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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白的悬诗:“耶诞”与“毛诞”

克尔白的悬诗 · 2015-01-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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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以颠覆体制为目的的“帝国的基督教”分子,必须坚决驱逐。因为“帝国的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偏执反动,在政治行为上狂热好斗,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打着伊斯兰幌子的分裂主义运动一样。

反共反毛、反中亲美的“基督徒”孙海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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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诞节(圣诞节)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流行节日。关于这个节日,已故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这样分析:

  家是资产阶级最美满的世界,因为在家,也只有在家,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切难题、矛盾方可置之脑后......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方可悠然自得,沉浸在和谐、温馨、只属于统治阶级才有的幸福和幻觉之中。家中摆满的家具陈设展示了这种幸福,也使他们享受到这种幸福。这种梦境似的生活在圣诞节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圣诞节是为展示这种富有舒适生活才系统发展起来的家庭宗教活动。圣诞晚餐(狄更斯为之讴歌)、圣诞树(是德国人首创的,但由于英国王室支持便迅速在英格兰普及开来)、圣诞歌(以德国《平安夜》最为著名)皆象征了室外的严寒与室内的温暖,以及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反差。(埃·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p312~313,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耶诞节虽然可能有着一个“古老”的出身,但它真正在基督教世界里普及却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也就是霍布斯鲍姆所提示的,是在资本主义逐渐确立其霸权之后的事情。换言之,与基督教漫长的历史相比,这个以纪念基督诞生为名目的节日,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节日”,甚至长期为人所忽视。耶诞节的兴起得益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它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自我欣赏或自我陶醉,它满足的是资产阶级对于理想之“家”的审美欲望。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在一切领域形成消费,如果节日里只是端坐在家而不进行消费,那显然是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所以,耶诞节又成为一个大规模消费的节日。由此可见,耶诞节似乎是一个礼赞宗教的节日,实际上却是一个礼赞资本主义的节日。关于这一点,今天我们在那些基督教传统稀薄的国家——比如中国和日本——和地区中看得十分清楚。在那些地方,耶诞节的喧闹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一些传统的基督教国家,这当然主要不是因为宗教的力量,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功劳”。讽刺的是,当某些“假行家”批评中国人在过耶诞节时缺乏文化内涵和所谓“人文关怀”,只知道大吃大喝时,他们恰恰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竟然是如此准确地把握到了耶诞节的精神本质:“圣诞大餐”、“圣诞狂欢”、“圣诞大抢购”(还有那些千奇百怪的本土化“创新”)...以索多玛与蛾摩拉的方式“庆祝”耶稣的诞生日,基督一定会哭,但资本家一定会笑。所谓“野蛮资本主义”,它的“野蛮”或许就表现在与那些“文明”的资本主义相比,它一下便跳过了假正经的宗教和文化修辞,直朝着一丝不挂的肉体扑去。

  基督教是一个有着沉痛世界观的宗教,就其精神本质而言,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格格不入的一面。从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到现任教宗方济各,都曾不止一次地对资本主义和美国的霸权——梵蒂冈与美利坚帝国的关系颇为微妙——提出批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腐蚀了世道人心,良风美俗,造成了一个除金钱以外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任何敬畏的世界;资本主义对支撑宗教信仰的最大根基“人心的虔诚”形成巨大威胁——虽然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功于“新教伦理”,但包括上世纪出现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都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据说作为“世俗伦理”的儒家思想同样可以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过往的历史已经证明,某种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并不具有垄断权——《新约》颂扬过信徒们的“共产主义”精神: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要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第2章)

  又:

  这一群信徒都同心合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财物是属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第4章)

  而基督本人是如此的“仇富”:

  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多难啊!我再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上帝的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马太福音》第19章)

  我们想,基督这样“仇富”,一定是因为当时作为被压迫者的基督及其信徒们的“革命运动”,是不会有多少有钱有势者来支持的。的确,基督教原本是个“革命”的宗教,一样的鼓吹“造反有理”。虽然基督宣称要让人打完右脸打左脸,让人拿走内衣拿外衣,但基督教如果真是这么逆来顺受,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因此,基督的真实教训其实在这里: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来是要使儿子反对他的父亲,女儿反对她的母亲,媳妇反对她的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马太福音》第10章)

