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网名滠水农夫的朋友在乌有之乡上发表了文章《对再反思的反思 ——评李北方<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对我最近的那篇文章做了批评。这篇文章是我自诩为一段时间以来写的比较有分量的。农夫兄前段时间为我的文集写了评论，也是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题为《为什么方向是根本问题——读李北方<北大南门朝西开>有感》，对我赞誉有加，其实我也没他说的那么好。
因为是同志，所以农夫兄《反思》一文批评的笔调是克制的，但还是很惋惜的样子，李北方怎么把阶级分析的立场给丢了呢?大概因为这份失望，跟我也生分了起来，称“李北方先生”了。其实，我和农夫兄至今也不认识，前段时间有个陈博士要找他，我就问乌有之乡的朋友，乌有之乡的人说，他只是邮件投稿，也没联系过。农夫兄在《方向》一文中说，89年之后不久就上大学了，恐怕是长我几岁。我希望农夫兄见到本文，跟我联系一下，加下微信什么的，以后常交流。
前几天，郭松民转给我一篇文章，题为《不分敌我、不接地气的妄谈 ——评近期“左圈”名人的“文革三人谈”》，作者叫葛平，我不认识。这篇文章批评得严厉一些，从题目上就看得出来，但总体上还是属于同志间的批评。葛平把我和老郭都骂了，主要骂我们敌友不分，跟大坏蛋死右派刘海波混在一起称兄道弟，所谓“三人谈”其实是刘海波反文革观点的展示，我们俩跟刘海波的斗争不够坚定。
虽然两个批评不搭界，但内在有共通性，两位作者的立足点是相近的。而跟他们二位持类似观点的左翼朋友还有不少，所以可以说这两篇批评代表的是左翼的一个重要倾向。我写一个简单的回应，不仅是回应他们二位，也是回应这个倾向。
我不知道葛平是谁现在何处，如果有哪位朋友认识他，看到了就把本文转给他一下，让他看到。
简单地说吧，在基本观点和理论基础层面，大家都彼此熟悉，所以点到即可，一说就明白了。
一
先回应农夫兄。其实农夫兄谈的，我大体都是同意的，当然也有个别细节，我觉得他说的是错的——不去太细究枝节了。这些东西是内化在我的思想方法中的，否则也不会写出那么多被农夫兄欣赏的文章来。
之所以在讨论“国家”的时候跟农夫兄产生了这么多分歧，我想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写东西，我指的是印成铅字的，在表述上是克制的，出发点是进行分析，力图把一团乱麻理清，把表象下面的真实逻辑呈现出来。在这样的文章里，我不是在表达我的观点，但在分析的展开中是可以看到我的观点的，因为没有立场和理论方法，分析也没法展开。也就是说，我谈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辩证国家观”，不是我自己对国家性质的判断。我谈，不表示我认为“辩证国家观”就是好的，只是因为它现实地存在着，我要把它概括出来，而且指出，这是中国人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模式，自由主义那套不好使。对此，建议农夫兄也看一下项飚的《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体会会更深，我在文中表达的观点深受此文的启发。怎么说呢，我写这类文章时，自我定位更像一个“社会科学家”，——打引号是因为我不是，就是那么个意思，——而不是简单地表达好恶。
“辩证国家观”，就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你同意不同意，它就在那里。老百姓普遍的看法是，中央的经是好的，被地方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这是我对客观现实的抽象概括，不是我的看法。注意我原文的这两句话：“这一转型意味着国家从意识形态的发动机转变为基础性规则的提供者，国家内部的政治辩论基本上消失了。如果说还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各级国家机构在发展的层面进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内部的张力依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性质，从过去的政治层面的分歧，变成了利益的分殊。”以及，“中央政府并不直接面对老百姓，而且随着财力的增强，有能力推出改进福利的政策，所以有可能在老百姓面前展现开明和仁厚的形象;地方政府为了贯彻发展的国策，或者打着发展的名义谋私利，不能避免地直接‘与民争利’，更多地留给老百姓负面的印象。这种不同使得人们有可能套用历史形成的‘辩证国家观’看待如今的政治，将地方政府的作为视作违反国家政策和精神的，视中央为道义的源泉和最终的仲裁者——中央政府也乐得扮演这种角色。”
我的意思是清楚的，过去中央(其实是毛主席)和地方(其实就是毛主席之外的体制，也包括中央)之间的张力是政治性的，是关于路线的，而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已经没有政治性的差别，只有利益的差别，但老百姓会将过去形成的对中央地方关系的认知框架，套用在今天的中央地方关系上。
印铅字的文章之所以以大家看到的方式来写，还有个原因，就是得把话说了，又得能发出来，说太直接了，就发不了，所以我讲的比较隐晦。农夫兄的大段批评，比如“事实上从群众越级上访的结果也可说明，并非是所谓的中央的好经被下面念歪了，只须惩治歪嘴和尚，而不去怀疑经的好坏”，是冤枉我了。我当然不觉得中央的经都是好经。关于今天的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我在其他地方都有更直白的阐释，其实这里也说了，中央和地方只有利益(这里的利益就是利益，不是农夫兄说的那种宽泛的利益，什么路线之争也是利益之争)的分殊，但因为说得太绕了，可能把农夫兄也绕进去了，很多批评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之上。但我不得不这么表述，被逼无奈，其实我喜欢简单粗暴地说话的。
我在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老百姓对过去的国家认知框架的套用。这种套用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的。可是虽然不对，这种现象也存在，它的存在使得今天的国家透支历史积累的信用(红利)得以可能。而透支完了的那一天，可能就是社会出大问题的那天。这些都是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即便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改造，也要搞清楚现实是什么，对现实没有准确的判断，就没法分析，更没法改造。
对于当前的国家性质，我跟农夫的判断没有什么大区别。但这不能替代老百姓的判断。我做的是把这种普通存在的国家观抽象出来。
第二，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合适：我比农夫兄(以及很多左翼同志)更注重现实感。也就是说，要清楚我们今天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任何讨论都不可能脱离开对现实的观照，对现实把握不准，谈论起来就难免跑偏。农夫兄对我的这篇文章有误解，为什么会产生误解呢?我觉得跟现实感出了问题是有关系的。
