。

  世界上各种传统的历史观基本都是历史终结论的。佛教可能是一个例外。它虽否定尘世的意义,却不认为历史会终结。印度佛教把宇宙比作一个不断旋转的火轮子,宣扬生死轮回永无止境。其他大型宗教文化,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等,都主张历史终结论。不过,它们都是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某个时代。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历史图式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伊甸园的清纯”阶段、“堕落”阶段、“最后拯救”阶段。第一个和第三个阶段是神的历史,中间阶段是人的历史。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以往和现在)都是堕落的,阳光下面既没有好东西也没有新东西。

  无独有偶,基督教的这种历史图式在中国儒学中也有对应物。儒学虽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但它与宗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孔子在《春秋·公羊传》中提出了一个三世说,即“太平世”、“据乱世”、“升平世”三个历史阶段,与基督教神学的三个历史阶段完全对应。“太平世”指遥远过去的尧、舜、禹时代,对应“伊甸园”;“据乱世”对应“堕落”,而“升平世”指遥远未来的时代,对应“最后拯救”,是历史的终结点。儒教与中世纪神学的历史图式的对应,说明传统的历史观都是向后取向和未来取向的,通过美化遥远的过去和想象遥远的未来而否定中间阶段的漫长历史(包括过去和现在)。这种历史图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虚无化了: 

  上面的图表清楚地说明了启蒙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的区别。在基督教历史图式中,伊甸园阶段是神的阶段,是美好的;中间阶段是人的阶段,是堕落的;最后拯救又回到神的阶段,是美好的。这是一个人神混合的历史图式,人的全部历史都是黑暗的、虚无的东西。启蒙的历史观否定的就是这种人神混合的历史图式,把历史完全回归到人类世界。它显然不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的三个阶段是不断进化的,一个比一个更加文明进步,这与人类文明的实际进程相符。它把历史终结在现在,就是为了去掉神学的未来阶段,抛弃历史目的论。

  这里包含着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基督教的历史观是用未来阶段(最后拯救)为参照系,以不存在的、设想中的未来作为评价标准而把人类历史(包括过去与现实)的意义完全否定。儒教历史图式虽然描述的三个阶段都是人的历史,但却同样地否定了中间阶段并把历史终结在未来。启蒙历史图式去掉未来阶段,就等于是树立了一个现实标准的原则,它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是可以实证检验的而不是靠凭空设想的,社会进步应该在现实中的先进单位为参照系。这就是说,启蒙历史终结论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历史观。

  从上面图表中也可看到马克思历史图式的特征。如人们所知,马克思有一个历史五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他同时还有一个三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阶级社会-共产主义。三阶段说与五阶段说是一致的,它的中间阶段即阶级社会包括了五阶段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样的历史图式就与启蒙分道扬镳而与基督教和儒教的历史图式重合了。它同样是用两头否定中间,并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

  由于这个历史图式与基督教的历史图式重合,西方学者常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看作与基督教一类,称之为“历史目的论的”或“末世说的”。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马克思虽然把历史终结在未来,但他却也在一些地方坚持了现实主义的评判标准。比如,他肯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并认为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上的文明高峰,人类的共产主义只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等等;他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是落后民族学习的榜样,落后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还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论述显然是坚持了现实标准的原则,与“末世说”完全以设想中的未来作为评判标准是不同的。

  但毋庸讳言,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的确十分相似。他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也认为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文明高峰,但他最终还是以一个设想中的未来社会阶段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在他的历史观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资本主义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要被彻底抛弃。这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教条主义把上述马克思历史观进一步片面化、极端化,从而走向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如前所述,马克思还在一些地方坚持了现实标准的原则;并且,他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圆圈思维,把正话和反话都一起说了。而教条主义则不同,它完成了严密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它把一个不存在的、仅仅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作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否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文明榜样。它自信地宣布,从原始社会解体后人类历史上就没有好的事物,充满了剥削、压迫、不平等和阶级斗争,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后才会获得彻底解放。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完全解释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堕入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与神学一样,教条主义把现实世界也虚无化,背离马克思而否定西方先进文明的意义,不仅不承认它是现实世界上的先进单位,反而强词夺理地把它说成是人类堕落的低谷;它宣布传统农民蕴藏着天然美德,主张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奔向共产主义。总之,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被它颠倒了。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学术观点或个人认识倾向并不可怕、也不奇怪,而它一旦与政治结合就会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哈耶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主编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目的是要纠正一种历史偏见。他指出,英国在二战后福利制度的发展使经济丧失掉“自由”,福利制度受到一个编造的虚假历史作为思想支撑,即资本主义给工人带来剥削和贫困;一些历史学家使用了不客观、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夸大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剥削和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总之,一些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从而造成了思想偏见。当然,哈耶克这样把现实困境归罪于学术研究的看法是片面的。姑且把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制度看作一个不好的趋势,它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推动,如工党的上台、苏联模式的影响、战后重建的需要、贫富差距的矛盾、民主力量的推动,等等,这些形成了合力,部分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这种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尽管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但还属于一种学术观点,主要还是由于片面使用资料而形成的一种片面的认识。哈耶克本人也是这么看的。