  这段话像极了某些人所描绘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这不是最激烈的革命鼓动又能是什么?黑格尔惊呼道:“所以这里是解脱了现实界一切维系,甚至还解脱了道德伦常的维系。我们可以说,这种革命的言辞只在《四福音》里找得到,别处是找不到的”(黑格尔《历史哲学》,p324,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革命必然会导致旧的一代与新的一代的冲突与斗争,必然是要“解脱了道德伦常的维系”——因此,那些既指责“文革”破坏家庭伦理同时却又亲近基督教的人,实在是没有资格信仰基督的——难怪当帕索里尼在《马太福音》里将基督塑造成左翼革命家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但是当基督教一朝翻身做主,终于被帝国定为“国教”(公元329年),罗马帝国也因此成了“基督教的帝国”后,基督教原有的革命性就开始消失了,“造反有理”也就成了“造反无理”了。基督教确立起了无上的霸权,势焰泼天,帝国皇帝如果不听话也会被教皇革出教门,其结果便是长达一千年的宗教蒙昧(中世纪)。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文明,与同时期的中华文明或伊斯兰文明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而基督教高层不会主动发动“文化革命”,更不可能“炮打司令部”,因此,“上帝最忠实的仆人”(教皇)及其近臣,纷纷被撒旦“和平演变”,教廷成了通奸和乱伦的淫窟。至于基督教对所谓“异端”的血腥镇压,其罪恶更是罄竹难书。格拉纳达陷落与不久之后开始的哥伦布等人的大航海,使欧洲迎来了时来运转的日子,这时的基督教扮演起侵略扩张的尖兵角色,基督教的宗教自负则使其布道精神相比其他宗教,显示出一种固执甚至狂热的特点。不过在欧洲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上升过程中,作为“基督教的帝国”,其力量实际上随着欧洲绝对王权的崛起,逐渐受到了削弱,进而从“基督教的帝国”转变为“帝国的基督教”、“权力的基督教”——就像我们在拿破仑皇帝与教皇庇护七世的关系中看到的那样。

  到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中前期,传统宗教受到更大的冲击,在基督教方面,最终成立了一个妥协的产物:“梵蒂冈城国”。现在大概很少有人会提起,梵蒂冈能够立国要感谢墨索里尼。1929年2月,代表国王的墨索里尼与代表教廷的红衣主教加斯帕里签署协议,贝尼托说:“梵蒂冈城国”,于是就有了“梵蒂冈城国”——不应忘记,法西斯主义的“左翼”也曾是标榜反教会的——20世纪的基督教,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由于失去了往昔的莫大权柄,越来越需要依附于国家权力,成为所谓“护持国体”的工具,并且留下很多不光彩的记录。教会与欧洲的右翼军事独裁政权(代表者如佛朗哥将军统治下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右翼军事独裁政权狼狈为奸,同时利用身份便利向政府出卖大量个人情报,可谓是恶事做尽。当然,这样的行为也能在基督教中找到理论依据:

  人人都应该服从政府,因为政权的存在都是上帝所准许的;那些执政者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罗马书》第13章)

  20世纪的后半期,传统宗教出现了一个复苏势头,梵蒂冈也变得野心勃勃起来。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共产主义“威胁”:通过天主教私人银行、主业团、共济会秘密组织、黑手党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金钱关系,为诸如波兰“团结工会”或拉美右翼政权“输血”——这些内幕在科波拉的著名电影《教父》第三部中已有所涉及,朱塞佩·费拉拉的《上帝的银行家:卡尔维事件》则进行了更为逼真的历史还原——与此同时,各种关于梵蒂冈道德败坏的指控一直不绝于耳,并且有根有据。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其帝国主义政权利用宗教右翼势力来作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比如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颠覆性布教活动——的工具,宗教右翼勾结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右翼,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的基督教”。

  如此说来,今天对于基督教是否应该一概采取敌意的态度呢?