农夫兄一开头就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分别是什么。这些我都知道的。可是，今天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呢?由此而来的问题，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分析工具呢?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了，虽然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国家，但当前还不能消灭，反而要强化国家作为专政工具的作用，为消灭国家创造条件。注意，当时的历史条件是新民主主义，已经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在，而且那时的新民主主义是明确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消灭了。在那时的条件下，如农夫那样思考国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今天呢，不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回来了，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也回来了，历史又倒退了，新民主主义都没保住，基本上退到旧民主主义了。今天，最紧要的任务是保住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也就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讲历史阶段的。基于对现实的把握上，要区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也可以叫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我以我的那个方式谈国家，是因为当前最紧迫的危险是国将不国。我为什么说“提出以上问题是为了未来长时段的稳定计”？因为国家很可能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把阶级分析贯彻到底，其实有点奢侈了——这不是丢掉阶级分析的意思。
抗日战争的时候，解放区是不搞阶级斗争的，也不没收地主土地，更没有搞社会主义，这也不能说明毛主席就放弃了阶级分析吧?
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不能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就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用。那样是要出麻烦的。如果一顿吃仨馒头才饱，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保住第一个馒头，是要解决饿不死的问题，这个时候不能有吃着第三个馒头时的心态。
很多左翼都有这个问题，把活的理论变成了死的教条，脑子里只装着阶级问题，好像世界上只有阶级问题，别的都不重要。错了，还有更基础性的问题，那就是国家的生存问题。我这么说，仍然不代表我放弃了阶级分析，要解决国家面临的生存危机，必须有阶级视野，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才能真正拿出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毛主席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眼光，连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也无法取得，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他不会实行只有在社会主义时期才能实行的策略。很多左翼的朋友，包括农夫兄，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忘了今夕何夕，把理论变成了教条。
我不知道我说的清楚没有。也许以后我会找个机会更系统地阐述一下。
前些天跟几个青年学者聊天，一个问我，为什么毛主席当年没让张春桥接班，明知道邓小平会怎么干，还是留着他。我说，留着邓，是为了留一个能控住局面的人，虽然会变修，但国家不会分裂，不至于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几个人都对此表示大概同意。
政治，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讲讲马列的可以了的。张春桥讲这个的水平多高啊，可是他要是接了班，是控不住局面的，连新民主主义的成果可能都保不住了。我们不能当那样的左派。
有不少人骂我，当然也有人夸我。右派刘海波说，北方是左翼里难得的聪明人，他这话在他微博上挂着，有据可查。类似的话，左翼里也有师友讲过，但他们口头上的，我就不敢报名字了，免得他们不认账。聪明，这是我最喜欢的夸奖的话。要聪明，首要的意思就是不能死抱着教条。
第三，农夫兄在《反思》中总结说，“这篇文章实际上偏离了作者原来坚持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也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令人惋惜。同时这件事还告诉我们，坚持马列毛主义必然要实行与非马列毛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彻底决裂，用资产阶级理论话语那一套，是不可能揭示出马列毛主义真理的。”
前面我已经说了，我没有放弃阶级分析，重要的是阶级分析方法怎么运用。此外，这里表达的要跟马列毛主义之外的“错误观点”彻底决裂的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要博采众长。
我自己只自称是毛主义者，不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列只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不能简单地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的发展什么的，毛泽东思想要复杂得多。农夫兄是一种思潮的代表，马列毛并称，就是完全把毛纳入马列的脉络。刘海波是另一种倾向的代表，觉得马克思一点也不重要。这两边都是我不同意的，都是我的辩论对象，也都是我的朋友。
党和国家不得不树立意识形态，是管理的需要。但个人思考和讨论，不能划一个意识形态的线。总之，就是不能教条化。
二
再答一下葛平，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
刘海波或者说刘海波那样的右派是敌人，还是朋友?基于我前面说的，答案是显然的，是朋友。刘海波是高度强调自主性的，是坚决同一切汉奸买办倾向作斗争的，现在都退回到旧民主主义时代了，他这样的右派怎么不是朋友呢?
另外，刘海波并非不支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只是太实际了，他不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干脆退而求其次，他的逻辑是，如果追求更高目标，得到的是更糟的结果，那干脆不要追求了。他反对文革也是这样的理由，他认为文革的逻辑是必败的，文革的失败也印证了他的逻辑。如果文革成功了，那么他也会认同文革的，社会主义建成了，他也会支持社会主义的。其实在“三人谈”里面，他是有承认社会主义和文革的成果的地方的。
总之，即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海波这样的右派，也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葛平其实犯了跟农夫兄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太左了。再重复一遍，别忘了今夕何夕，也少做真理在握的姿态。这样的左翼朋友很多的，让人头疼的很。
好吧，就说到这。这是个很随意敲下来的帖子，不算一篇文章，有表达不妥的地方，也不要跟我太较真，如果表达了我的基本看法，那就可以了。
本文原题：李北方：今夕何夕？——答两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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