  然而,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则不同,它在一开始就与政治行动结合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简单的学术倾向或认识偏差。由于这个原因,它的社会影响和后果也是任何其他的历史虚无主义所不能比拟的。50年代的英国工党虽然意识形态上反资本主义,但它并不反对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它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遭到保守党的反对,并不是一元化的。而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则与苏联模式的政治权力结合,形成了一种“政教合一”的铁板结构。苏联模式利用政治高压而把极端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在政治上,它否定了人类探索和实践了几百年的宪政民主制度的价值;在经济上,它否定了历史更加悠久的自由经济制度,否定了人的自由财产权利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在文化上,它否定了以往的一切文化创造,从宗教到文学艺术。总之,利用政治强权所控制的宣传机器,苏联模式把人类的从古代文明到眼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漫长历史完全地虚无化,将其贬低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一堆垃圾。

  这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带来严重的现实灾难。在搞了70多年之后,苏联模式突然全面崩溃。非但没有实现它所宣传的伟大历史目标,反倒成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之树上的一个巨大疤痕。国内有些学者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地强调原苏联时期的经济与科技成就,据此认为那些批评苏联模式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实际上是在颠倒黑白。恰恰是这些学者陷入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他们不知道历史的人本意义,也背叛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仅仅把钢铁产量和导弹、核武器当作评判历史进步的标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它违背了人性和历史基本规律,抛弃了人类文明积累而倒退了人类历史。它无视人的自由权利,在一个荒谬的制度上用国家意志来控制经济,导致经济的一次次崩溃。在70多年时间里,原苏联发生了1918-1922年、1933-1934年、1946年三次著名的大饥荒,每次都有数百万、上千万人口饿死。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在和平年代频繁地出现这种短促而巨大的死亡,这样的事情恰恰发生在教条主义国家,而在被它虚无化和贬低的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很少找到。

  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比原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在发生1959-1962年的大饥荒之后,毛泽东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病,希望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但是,由于整个意识形态深深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泥潭并已经构建了一个与现代文明对立的苏联模式框架,寻求中国道路也难以找到正确方向,结果反倒是一错再错,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全面的破坏是必然的。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力量超过了中世纪神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形态,它不仅否定了所有存在过的和仍然存在着的制度文明(包括苏联“修正主义”),也否定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化积淀,甚至把文物古迹也当作罪恶而加以摧毁。文明观和历史观完全颠倒,善恶美丑失去评价标准,历史没有了方向。这样,无休止的运动、斗争和破坏也就成了日常行为。

  这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有一个深刻的逻辑:历史虚无主义总是倾向于与愚昧的群体结合。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知识空白和是非颠倒,一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愚昧力量。二者都在本质上是敌视文明的。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主体是初、高中学生,他们正值青春期年龄,尚没有进入理性的人生阶段,属于青春蒙昧期,文明化的程度很低。塔利班和波尔布特政权也是同样,要么是学生军组织的发展,要么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权力暴发户,都是文明化程度很低的社会部分。人类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困境:社会上层的文明化程度高却容易陷入腐朽,社会下层却文明化程度低。历史虚无主义与下层社会群体的原始性和愚昧性结合,必然形成巨大的破坏文明的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了,大跃进和文革早已成为历史。三十多年来,中国一步步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积极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从而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学术思想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随着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逐步弱化,它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和编造的各种伪历史也得到一定纠正。一些学者从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课题,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清末改革、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以及诸多历史人物,都做了不少新的研究,涌现出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还原了历史真相。这对于恢复中国人的知识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历史起到积极作用,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我们对教条主义思想影响的清理任务还远未完成。教条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不顾事实,不容许科学探讨。只要它存在,它就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在新的形势下,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会与各种既得利益结合,包括一些曾经得益于或者目前还依恋着苏联模式的经济群体和政治群体,也包括接受了它并依附于它的一些知识分子,同时,它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对部分社会下层和边缘化人口具有一定号召力。在这种局面下,清除工作必然会遭到思想抵制,甚至有人会打着“反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号维护教条主义,这势必对全面深化改革造成种种思想阻力。

  对于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一个繁荣昌盛的文明中国不可能建立在由一堆虚假历史故事所构筑的思想土壤之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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