  上文已经说到,基督教最初是一个“革命”的宗教,也就是说基督教具有人民性的一面,在它关于献身和拯救的精神里确实有着非常崇高的东西。与“帝国的基督教”、“权力的基督教”针锋相对存在着的是维护着基督教人民性的“人民的基督教”、“穷人的基督教”的一脉,而后者常常成为前者镇压和迫害的对象。关于“人民的基督教”,笔者立即想到周恩来总理留日时的好友,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为了救助同胞而惨死在戒严部队刀下的王希天牧师,1974年他被追授为“革命烈士”。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运动是“人民的基督教”或“穷人的基督教”的典型代表,因为这个运动直面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直面社会不公与剥削压迫,所以才出现了在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中,神甫牧师与马克思主义者并肩作战,反抗美国支持的索摩查政权与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批判同样由美国支持的军事独裁政府,站在穷人与被压迫者一边,最终惨遭暗杀的诸多感人事迹——当罗梅罗大主教被暗杀后,没有拉美的左翼不为之哀悼。在我们的邻国韩国,虽然有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强大右翼宗教势力,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还有因从事民族统一事业触犯所谓“国家保安法”而身陷囹圄的文益焕、韩相烈等进步牧师。所以,如果是因为中国目前存在着颠覆性的“帝国的基督教”的现实威胁,就对基督教做那种过于笼统的反对,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观点,而且也不利于打击真正的敌人。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而左中右之中又有各自的左中右,基督教当然也不例外。这里再提及一件相关的事。就在不久前,美国的毛派领袖阿沃基安与进步的基督教激进学者科奈尔·韦斯特在纽约著名的河滨教堂——这个教堂在历史上一直与进步政治发生关系,从金牧师到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曾在此发表讲演——举行了一次对谈,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必然会有的信仰上的分歧,但与此同时,对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却又形成不少共识。

  因此,今天对于基督教,第一:我们极大的尊重那些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进步的基督徒;第二:对于虽然不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爱国守法的普通基督徒(相信这是中国基督徒的大多数)我们尊重其信仰上的自由;第三:对于那些以颠覆体制为目的的“帝国的基督教”分子,必须坚决驱逐。因为“帝国的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偏执反动,在政治行为上狂热好斗,对待“帝国的基督教”,就像对待打着伊斯兰幌子的分裂主义运动一样,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2

  多年前有一部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名字叫做《毛泽东的激情》。这是个立场多少有些混乱的电影,其中既采用了李志绥之流的谣言和使用了一些格调不高的动画,但同时却又以韩东屏、柏棣等旅美左翼为主要采访对象。影片本身并没有多少惊世骇俗之处,但其相呼应的一头一尾倒是颇有些意味。

  开头的引言,一个小故事(观影时间较久,仅陈其大略,细节或许稍有误):梵蒂冈的人员发现了一幅动人的画,画中的青年洋溢着伟大布道者的光芒,主啊!这是何方圣人!?于是他们把画挂到了紧挨教宗办公室的地方;可是不久,画又被拿了下来,梵蒂冈闹了个大乌龙,原来画中的青年是毛泽东。

  结尾呼应开头,是用动画表现的:安眠于水晶棺中的毛主席突然打破玻璃,一下坐了起来,随后变成了头戴荆冠的基督。

  我们不清楚那个梵蒂冈故事的真伪,或者究竟是哪幅画“误导”了梵蒂冈,使得他们竟把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的画像送到了人间最接近上帝的一群人的身边。但是当我们看到像《毛主席去安源》这样的革命画作时,梵蒂冈故事的确可信了:苍山白云,一个青年,一袭长袍,夹一把红油纸伞,笔直挺立的身躯,正准备迈出脚步,发出那历史的巨响。仅就笔者有限的美术史知识而言,如果把这幅革命油画看作是一幅宗教作品的话,那无论是以基督还是以圣徒为人物的宗教画,在表现那种布道者的伟大气魄时,恐怕没有一幅能与之相比;而就某种意义来说,基督和毛泽东同是布道者,也许他们的区别正在于:基督将上帝的福音带给人民,毛泽东将革命的福音带给上帝(人民)。

  正好在“耶诞节”翌日的“毛诞节”(或“人民节”),最近越来越成为一个正式的节日,尤其是这十几年来信息传播技术的发达,使得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比之以往更为迅速和有效。由于“毛诞节”从来不是一个左翼专享的节日,因此我们在纪念日会看到多样化的纪念方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士。其中,有的纪念方式是向毛主席像行跪拜礼。对于这一行为,不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难以接受。他们认为,毛主席这样尊重人民,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万岁”,而现在以跪拜这样的方式纪念毛主席,多少有背于毛泽东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这种观点百分之百正确。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纪念毛泽东,并不是左翼的专利。

  首先,1992年第一波“毛泽东热”发生时,所谓民间形态的左翼即使存在,恐怕也没有多大影响力。在没有“新左派”,没有黄纪苏、张广天的《切·格瓦拉》,没有毛泽东旗帜网,没有乌有之乡,更没有今天形形色色的左翼学习会读书会或类似同人组织的时候,由草根自发形成的纪念就已经初具规模;而在此纪念风潮中,出租或公交车司机以及商店经营者悬挂、摆放毛主席像是一种相当主流的表现形式。毫无疑问,“毛主席”在这里,是作为“保佑平安”或“商业顺利”的半宗教性力量出现的,这也是某些右派对当时的“毛泽东热”抱以轻蔑的原因。但关键的一点却是:无论左右翼是褒是贬,“毛主席”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一种民间信仰或半宗教性的文化现象——至于在某些少数民族宗教地区,“毛主席”就是宗教神。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后在这样的地区宣传“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主席犯了错误”,结果造成了怎样的政治混乱——在中国历史上,这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了“毛主席”这一信仰,其在情感上的根扎得非常深,在当下庸俗无神论(金钱是唯一的神)与庸俗唯物论(唯物欲主义)盛行的中国,这绝非什么坏事。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包括跪拜在内的看似“封建”或“迷信”的纪念方式,就会多一份同情之心。

  其次,我们需要注意“跪拜”行为背后的意义。众所周知,中国人尤其是汉族,对于宗教向来持比较“豁达”的态度。类似“虎溪三笑”这样的故事,无论历史上是否确有实事,但其中表达出的宗教宽容精神,在西方的历史中怕是很罕见的。中国人相对世俗务实,所以常常是见寺院拜寺院,见道观拜道观,见喇嘛庙拜喇嘛庙——清真寺无偶像可拜,天主教堂太一本正经,不然也是照拜不误。这种“无原则”性当然是出于功利主义:佛祖也好,三清也罢,之所以跪拜他们,最常见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考上大学、搞到美女、生儿子、彩票中大奖等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为了有所得而行的跪拜。然而在跪拜毛主席像的行为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声泪俱下地痛述冤屈与不幸的场面,痛述因为毛主席的“离去”而遭遇到的苦境:下岗、失地、生老病死失去保障等等,换言之,这是一种因为有所失而行的跪拜。为了有所得而行的跪拜建立在神秘主义和自利心理之上;因为有所失而行的跪拜建立在现实主义与社会批判之上,两者的意义全然不同,这也是我们在考察“跪拜”行为时必须明确的一点。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再讨论一下“宗教”问题。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当然是反对宗教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界性的宗教(三大宗教)经千年犹不倒,很多曾风靡一时的思潮如今却都化做历史的遗迹。所以,宗教一定会消亡,但其消亡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此外,拉丁美洲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曾有拉美左翼专文对毛泽东和马里亚特吉进行过比较。除了毛泽东之外,马里亚特吉或许是当时仅有的认真思考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共产主义思想家,这与秘鲁的基本国情有关。可惜的是,比毛泽东小2岁的他在35岁时就被病魔夺去生命——在《对文学的审理》一文中写道:

  我们知道,革命总是宗教的。“宗教”这个词有了新的价值,新的意义。它除了指宗教礼仪或教会之外,还有其他用处。苏维埃在它们的宣传标语上写着,“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这没有多大关系,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宗教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p208,商务印书馆,1987)

  这显然是一个争议性的观点,她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宗教”一词。

  今天,“毛诞节”的纪念者们,既有无神论者又有有神论者,既有马克思主义者又有民族主义者,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国人;纪念的理由未必相同,但纪念的名字只有一个。就此而言,至少在中国,“毛主席”或许正在成为一种超越所有宗教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对于这样的现象,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去“纠偏”似乎显得贸然,因为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魅力正在这里,她既提供最明确的行动和斗争原理,又提供最复杂的哲学与历史思考。

  由之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每到“毛诞节”,以网络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战场,总是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但无论反毛者为他们的“事业”付出多大的努力,最终惟一能够“收获”的只有绝望。

  “你们很会观察天色,却不能洞察这个时代的征兆!”(《马太福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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